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尽管300万元险些被骗；尽管2万美元合同款到不了账急得在深圳写信；尽管年底又来了一个100万元的物价局罚款；尽管身体出现了各种症状，头晕、多梦、尿频，接着是失眠，日夜脑子停不下来，闭着眼像睁着一样，就算睡着了一小会儿也会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住进了海军医院；尽管在海军医院被确诊为神经系统紊乱，美尼尔综合征，但这一年算下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三年前下海时他曾向周光召院长夸下海口，说三年之内要把生意做到200万元，三年后的今天做到7000多万元，光向政府纳税就是347万元，更不要说固定资产已达400万元，流动资金550万元。想到这些，病榻上的柳传志又心潮起伏起来，他本想好好休息，不想公司的事，但脑子根本停不下来，不要说闭眼就是睁着眼也全是公司的事，柳传志自称这是自己“非人”现象之一种。
r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柳传志不能不想，即使躺在病床上头晕目眩也得想。他不想谁想呢？别人想了又有什么用？想是柳传志的命；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联想的历史，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产生不同的结局。无疑电脑或围绕电脑肯定是未来公司的大方向，“非人”柳传志很清楚，一种选择是显而易见的：继续推广汉卡。但市场毕竟有限，且汉字软件系统正在开发，“汉卡”的终结是迟早的事；二是开发自主品牌的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而且也暂时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建立销售网络，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创立自己的电脑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
r病床上的思维往往特别清醒，特别清晰活跃，较之办公室更有一种透明的冷静的东西。病不会使人脑子发热，更不会让人绝望，某种意义上说医院正是希望之所。不然你来医院干什么？有时，有些重大决策在医院进行反而更好。事实上这次住院也的确为柳传志平添了一种“超人”的东西。因为差不多正是在海军医院这些日子，柳传志形成了后来被证明极正确的联想“三步走”的战略。人就是这样往往是绝处逢生，而绝处“生”出来的东西往往特别有生命力，日后也往往特别强大，以至会长成与原来自己基础不相称的大事物。
r柳传志一方面曾萌生退意，一方面又生出了新的东西，看似矛盾却是一个天然的统一体。柳传志的想法是，第一步：在境外比如在法国，办一家贸易公司，比如叫“法国联想”，这样，可以获得在国内无法获得的代理资质（那时国内实行“代理许可证”制度，只有一些国营大企业才有此权利，中关村民营公司多是与境外合作才能拿到货，或者走私，“两通两海”的信通就栽在这上面，金燕静锒铛入狱，让中关村太多的靠所谓“走私”赚钱的公司一时风声鹤唳），而过去与境外公司合作代理，通行规则是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自己境外办公司，自由控制订货渠道，就能把那15%赚下来。
r柳传志的第二步战略是，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电脑的整合行业，在此基础上开发自己的电脑；第三步是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个清晰的蓝图，能有这样清晰的蓝图在纷乱的市场可不容易，所谓雄才大略，至少大略是指这个。三十年，中关村的大多数公司都消失了，长胜不衰的有几家？做到联想这样的全球公司又有几家？
r“大略”的三步走的第二步最关键，最富谋略，体现了柳传志的敢想，敢干，敢以蛇吞象的气度与野心。多年后柳传志兼并IBM并非没有“前科”，事实上这第二步就是一次蛇吞象的经历。
r1987年的秋天是好秋天，哪年都好，但是那年似乎特别好，柳传志出院不久，再次南下来到深圳——境外电脑荟萃之地，回到北京的他带回三款电脑，交给总工倪光南领导的科研小组测试。研究人员一致认定其中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机质量最优，价格也便宜。
r柳传志决定离开IBM，和AST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不是柳传志不喜欢IBM，太喜欢了，但那时还不敢想吞IBM，但想到了吞AST。当他拥抱AST时，就已经打定主意，未来取而代之，美其名曰：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进。
r注册了香港联想，联想很顺利且再无障碍地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倪光南给AST电脑配了联想汉卡，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大行其道，时常脱销。AST在美国原只是一家小企业，因为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当时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很高。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20世纪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
