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建：天体里有我们的存在
叶培建是中国多个开创性空间探测器的总设计师，推动了中国卫星遥感、月球与深空探测及空间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于自己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他说：“一个国家总需要一部分人做出更多的事情。”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2000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战略卫星。但这颗卫星曾因地面的控制失误而一度失去正常姿态，与地面失去信号联络。
17年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到卫星当年的这一“情况”时，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月球探测卫星总指挥顾问兼总设计师顾问、72岁的叶培建在镜头前一度哽咽：“当时我真希望那个车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卫星丢了，我无法交代……责任比命大。”
“为国家做些事情”
每当仰望星空的时候，航天人总是习惯性地寻找人造卫星。虽然天上的人造卫星并不都属于中国，但当看到那些一直在行走的星时，他们还是会感慨:“我们自己研制的人造卫星加入了星群的行列，就像天体里有我们的存在”。
作为多个开创性空间探测器的总设计师，叶培建推动了中国卫星遥感、月球与深空探测及空间科学的快速发展。但这位在深空探测建树不断的“老帅”，儿时的梦想却是航空专业。
1945年，叶培建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小学时期的他，既跑不快也跳不高，在跟朋友们玩“官兵抓强盗”游戏时，总也排不上“大王”和“二王”，只能当小兵。然而上中学后，叶培建却“跑”在了前面。他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随后被保送至浙江省湖州中学。这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算一流的一所中学。
叶培建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抗美援朝时，叶培建父亲所属的部队最早入朝。叶培建说： “父亲给我讲，在朝鲜战场我军几乎没有空中支援，只能晚上行动，美国人掌握了制空权。”父亲的经历给叶培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叶培建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1962年夏天，他却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而毕业后又意外地被分配到了北京卫星制造厂（航天部529厂）。“想搞航空没搞成，就搞上了航天。”叶培建笑呵呵地说。
1978年叶培建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两弹一星”元勋杨家墀等老前辈的建议下，1980年，他赴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理学院微技术研究所深造。
那个时候，中国还很穷。叶培建回忆道，当时他每个月的留学补助还不及瑞士发放给难民的救济金多。对于叶培建留学时的状态，瑞士一家报纸曾在对他的专访中这样写道：他从不去酒吧，也不太看电影，他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和工作上。对此，叶培建认为，自己被选派出来留学，祖国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以后要为国家做些事情。”
“挑起担子，就干吧”
在瑞士学习时，很多人认为叶培建不会回国了。然而，1985年5月，叶培建完成博士论文答辩，8月，就和夫人一起回到了心之所向的祖国。“我们这个国家太多灾多难，国家需要强大，需要有人做事情。我们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又有机会去国外留学，我们必须干。”
回国后，叶培建先是在中国航天技术集团公司五院502所参加了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设备的“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
1995年，作为技术负责人，叶培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个卫星通信双向网络，实现了中国股市交易与国际股市的同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以40万元的年薪聘请叶培建，却被他婉言谢绝。
1996年，叶培建担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让资源二号成为中国当时拥有最高分辨率、最大存储量、最大传输速率、最长久寿命的卫星，它在资源探测、城市规划、农作物估产和空间科学试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 新华社 供图2004年年初，绕月探测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那时，中国还未涉足过绕月卫星研制，但在叶培建看来，“赶上这样机会的人不会很多。所以，挑起担子，就干吧。”
叶培建是嫦娥一号卫星系统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在嫦娥一号研制实施的过程中，团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难。“过去卫星在地球附近飞，只有一个轨道，现在要让卫星从地球飞到月球，完全是两个概念。”除此之外，“全世界搞月球探测的国家，当时最小的数据接收天线直径是34米，而我们当时的天线直径只有12米。”同时，嫦娥一号的科研经费也极其有限。综合考虑后，研制团队决定立足12米的天线，尝试新方法——设计两套系统，有定向天线，有全向天线，在卫星姿态好的时候，定向天线会收到地面的测控信号。在姿态不好的时候，全向天线能保证至少有一个能接收到信号。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升空，这套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成功。嫦娥一号的成功绕月，标志中国迈出了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也是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之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
嫦娥一号完成之后，叶培建就把团队分成了两支，分别研制嫦娥二号与嫦娥三号。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成功发射。2012年，在地面控制下，嫦娥二号与距离地球约700万公里的小行星图塔蒂斯发生了一次“亲密接触”，两者最近时只有3.2公里，嫦娥二号为小行星图塔蒂斯拍摄下了照片，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近的位置拍摄到小行星的照片。
嫦娥三号研制时，叶培建已经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但他还是全程参与了型号研制工作，并对关键技术难点进行了把关。2013年，嫦娥三号披挂出征，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由此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的国家。从绕月探测，到月面着陆，中国航天人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2017年8月，嫦娥五号将会奔赴海南文昌发射场，11月底前后发射，这也被认为是今年中国航天最大的看点。嫦娥五号将会完成月球表面自动采样、月面起飞、在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携带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等任务，这都是中国探月史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突破。任务的完成，将会标志着中国无人探月“绕、落、回”三步走的目标全部达成。
嫦娥三号“奔月”前测试：科技人员在试验场内进行月球车爬坡测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供图 没有“差不多”
在叶培建的心中，航天成果是比自己还要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责任心，事情是干不好的。”所以在他看来，做事只有“行”与“不行”，没有“差不多”。
当年，研制人员对嫦娥一号进行伽马谱仪的测试，测试中发现某个参数发生了变化。但研制人员认为这不是关键参数，所以接下来修一修、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因而就没有上报。但现场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叶培建的眼睛。“从正常值变得不正常了，那就说明设备肯定是有问题了，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卫星？”叶培建说，对航天人来说，如果做100次试验，99次成功，有一次失败了，那要问为什么失败。“进度很重要，但进度一定要服从质量，有一点疑问都不行。”
在嫦娥三号的研制过程中，叶培建团队假定了200多个故障。“都进行了风险分析，全部都有预案。”叶培建说，有些故障发生后没有长时间来仔细考虑，必须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及时实施。比如嫦娥三号的着陆，“下降的过程总共不到20分钟，如果发生故障，我们几个人再商量商量？那不行。”如果万一发生了预案中没有的情况，并且时间还允许的情况下，就来得及挽救。“飞行器飞行时，地面也有一套装置，在一比一运行。这时，就要利用地面这套设备，赶快来模拟这个故障。”
也是在这种充足准备的基础上，研制团队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嫦娥一号这样一颗全新卫星的研制，从嫦娥一号至嫦娥三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不要让后人怪我们”
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之后，叶培建还分派一部分人去搞火星探测。而在嫦娥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团队还做了一个“备份星”，时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在发射前问他“备份星干什么用”。那个时候，研制团队就已经想到了探测火星。
2016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中国火星探测任务正式立项。宣告立项那天，叶培建特意“穿上西装，系上领带”。对于接下来的火星探测，叶培建表示，中国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将于2020实施发射，按照“一步实现‘绕’‘落’‘巡’，二步实现采样回”实施。国际上第一次火星探测一般“绕”与“落”是分开的，但中国若一次实现“绕”“落”“巡”三个目标，“就能一步走进比较先进的行列。”叶培建说，“同时，我们也在继续论证下一步的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以及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