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法律与生活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监区新接收了一名服刑人员，叫王凌，44岁，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王凌入监几天后，我就听到与他同监舍的服刑人员反映：王凌性格孤僻，从不与他人闲聊，在生活细节方面很自私，总考虑自己，常因为吃喝或劳动与他人发生争执，有时在屋里胡乱溜达，看电视时有时发呆或者流泪。听了他们的话，我决定与王凌谈一谈。

在第一次谈话时，王凌告诉我，刚接到法院判决时，他承受不了，认为自己是冤枉的，所以情绪一直不好。换到新监区的这段时间，他心里好像要着火一样，有一种要炸的感觉。剩下的刑期虽说不长了，但他真怕自己坚持不住。

通过谈话，我对王凌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他人际关系紧张，控制力差，多次与其他服刑人员发生争执行为，存在现实安全隐患。第二，他情绪低落，有较明显的抑郁情绪，同时，又有明显的焦虑情绪。第三，他自我中心表现较为突出，总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正确、客观的认知。

像王凌这样的服刑人员，在近 20年的监狱工作中我遇到过许多。但与其他服刑人员不同的是，王凌主动提出希望监区负责心理矫治工作的民警帮助他，为他开展心理咨询。捕捉到这个情况后，我敏锐地发现王凌有很大的教育转化可能性：第一，他对心理干预有主动求助的意愿，渴望有人帮他，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他思维能力较强，善于语言表达，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其他有类似心理状态的服刑人员最明显的地方，这个特质也会给后面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多便利。

作为王凌的主管民警，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于是，我主动请缨，希望监区让我对他进行心理矫治。在得到监区的同意后，我开始了与王凌的“心灵对话”。

心理实战干预

前几次接触王凌时，我感到他明显对我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主要表现为：只要我找他谈话，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如何生病发烧，如何与狱内医生发生争执。当我要说话时，他就迅速以“您先听我说”等话语岔开。总之，他根本就不想给我插话、询问的机会。

面对这种局面，我并不着急，也不灰心。根据他的情况，我筛选了“倾听”、“共情”、“积极关注”三项心理实战干预技术。倾听技术非常好地传达了尊重，尊重有助于王凌自我意识的成长；共情技术传达的是接纳，只有接纳的态度，才有利于化解对立，也就是心理干预中的阻抗；积极关注技术是挖掘王凌自身改造动力的根本方法。这些都是我在清河分局心理矫治精英培训班上学到的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我觉得这些方法对于做好王凌的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谈话中，我非常耐心地听王凌讲述，哪怕他连续说上半个多小时，我始终以身体前倾、认真关注的姿态听他诉说。在他期待地看着我时，我微笑着使用积极关注技术，捕捉王凌讲述中的正面行为，并逐一重复给他听，如“你非常详细地跟我讲述过程，希望我能明白你看到的真相，你这种态度我喜欢”、“讲述事实的过程中，你按照时间和事件发展两条线描述，逻辑思维能力强，我很欣赏你有条不紊的思维方式”等。

其实，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引导者的状态。在改造服刑人员的工作中，我发现做引导者是思想矫治取得效果的要点。引导者与服刑人员谈话时，更倾向于服刑人员表现的积极部分，倾向于来自他自身的正面线索。引导者的姿态在思想矫治中让服刑人员更愿意跟随。

我上述的“行为肯定”出乎王凌的意料，但他的表现却在我的意料之中：他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对我说：“警官，听了您对我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好像没有那么大火气了，也不那么堵了。”这时，我知道，自己在这一轮的较量中胜利了。

打开心灵之窗

在对王凌进行心理矫治期间，我从不用否定词，如“不要”、“不能”等，这些是以对对方的否定、否认、贬斥为出发点的。而有效的教育引导表达方式是从接纳对方有意义的部分开始的。刚开始与王凌谈话时，他坐在椅子里的姿势是歪着的、斜靠的，我并没有直接对他说“不许这么没有礼貌”；否则，按照他的性格，完全有可能引发对立。谈话中，我保持着自己军旅风格的坐姿，一边微笑着用手轻轻地拍拍他的腰背，一边轻轻地对他说：“坐直。”这样简单的要求，使他很安静地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

在对王凌的思想矫治过程中，我发现越关注服刑人员的正面意图，越是把交流的重点放在服刑人员“希望达到什么”、“获得什么”、“想实现什么”等问题上，服刑人员正面的表达就会越来越多。

对于王凌，我不断用积极关注技术，把正面意图描述给王凌听，如在王凌强调自己和医生之间的冲突自己有道理时，我对他说：“你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你希望用道理、规则处理好问题，能这样面对问题特别好！”这时，王凌非常认可地说：“是这样的。我希望好好解决问题。”我越是凸显王凌的正面意图，他就越来越多地表现讲道理、懂监规纪律等朝向积极改造的正面形象。

教育转化王凌期间，针对他有些焦虑、抑郁的现实心理问题，我主动教给他如何进行自我情绪的管理，像情绪命名、鼓励节制、识别感觉和念头等小技术，我都手把手地教给他。王凌照着我教给他的方法，进行几次情绪管理训练后，情况的确大幅好转。

一段时间后，王凌在他的思想汇报中写道：“现在我处理问题时能冷静下来思考了，自己心里的火好像灭了。通过自己主动打扫卫生，我觉得组里的人其实也不错……不管妻子做出什么选择，我都能尊重她。我也想通了，出去再也不犯罪了，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去做。”我向王凌周围的服刑人员了解他的情况时听到了这样的表述：“感觉他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冲动了”，“比以前勤快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私了”，“现在有点儿笑容了，感觉比以前合群了，能主动帮助别人了”。

王凌的转变，让我意识到：狱内绝大多数服刑人员，由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严重缺失，他们的很多问题表现与教养不够、行为技能水平过低直接相关。民警与其感慨“犯情复杂，服刑人员恶习深重”，倒不如运用心理学方法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技能训练，为他们补全基本的教养。而这，就是我们监狱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

作者简介

李永洪 现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清园监狱一监区民警，先后获得国家公务员嘉奖奖励、“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