r1989年，总工程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一间狭小的实验室里埋头设计联想自己的“286样机”，与三个助手一起熬夜，希望继汉卡之后再创辉煌。倪光南小组将AST电脑差不多研究透了，自己的“286样机”准备在市场上一试身手。那时个人电脑在美洲、欧洲、大洋洲，甚至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的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已如雨后春笋，柳传志必须加快步伐。柳传志把战场选择在香港，用1000万港元收购一家香港公司的股份，以这家公司为生产基地，开始主机板的设计和制作，决胜的制高点是“微机主板”和“整机组装”。主机板是微机内部包含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的电路板，其复杂性在于，它包括了计算机内部几乎所有重要的部件：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显示卡，以及一套总线和接口。倪光南迷恋硬件，设计板卡正合其胃口。
r香港联想的负责人吕谭平与倪光南磨合得不错，倪光南最初不愿使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的元器件，喜欢用美国件，吕谭平就耐心告诉倪光南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还有一次，吕谭平对倪光南说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最便宜的元器件做到最好才算成功。作为商人，吕谭平让倪光南明白，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极限，如此才可保持利润的最大化。研究用的元器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和原理正确就足以开发出新品。只要产品保证质量，用户觉得满意，便算是成功。倪光南设计板卡时，问题自然是接连不断地发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测试，这是太正常的了，而正是倪光南与吕谭平一起制定了联想QDI（板卡）的第一个测试标准。
r与此同时，AST看到联想把汉卡插在自己的机器上也挺高兴，AST把联想当作最可靠的伙伴，深信自己当初把中国市场的独家代理权交给联想是难得的明智之举，以至不惜牺牲其他销售渠道。对于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南北两个联想珠联璧合的垄断货源的行为，AST听之任之，甚至觉得再好不过。在AST看来只要把AST微机卖出去就OK，却不知道柳传志这个病床上的合伙人雄心勃勃地已暗地张开大嘴，吐出“信子”：柳传志正在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投入1350万元用来开发“联想电脑”。
r当然，即使AST知道了联想在干什么，也不会把联想电脑当回事，因为两者相比太不成比例了，它不会相信联想电脑这条小蛇会吞了自己这头大象。大象从来是自信的，而且有理由自信。大象与蛇究竟差在哪儿呢？差在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差在一个没思想，一个有思想，还特别敢想。
r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新落成不久的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柳传志在会上告诉他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已经过亿元，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元，有360名员工，16个子公司，2个研发中心，3个生产基地，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最重要的是，联想已设计出自己的电脑品牌联想286。成立大会事实上也是一次誓师，誓师之后倪光南研究团队设计出的286电脑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
r1990年3月，“联想286电脑”通过检验，并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000台的生产许可。已经掌握了AST电脑市场控制权的柳传志这时候环顾左右，决定开始行动。这一天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柳传志把公司所有的销售人员集合起来，由李勤副总经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推销AST286的机器，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
