代课 30 年仍是编外教师
插图作者/宋 溪 “1984年以前进校的能入编制，之后的一律要被清退”“我从上小学那会儿就盼着以后能当老师，觉得这职业特神圣。”1986年，19岁的林虹从幼师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五环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担任学前班老师。“学校其实就是在一座破庙的基础上改造的，只有几间平房，连教室的木门都是朽的，推的时候不敢用力，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弄散架了。到了冬天，还得自己生火取暖。”虽说条件艰苦，但林虹很知足，“不管怎么说，当教师的愿望算是梦想成真了。”
正式入职前，林虹得知自己不能马上解决编制，她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前些年进校的老师都分批转正了，想着自己迟早也有这么一天。”在当时，编外教师身份并没给她带来太多困扰，作为乡管学校的教师，她每月从乡教委领工资。“那会儿乡镇企业办得正红火，我们的收入也就有保证，基本工资按学历开，跟工人待遇差不多，还挺好的。”
林虹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学期，她被换到了新岗位。“元旦开联欢会，让老师每人都唱首歌。原本教音乐的老师居然没唱出来，我随口唱了两句，领导觉得不错，就让我从下学期开始改教音乐课。”
上个世纪80年代，音乐课对乡村小学来说还是稀罕物。有些音乐知识基础的林虹，恰恰填补了学校在这方面的空缺。“之前在幼师学校学的钢琴、声乐和舞蹈，都能派上了用场。”作为全校唯一的专职音乐老师，林虹不仅承担起一到六年级的所有音乐授课任务，还要负责指导合唱队和鼓乐队排练。“排练往往都是在放学以后或者周末，没有加班费，但我特享受这个过程，觉得很充实。”
这样的工作一晃就是5年，可林虹不但没能等来期待已久的转正，反而被突如其来的政策夺去了饭碗。“按规定，只有1984年以前进校的老师能入编制，之后的小学代课老师，一律要被清退。”
“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元，而我每月领到的只有六百元”
正当林虹为此事一筹莫展时，机会意外降临，“乡教委找到我，说初中其实也缺少音乐老师，况且暂时不受政策限制，倒是可以试试看。”林虹大喜过望，很快按照乡教委的安排到了某中学，“经过这么一折腾，反倒因祸得福，升格成了中学代课老师。”在那里，林虹继续干着教音乐的老本行，还做了5年团干部。在学校的资助下，她还专门到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学习指挥。
林虹尽管在工作中如鱼得水，但还是觉察出形势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94年《教育法》正式实施以后，要
求初中老师必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再加上学校陆续招聘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对我来说也是种无形的压力。”
1995年，林虹开始了为期3年的大专学习，“每天都在师生角色间来回切换，下午刚从这边讲台上下来，就得马不停蹄地直奔公交站，赶到那边的学校听晚上的课。那时候郊区车少，四五十分钟才来一趟，中间还要倒两次车，单程起码要两个多小时。”最晚的一次，林虹回到家已经是半夜12点，独自走在漆黑小路上的恐惧，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只可惜，林虹的努力还是没能让她逃过又一轮清退风波。“1998年有了新政策，要求清退所有代课老师。”别无选择的林虹只好离开讲台，被调整到学校档案室，进入长达近7年的“蛰伏期”。
林虹在漫长的等待中，发现自己与在编老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人家有绩效工资，我没有；人家有第13个月的工资，我也没有；人家涨工资，还是没我的份儿。1999年前后，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元，而我每月领到的工资却只有六百元。”
林虹有过失落，但她还是选择将精力再次投入自我能力素质的提升。“那段时间，我对教育管理很感兴趣，也算有些实践经验，就考了专升本，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读了3年本科，之后又上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
代课老师虽然在收入报酬上与正式老师有很大差距，但是他们对待每堂课仍然尽心尽责。他们最希望的是有一天，能成为学校讲台上的真正主人。（资料图片）
“只要进不了编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2005年，清退风波终于平息。在学期末的人事调整中，已经完成进修的林虹被重新调回教学一线，“音乐老师的岗位早就被新招来的大学毕业生顶上，学校让我改教思想品德课。虽说挑战很大，但机会难得，硬着头皮也得啃下来。”
上课之余，林虹还兼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德育处职员，每天早上7点左右准时进校，直到晚上6点才忙完手头工作离开。“我的工作量比很多在编老师还大，但收入却要少得多。保底工资三四百元，一节课的课时费只有20元，班主任费每月300元，再加上年级组长费，总共下来也就两千元。原本逢年过节还会以现金方式发点过节费，后来在编老师统一改成打到工资卡里，这些福利就跟我不沾边儿了，连每月几百元的乡村教师补贴也与我无关。”
更让林虹感到无奈的是，无论付出多少，她从来没有资格参与任何考核评优和职称评定。“只要进不了编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在某中学工作了17年的林虹，成了该校唯一留下来的编外教师，但她还是没能守住这份工作。“2008年的时候，校长找到我说，由于学校不允许再私设小金库，哪怕是每月两千块钱的工资也没办法给我保证了。”
再次面临失业的林虹，并没有想过转行，因为她挚爱着教育工作。在离家10多公里外的另一所中学，她让自己的教师生涯得以延续，过来还是教思想品德课，也一样当班主任。
起初，这所中学给出的待遇让林虹很是惊喜，“虽说跟在编老师还是没法比，同样没有绩效、补贴和年终奖，甚至没有保底工资，但课时费提到了50元，班主任费也有1000元，加起来每月能有3000多元。”然而8年过去了，同事收入一涨再涨，只有林虹的工资依然在原地踏步。
经历了这么多起起落落，林虹的心态早已变得平和，“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就是对我的肯定。”作为编外教师，林虹每两年需要与学校续签一次合同。
当了30年的老师，林虹心里明白，自己终究只是个“代课”的。但面对学生，她习惯暂时收起这样的定位，“一旦站上讲台，就要对学生负责，这与编制无关。”
作为班主任，林虹所关注的不只是学生的成绩，还有学生们的生活。“不少学生都是打工子弟，家庭条件很差，有的十分困难，很多事情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遇到学生迟到，她会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有个孩子的家长是卖菜的，他的父母凌晨两点就要去上货取菜，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孩子自己管理自己，已经很不容易，偶尔来晚了，也该多体谅。”
2016年的校园开放日，林虹组织学生编排舞蹈。其中一个跳新疆舞的女生，特意为表演买了双平绒的鞋子，结果没能用上，“我知道她肯定很心疼，就把它买了过来，省得她有心理负担。其实我也穿不了，最后拿去送了保洁员。”
事实上，林虹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一家三代人住在北京五环外一套78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30年过去了，林虹由青年走过中年，正走向老年，而她的编外教师身份始终没有改变。目睹身边的编外教师越来越少的现实，林虹也有过片刻迷茫，但她还是选择不忘初心，执著地继续前行。
（据《北京晚报》/文中林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