r这像是一次揭竿而起的举事或起义，凡举事或起义都具有保密性质，柳传志、李勤的高层决定也有这个性质。过去大多数习惯了销售AST的人不知怎么回事，有的面面相觑，有的一脸茫然，有的觉得大势不好，只有少数知道秘密的人小声地交头接耳。
r李勤接着说：“我们只留一小部分继续支撑AST，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电脑的生产、采购和销售……大家放心，我们的联想286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甚至超过AST微机……”李勤说完这话，本来有些犹疑的销售人员这时一片欢呼。事实上联想是在搭AST的顺风车，是金蝉脱壳。那次会开了四天，是联想销售历史上少有的长会，因为要统一思想，统一战略，改旗易帜。市场习惯了老产品凭什么接受新产品？凭的是联想286的运行功能与AST的286不相上下，而价钱更加便宜。
r但便宜多少好呢？这事得好好商量商量。
r四天的会，柳传志一天不落地参加，认真听取各方意见，自己也拿出意见但像一般意见一样经受讨论。大家的共识是，那时中国没有别的优势，只有价格优势，四天的会不仅为那一次“易帜”定下了制胜理念，也为后来联想一路攻城略地定下了理念。会议结果是，先有一个过渡期，不能一下把AST丢了，稳妥起见自己的机器做好了，AST这块肥肉也没有丢，为上局；自己的做好了，AST丢了，为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反而把AST丢了，是下局。稳妥，缜密，大胆，始终都是柳传志行事风格，这一风格也渐渐传染给整个高层，成为整个公司的一种风格。一个公司像一个人一样，这个公司就成了。联想286电脑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最后一阵子，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便和十几位同事一清早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3月份汉诺威的国际博览会，就会损失半年时间。
r汉诺威国际博览会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国际博览会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联想携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信卡参加了交易会。在电脑厅，联想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优越，价格低廉，为期10天的博览会降下帷幕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联想电脑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电脑2073台，主机板2483块。
r1990年5月，公司将200台联想286送到全国展览会上，一炮打响。一个星期以后进军北京计算机交易会，拿到12478 568元的订单，在220家参展的计算机企业中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期间柳传志在公司迎接了美国DEC公司副总裁一行，美国客人对柳传志６年来的成绩啧啧称羡，柳传志却不敢得意，只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欣慰，一种对自己的感动。他知道，公司做成了，有了方向，有了自主品牌。但它只是块基石，想成为联想大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r手记九：所有的影子
r柳传志说，从《毛选》四卷学到的，多于从《孙子兵法》中学到的。在融科资讯联想控股全景视野的办公室，柳传志如是说。无论空间、时间还是话语本身都让我感到多少有些惊讶，有种穿越多种时空之感觉，本来有些恍惚，但又瞬间理解。因为我也是读过《毛选》的，那个年代“四卷雄文”谁没读过？雄文中有关三大战役的部分对于小时喜欢打仗的我，是最迷人的部分。三大战役的军事思想举世公认，柳传志当年躺在海军医院构想联想“三步走”战略，显然得益于《毛选》四卷。《毛选》第五卷是后来的事，已经粉碎“四人帮”，之前更长时间是“四卷雄文”在手。所以时间虽有些恍惚，但立刻穿越，并心明眼亮。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人能从中得到馈赠。的确，从柳传志身上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影子，而他在影子的中心，统率着所有的影子。
r联想的创业历史，像许多历史一样，可以说危机重重，九死一生，同样它的每一次进步却又都是在战胜了最严重的危机后取得的。联想最困难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时候，往往又是最敢想的时候。困难，危机，事实上刺激了想象力，梦想力，柳传志在病床上之时，甚至在萌生退意之时，“三步走”的构想也在诞生，梦想借鸡生蛋，取而代之。这看似矛盾，却又符合危机心理机制，即梦想机制。没有最大困难哪儿来最大梦想？困难是梦的温床，有太多的困难证明有太多的梦，“联想”是梦想的近邻，虽一字之差仍提示着联想、柳传志是一系列梦想的产物。三步走当初几乎是白日梦，但回过头看这是怎样宏大的梦？精准的梦？据说哈佛大学攻读MBA的学生，要在两年中学习几百个案例，联想便是其中之一。
r同样，我也非常欣赏凌志军对联想的评价：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掌握了与旧体制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体制中的弊端周旋，一点点地摆脱桎梏，走向新的世界。
r1962年8月的一天，晕头转向的王永民坐火车到了北京。这个农村娃考上了炙手可热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南阳没有火车，他只能坐汽车先到许昌。那天到许昌时已经是下午四点，火车是第二天早晨七点出发，中间有十二个小时。王永民也从没到过许昌，哪儿都不敢去，在火车站摊了张报纸席地而睡。这之前他甚至没见过火车，没见过城市、楼房，对远方有梦想又紧张不安，不知北京啥样。王永民以一个农民的目光懵懵懂懂、眼花缭乱地到了北京。
r王永民住在中科大宿舍楼7楼421房间，找到中科大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了，找到具体房间更不容易，房间都是相同的。王永民慌慌张张端着茶水瓶子去开水房打开水，回来以后坐到自己桌边，突然发现自己的行李不见了，什么都没了，不禁大惊失色，仿佛做梦一样。这怎么可能呢？在家乡绝对不可能，这城市怎么这样？他大惑不解，不知道为什么。他掐自己，感觉自己的确存在，但房间又让他生疑，生幻，房间根本无法证实他的存在，因为他的东西没了，东西是他的存在，但房间否定了他。他又不敢乱动，怕出去了连这房也找不回来。直到有人来，告诉他这是８楼不是7楼，他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走错了房间。
r这件事让王永民刻骨铭心。这种经验与智力无关，生活在乡村的人，往往是有“初心”的人，而还有什么比初心更保有一种对事物的敏感甚至是过度敏感呢？但敏感又是许多事物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初心是一种难得的天赋。当然，也是痛苦的天赋，有人始终走不出这种痛苦。
r许多年后，历经世事沧桑，王永民回到生活的原点——南阳。经历了“文革”离乱，一事无成后，几乎宿命地回到原点，回到了初心。当然，此时已不是原来的初心，而是经历了二十年的初心，初心虽伤痕累累，但依然单纯。
r王永民当年在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无线电激光专业，在四川工作多年一直与科技多少有些关系。后来回到老家南阳，感觉自己这辈子算回家了。在老家南阳他在地区科委工作，负责一些具体项目，就是一个小公务员，看起来一生也不过如此了。与上大学时的雄心相比，判若两人。有时虽然还回忆一下当年的老师，如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马大猷，但已如消失的梦一样。
r时值1978年，日本人发明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很流行，南阳也引进了一台，但这台机器有个不小的毛病，汉字输入时不能校对，一出错就得重新照相制版，非常麻烦。怎么可能不出错呢？不断地出错，于是地区川光仪器厂花9万元做出了“幻灯式”键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负责这个项目的王永民觉得这个“幻灯式”键盘有点可笑，便问川光仪器厂的总工程师：谁能记住24个幻灯片每个胶片上究竟放的是哪273个字，你的姓在24个幻灯片中的哪个胶片上？虽然是平静的发问，但也正因为如此，总工更感到一种仿佛居高临下的压力。总工被激怒了，将王永民列为川光仪器厂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下了逐客令。
r键盘这事很具体，以王永民中科大的背景对此同样有点居高临下味道，在王永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王永民要解决键盘问题，问题事实上并不在键盘，而在首先要找到一种好的输入方案才行。
r王永民的想法得到科委支持，因为好像也不是什么重大的科研项目，所以只批给三千块钱。王永民跑到上海、苏州、杭州的科委情报所，翻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当时能够看到的输入法有王安99键的三角编码法，而大键盘则是各种各样，有单字的大键盘，也有主辅键的大键盘——一个键上有9个字，这边有9个辅键用来选字，这个方案当时比较流行，中国科技情报所用的就是这种主辅键方案。王安的方案是拼音，但音读不准，且不认识的汉字怎么办？
r王永民由浅入深，发现一方面这根本不是一个小问题，往大处说这涉及汉字革命，另一方面他直觉认为自己这方面能有所作为，仿佛命定一般这问题属于他。王永民找到了《英华大辞典》的主编郑易里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两人相谈甚欢，谈及了拆字，编码，输入，仿佛谈论着某种武功秘笈。这次晤谈王永民收获甚大，使自己过去的科学背景融入浩瀚古老的汉字领域，同时又始终有着科学的目光，科学的思考，这非常难得。这位中科大的高才生直到此时才感到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的曙光。是的，这曙光不是每人都能有的，或者说能碰上的，因为某种意义它来自每个人的自身。他甚至把郑教授请到南阳，让郑教授住进了南阳最好的宾馆。
r郑易里教授汉字编码是94个键方案，有一张字根图，王永民就地取材，雇了十几个小姑娘，把《现代汉语词典》中的11000个汉字全部抄到11000张卡片上，根据字根图编码。编完卡片一检查，竟有800对重码，而且，该方案还要分上下档键，等于188键。这非常失败，根本无法操作，但这次失败并非没有意义，就像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王永民彻底了解了汉字，并且知道方向是对的：一切的关键是压缩键位。王永民告别郑教授，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r经过日夜的艰苦努力，沿着确定的方向，138键、90键、75键、62键……1980年7月15日，王永民把键位压缩到了62个，重码只有26对！至此，王永民已接近成功。1980年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一个汉字编码会议，王永民在会上公布了62键方案，引起会场轰动，被评为国内最好的四个方案之一。
r编码做好了，王永民开始着手集成电路。画电路图，电路机壳设计，这些是王永民的强项，多年没一试身手了。1981年王永民的键盘设计好了，并且通过了鉴定。但将要投入使用时，发现键盘缺少编辑功能键。设计功能键，这完全是另一种思路，颇伤脑筋，即使设计出了还得匹配对接得上，焦头烂额的王永民一天幡然醒悟：为什么要自己做功能键，如果能用原装键盘上的功能键该有多好？以前，只想着怎样把标准键盘上的功能键搬到汉字键盘上来，现在为什么不能把汉字搬到标准键盘上去呢？
r这是个重大思路！又是一道属于王永民自身的曙光。
r有些曙光你不走那么远，是看不到的。
r王永民站在了前无古人的地平线上，那时身后也无来者。标准键盘中间有48个键可用。62键和48键也不过就是一步之遥，王永民想：如果能把62键变成48键，那么，就可用电脑标准键盘了，就用不着费尽心力设计什么新的键盘了。键盘的路走到头了，而许多人还在路上，因此也只有王永民这时候能够幡然醒悟：放弃设计键盘思路，就在原键盘上做文章。
r试问，如果不是到了62键，只差一步之遥，王永民能做此想吗？
r62键方案变48键方案首先要解决重码问题。王永民找来0号描图纸，横向排150个字根，纵向排150个字根，第一位的编码字全都填在第一张纸上，第二位的编码字填到第二张纸上，第三位的编码字填到第三张纸上，然后把三张纸摞在一起，放在玻璃板上，下面用六个日光灯照射……这样所有的GB字谁和谁重码，谁和谁不重码，谁和谁相容，谁和谁不相容，谁和谁相关，谁和谁离散，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改动一个字根，要把一万来张卡片全翻一遍，而使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能知道：哪些字根能放在一个键上。
r实现了48键，王永民又做成了40键。
r接着又向终极的26键冲刺……
r1983年8月28日，王永民发明的《二十六键五笔字型汉字编码方案》创造了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的奇迹。9月2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发明。
r发明成功了，推广又得从头做起，从零开始。这本不该是王永民的事，他的任务就是发明，但王永明又一个人上路了。王永民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怕从头开始，从初心做起。1984年，王永民带着一台PC机来到了北京，在CC DOS作者严援朝的帮助下，将王码五笔字型移植到了PC上。王永民在府右街135号中央统战部的地下室7号房间，一住就是两年。一天七元房钱，他都出不起。但是推广五笔字型必须在北京，推广的方法是一个部委接一个部委讲五笔字型，虽然不少部委在自己的机器上移植了五笔字型，但大批人员需要培训。王永民到处去讲，免费讲，谁要他去他都去，中午有饭去，中午没饭也去；讲三天行，讲五天也行。又是一颗“初心”打天下，住在北京府右街135号地下室两年，王永民一共100多次到有关部委、大学推介自己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正当王永民在地下室受穷的时候，DEC掏出20万美元购买了五笔字型专利使用权。1987年3月6日，王永民从地下室搬到了中关村远望楼宾馆，王码电脑公司成立，同年五笔字型获1987年中国发明展金奖。1992年，王码公司收入达到1000万元。
r而王永民初心不改，依然经常打的上班，保持着乡村朴素本色。
r1994年4月的一天，王永民打“面的”到位于中关村试验区大楼的公司上班，当司机得知王永民是去王码公司时禁不住跟王永民聊起来：王码公司可有名了！王码是上亿元资产的大公司，公司的老板坐的是凯迪拉克。王永民问司机：你认识吗？司机回答：我不认识，只听说是位河南来的发明家，很有本事。
r王永民告诉司机：我就是王永民。我没有凯迪拉克，一辆桑塔纳开了6年，大修去了，我常常打的。怕司机不信，王永民用的是正宗河南乡音，北京的面的司机见多识广，看了王永民一眼，明白是开玩笑，没太当回事，也没反驳，只说您真逗，说话声音还真像。王永民却是认真的，递过去一张名片。北京的面的司机就是这样，为人痛快豪爽，一扭方向盘，立刻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双手握住王永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做梦也没想到我这面的会拉您这样的大老板，拉的真是大老板，大发明家！
r司机没有开玩笑，虽然他爱开玩笑。第二天，这位家住石景山的司机带着老婆孩子到王码公司，还带来一封信，信中还夹着10元钱。他在信中说：尊敬的王教授，您是名人，您还坐面的，真了不起！您使我改变了对有真本事人的看法。10元车费还给您，我永远记住您，向您学习！
r王永民的初心同样得到了最普通人的回应。
r感动了别人，更坚信了自己。
r手记十：汉字精神
r五笔字型无疑是中关村的一个节点，当年，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刚刚兴起，在我的印象中，不会五笔就等于不会用电脑，电脑与五笔字型是不可分的，它们简直就是一起到来的。那时刚有瀛海威，还没有新浪、搜狐、网易，那时上网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文字处理。即便如此已觉得非常现代、神奇，当我用键盘敲出第一个字时我觉得一下跨越了五千年，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不只我一个人有，代表了许多人。当时虽然已有了拼音输入，但一点不新鲜，我觉得拼音与书写从根本上是两回事。五笔字型和我们小时候学写字的原理差不多，都是一笔一画，把汉字拆成一个一个字根，颇有点“国粹”的味道。神奇也正在这里：电脑上可以“写”出古老的汉字，这点足够神奇。
r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见到汉字的身影，可以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汉字。王永民五笔字型的历史意义在于在所有输入法中保留了汉字精神和它的原始气息（笔画），不仅如此，它还冲破了当时国内汉字形码快速输入须借助大键盘的思想束缚，首创了26键标准键盘形码输入，与西文键盘同步。很难想象今天我们使用的PC机上另配上一个汉字大键盘，王永民的发明避免了中国PC键盘的畸形。
r现在许多人依然坚持用五笔，世界上著名的微软、IBM、惠普、CASIO等公司，都购买了王码的专利使用权。五笔字型也在改进，在数字化。特别让人欣喜的是近年王码又有了新的重大创新，其发明并设计的“王码键字通”是“数字王码+电子字典+光学鼠标”三合一的原始创新，内装王码芯片，可以简繁照打能互换，汉英互译会发声，处理简繁汉字27533个，完全符合国家GB18030这一强制性标准，体现着汉字的活力，汉字的精神。
r我一直在用五笔，我清楚地知道y是一点，g是一横，j是一竖，w是单立人，从抽象的拉丁字母，到具象的原始笔画，到完成一个古老的汉字，这个综合的过程让我受益无穷，在拉丁字母“工具理性”的同时，保持了原始的感性，体认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再生能力，有时真是让人惊叹。
r多年以后的2000年，10月10日，午后，网络时代甚至可以具体到几分几秒，14:41:47，如果这时冯军走在中关村大街上，或者开着车，停在中关村邮局和海龙路间的路口等红灯，他一定会看见颐宾楼“轰”的一声消失，看到一团灰色烟尘腾空而起：颐宾楼——这个中关村早期的标志，刹那间告别了中关村。
r事实正是如此，冯军在烟尘中看到一个时代消失。
r这样的消失在中关村数不胜数，在中国也一样，许多消失让人来不及怀旧，新的消失又发生了，前几天是四海市场——四环修建，中关村消失了一大块，四海拆了，四海就在现在的四环的马路当间——现在化作一股烟的是颐宾楼。杂乱无章的四海也就罢了，颐宾楼可是一个时代中关村标志性的建筑，到中关村如果没见到颐宾楼（事实上想见不到都很困难），等于没到过中关村。
r颐宾楼建成的初期中关村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建筑，北面只有四海市场。20世纪80年代四海市场雏形已现，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四海市场除了临街最大的几个门脸被海信、八亿时空、国合电脑等一些当时的二线品牌电脑所占据外，更深的胡同里面则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盗版光盘贩子。这里还可买到收音机、音响，淘到古典音乐CD、打口带、盒式录音磁带，有些外壳还分氧化铬、金属壳，是那时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当时，四海环境很杂乱，和后来的城中村差不多，有一天这里还出过人命：一个为某品牌电脑守夜的老大爷被害，丢了上百条内存条和几十块硬盘。“冯五块又来了。”这是四海市场与颐宾楼装机老板的口头禅。那时候即使发生了守夜老人被害这样的耸人听闻的事，市场一片恐怖的神秘气氛，瘦弱的冯军也没停止每天提着键盘、机箱，穿梭于四海市场与颐宾楼之间的100多家客户。冯军根本不关心老头的谋杀案，只关心手里的键盘与机箱，之所以停下不走，是因为客户正在饶有兴味谈论谋杀案，冯军也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小小门面或柜台里的客户也有一搭没一搭看一眼机箱，说机箱不好，接着谈论谋杀案，冯军二话不说就来到另一间门店。第二天换一款再重来一遍。机箱的品种很多，有二三十种，冯军一天抱一款机箱给客户看，每天都是新的。
r一开始，流动的冯军时常被赶出去，冯军没任何不好意思，他想他们这么赶我，肯定也赶别人，他的竞争对手（提包小贩）也会被他们赶出去。有一天，他们相信了他就不会再接纳别人，这种客户他一定要拿下，一旦拿下今后维护起来省心。这就是冯军的逻辑，这是1993年。
r“看一眼，今天的最新款。”冯军将机箱杵到了老板的眼前，满脸堆笑。这家冯军已来问过好几次了，装机老板无法再不理冯军。
r“你这东西还不错，什么时候我的用户需要，再找你吧！”
r冯军不听这句中关村套话，就像对谋杀案不感兴趣一样，他站着不走。他知道，他走了就没机会了，另外，老板既然搭了话就说明有机会了。
r冯军眯着眼睛对老板说：“如果有客户要，他看不见货，他怎么可能要？”装机老板笑了，答应冯军可以将机箱放下代销。
r代销就是东西放这儿，卖出去了再给钱，每个摊子都压上货，冯军没这个钱，而且他拿货也都是先付了钱，凭什么给别人就先压着？他必须拿回现钱才可以周转。他站着不走。他说：“我只赚你五块钱。一月之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你看，我每天都来，不会跑掉的……”
r冯军的诚恳与直白是打动人的，另外主要也是中关村里没有傻子，事实上冯军的机箱与报价出现的一瞬间，几乎所有的摊位老板都被冯军手里这种既优质又优价的货品所击中。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留下机箱，留下联系方式，冯军也得到最想得到的现金。尽管对于那些“道行很深”的攒机一族来说，那点现金微不足道，但对冯军是致命的流动资金，他拿货给人现金才能拿到质优价廉的货。
r“真的，我就赚你五块，包退包换。”
r他说的是真的，这人无假，可信，没一点虚。
r每到一个摊位他都这么说，不厌其烦。
r“冯五块”的名字不胫而走。
r这是一种信念，有信念的人不是常人。尽管冯军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像他一样提着机箱、手拎键盘的人看上去毫无二致，那种满脸堆笑、谦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仍然不同。那种满脸堆笑中的平静与坚韧，别人没有。
r稍有阅历或观察的人就会发现冯军朴实的脸上写着“教育”二字，这是他那个层次的人也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们没有的，因此他的对手尽管有人学他，甚至恶意地比他卖得还便宜，只赚四块，三块，也还是竞争不过他，挤不走他。此外除了“只赚五块”，他还有与此相称的别的东西，比如每天换一款，面对同样的老板。“看看，今天的新款。”这也是他的口头禅。
r冯军是西安人，漂在北京底层，几乎与卖光盘、打口带的差不多。但事实上冯军是清华的学子，1987年自西安育才中学以总成绩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他心高气傲，不太喜欢这个系，大一时想转到建筑系，兼顾艺术创作，但是没成功。建筑系是清华顶尖的系，没转成对冯军打击很大，他不想未来仅仅做个土木工程师，未来太清楚了他不喜欢。大二的时候开始往城里跑，到有名的秀水街为做生意的外国留学生做翻译，每小时挣5美元；大三时学国际金融贸易，为出国做准备，大四时托福考了630分，却没出成国，因为交不起5万元的培养费。可以看出，整个大学四年冯军都在决绝地寻找人生与未来的出口，1992年8月冯军正式从清华大学毕业，尽管内心坎坷，时时碰壁，但在别人看来，名牌大学毕业绝对是天之骄子，他可以分到北京一个响当当的单位，旱涝保收、衣食无忧，成为一个工程师。比如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就等着他去，而且一报到就将被派到国外工作，到马来西亚，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但听到此冯军反而毫不犹豫地起身走了。这事儿撞到冯军的伤口上，冯军的父亲曾经援外8年，1992年回国不久就去世了。八年的援外，冯军日思夜想父亲，十分孤独，到头来父亲回来一病不起。冯军毫不犹豫拒绝了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
r从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出来，冯军口袋里只有26元钱，他跑到了中关村决定做个体户，从最底层干起。1992年，中关村的名声并不太好听，离“中国硅谷”的名声相去甚远，“骗子一条街”绰号倒如雷贯耳。相比于选择国企，冯军混迹于“骗子一条街”与此简直天壤之别，但梦就是这样：具有超现实超常规的特点，幸好人类有梦，否则实在太乏味太让人绝望了。没有这样底层、勇敢、大胆、决绝的梦，社会怎么可能有一种神秘的推力，哪儿有后来的冯军？是的，那时还什么都看不出来，而神秘就在这里，看出来了还叫梦或梦想吗？那时的中关村虽有一些声名鹊起的公司，像早期的两通两海，以及后来的联想，但街面上更多是贩卖盗版软件、光盘，出售水货与电脑散件的二道贩子，像个大集市。里面很多人选择这一职业并非发展中关村的IT产业，或者是挑战自己，而是因为这一看起来高端的产业，实际有很多低端的机会可以糊口。
r既然到了中关村，总得有个落脚之处，冯军租不起门脸，也租不起柜台，就在别人的一个6平方米柜台里摆一张桌子，占三分之一面积，却付给了人家二分之一钱。这个人是冯军的同学，二分之一就别说，让你挤进一张桌子已经算很不错了，生人谁会让你挤进来？那时无论在四海市场还是在颐宾楼租个摊位可不容易，有钱都租不上。有了这一落脚之处，冯军开始采货，进货，当然不能坐等散客，这样能挣几个钱？冯军虽然初入市场，但野心很大，他瞄准的是柜台，门脸，这才是他的客户，他要给他们供货，建立自己的客户群。彼时绝大多数柜台店面都在做电脑配件生意，一般键盘、机箱的利润在15至30元，由于机箱沉，不易搬运，许多店铺不愿做这样的生意，正好给冯军留下机会。冯军知道要想挤进市场只能做别人不愿做的生意，这个他不在乎。
r冯军开始给他的客户送货，每天骑着自行车，一手夹着机箱，一手握着车把，同时车后还夹着键盘，七扭八歪地避让着行人，有时一不小心撞在别人车上，即使摔倒的一瞬间还在拼命用身体保护着机箱。有时撞到人身上，使劲给人赔礼道歉，如果撞得不重，别人又看他浑身包括车上“全副武装”的样子，咒骂他两句，放他一马也就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烈日炎炎，三九寒冬，冰天雪地，冯军穿梭在颐宾楼与四海市场之间的客户中，任劳任怨。那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是冯军从一个民工手上买来的，一看就是偷的。后来业务多了，冯军不骑自行车了，也没卖，就是扔在路边上了，算是还给失主吧。除了成本，每个机箱，键盘，别人赚十块二十块，冯军坚持只赚五块，并且总有新款，慢慢地店铺老板认可了冯军，“冯五块来了”，开始人们这么说有些轻慢，但是当许多店铺发现冯军已是他们稳定的供货商，他们不再小看他。
r冯军改骑了三轮车送货，当然不是新三轮，也是一辆二手三轮车。不过这次不是从民工手里买的，民工还真没卖三轮的，而是从正经旧车行买的，这次他问心无愧。虽然用三轮车拉货拉得多了，但也有麻烦，三轮车一次可载四箱键盘和机箱去电子市场，去四海还好，去颐宾楼得把车停楼下爬楼，但他只有两只手，一次只能搬两箱上楼，剩下的就只能放楼下车上。但是没人看着怎么行？东西会丢的，顺手牵羊人们就会拿跑东西了。这可让冯军犯愁了，临时雇人看着也不放心，谁知雇的人是什么人？会不会反而一下给你蹬跑了，很冒险的，此外就算靠得住也还要多一份花销。冯军没有雇人，车到山前必有路。
r冯军把东西卸下，车锁好，然后提着两箱东西搬到能看到的地方，折回头再搬另外两箱。东西凑齐了，如是反复，再搬两箱到能看到的地方，折回头搬另两箱。就这样非常原始，将货物从一楼搬到二楼，再从二楼搬到三楼，把键盘、机箱一一送到店面的客户手中。
r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r一个人来来回回，满头大汗，浑身湿透。
r满脸堆笑，旋即赶快回望，奔向货品。
r“只有人类能这样搬东西——”
r2000年秋天的那个下午，冯军看着化作烟的颐宾楼，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他没有把车开过去，拐了弯儿。拐了弯儿脑子里还是烟尘，烟尘中还能看到那个爬楼者。
r那个负重者。不过八年时间。一切都太快了。
r中关村太快了，他也太快了。
r他应该停一停吗？但这个思绪随后就被一个写字楼内的谈判冲得无影无踪。连颐宾楼也忘得一干二净，他很快就习惯了没有颐宾楼的中关村。
r手记十一：底层的精神
r中关村历史上，早期的王洪德与中期的冯军都体现了某种力量，“王五走”与“冯五块”颇具意味地齐名。两者向度不同，内含不同。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时代人都是被计划的，人才单位所有制，不能自由流动。换一个单位首先要单位同意，然后是单位与单位之间商量，所谓“商调”。现在不同了，不同开始于王洪德，这是两通两海王洪德之意义。冯军已是受益者，完全自由，自主选择，一个人在大海中游泳。在个人生存中，冯军创造了自己的生存宝典：“我只赚你五块钱。”别小看这一句话，看起来比“五走”简单，就是一句生意经，实际包含了人性的基本准则：诚实，信任，并把这两点上升为信条，具有伦理学的基本意义。做生意必须赚钱，但我告诉你赚多少，后者让买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瞬间达成了人性原则与商业原则同体的契约精神。这并非冯军所创，中国传统小本生意一直是这样，将诚实与信用作为信念，化为人性。冯军的信念是传统的延续，最终让冯军取得了无法阻挡的成功。与诚与信必然相关的是吃苦精神，必然诞生那种劳动精神，那种在楼梯上来回一步步挪动货物的精神。
r冯军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与冯军干一样活儿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彼时中关村的CPU批发生意60％以上都由来自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把持。与这些人混在一起，让这些人认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冯军必须从里到外撕下原来的大学生的自己，让自己真正像村里人一样。刚刚打进四海市场，那些摊主，不论大小都是爷，冯军见人就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冯五块”的绰号里可以看出某种对冯军的讥笑。但冯军毕竟是大学生，正因为到了底，立于底，甚至给底部的人垫了底儿，因此他也给最底部注入了高端的东西：那就是知识，伦理，善——善是最高的智慧。
r冯军推销的键盘、机箱都是“小太阳”品牌，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的诚信，他的“只赚五块”的信条，击败了许多人，光是“小太阳”键盘每个月的销量达到3万只，占了中国北方市场的70％份额。此后，在中关村冯军是第一个将彩显、机箱、键盘品牌统一起来的人，统一都叫“小太阳”，后改为“爱国者”。“爱国者”名满天下。2008年9月25日，中国“神七”发射成功，“神七”舱里记录并存储大量数据信息的录音存储装置，就是由冯军的华旗爱国者提供的。冯军不仅以“冯五块”的精神走在大地上，还上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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