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或1986年，柳传志第一次到长城饭店参加IBM代理会，亮马桥的长城饭店刚刚开业不久，到会的大部分是官方机构，联想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两年不到的民营企业，拿到代理资格已非常自豪。柳传志记得自己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到了长城饭店，先是坐公共汽车，快到长城饭店了下来，打了个出租车，表示是坐车到的。以为有人在门口迎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柳传志后悔打了车。到了会议厅，柳传志脱了大衣，里面穿的也是父亲早年的咖啡色西装，包括领带。一切好像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三十年代，像上海滩。会间有茶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第一次看到点心可以随便吃，柳传志就忍不住了，大吃起来。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柳传志都觉得那点心好吃，不少是没见过的点心，那时完全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收购IBM，更别说做IBM那样世界级的企业的领袖。柳传志记得那时IBM虽有中文环境，但非常不好使，不适应中国的办公环境，那次会上他向IBM高管推荐联想汉卡，对方极其傲慢，你为他好，你是在帮助他，看上去你倒是在求他。
r大公司就是大公司，高山仰止，你能傍上做一个小小的代理就不错了。但柳传志这点好，承认对方的实力，尊重甚至崇敬对方的实力，没二话，但同时也把自己做好。每一次感到对方的傲慢，柳传志都在心里增加一分决心，一种意志，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
r柳传志1944年生于江苏，童年随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进京，在达智桥一所小学读书。达智桥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清朝以前达智桥本不是胡同，而是一条河沟，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1898年达智桥是“公车上书”的地方，是年康有为在达智桥的松筠庵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万言表”，即“公车上书”，堪称中国现代史的开始。1966年柳传志毕业于西军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改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中国有两大军事学院，一是哈工大，一是西军电。毕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第六研究室。“十年浩劫”，柳传志几乎荒废了科研，所幸倒是读了一些书，1976年四五运动，他在天安门写过东西。中科院有个109厂，在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打出了四块大石牌，书有“自有擒妖打鬼人”，影响颇大，后来科学院广播这是反革命事件，到109厂抓人，并且派了工作组。派了工作组就是审查，揭发，抓人，说石牌如何反革命，如何猖狂。计算所也派驻了工作组，也要抓人，“四人帮”黑云压城城欲摧，那种情况下，柳传志却不可思议地用左手给109厂的人写了封信，就一句话：“我坚信，擒妖打鬼人，自然不怕鬼来抓。”署名“革命群众”，在当时成为一件大案。这个举动虽然不能和“公车上书”相比，完全两回事，但某种血脉是一致的。1983年柳传志由计算所调到院干部局，认识了保卫局的人，知道这案子还一直在那儿，一直没破。柳传志那封信是在白石桥路边一个邮筒发出的，又用了左手，很有一些反侦察能力。胆大，心细，周密——到底是因为胆大才心细，还是因为心细才胆大？对柳传志已很难分辨了。而这两者之上是什么呢？
r无疑，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他是那种敢做抉择的人，他调到干部局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r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在高级殿堂工作的人自然是高级的人，但即便像这样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多少年没建住房，住房紧张，计算所一群急红了眼的人，其中就有柳传志，突然侵入了自行车棚的空间。自行车棚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在天安门附近，早年是外国人的租界、聚居区，比较洋气，这些科技人员也真是会自嘲。自嘲不仅属于市井胡同，也属于机关大院，科研院所，是屈指可数的超越北京不同地域的统一的北京气质。北京为什么有一种统一的自嘲值得研究，显然跟大不相称的困顿有关，但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有感兴趣的人可以细考。
r柳传志是1971年住进“东交民巷”的，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了竹席，单位不分房，这就算有了房，像鸟儿一样建了窝，在这儿生儿育女。房间有近12平方米空间，加上石棉瓦斜下来，再用油毡接出一块，一共16平方米。一家人，加上老丈人、丈母娘全来的时候，最多时住过七个人。七个人十六平方米怎么住？到底是科技人员，想出了又科学又巧妙的办法。柳传志夫人龚国兴也是计算所的，两人是大学同学，一起经历“文革”，干校，一同来到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所有四个大块专业内容，一是做主机的，相当于现在的CPU，一是做存储器的，存储器就是把磁心穿起来，一个磁心通电一个磁心不通电，就变成了1和0，龚国兴所在的室他们就是做这个的，然后把信号输进输出，用磁盘。刚才说的那是内存，还有外存，磁盘就叫外存，柳传志所在的室就是做这个的，两人不愧是夫妻档。不仅在单位发挥智慧，多有配合，在家也一样，空间小，家具全是折叠的，桌子，椅子，凳子，床，沙发全是折叠的，白天哗啦一下全拉开，各就各位，晚上一合就变成一个个薄片。
r譬如床，是一个硬沙发型，分了三层，一抽拉，这就变宽，沙发背往下一按又是一块，这样变成床就可以同时睡三个人。同时床是可以架高的，原来那张正式的床可以吊起……凡此种种，变化多端，且异常精密，整个房间像一个高科技的空 间，像计算所。通常是夫人出主意，柳传志去实现，说白了就是夫人动嘴儿，柳传志动手，这和他们在计算所分工也差不太多。再说句白话，上面一动嘴儿下面跑断腿儿。夫人设计完了，实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木头从哪儿来？得去“偷”木头，找到木头还得找木匠，更复杂的是车轴什么的哪儿弄去，柳传志一没辙了就去找他那帮复员兵，找一起踢过球的那帮人，也真是给力，每每都是那帮混得并不好的朋友解决了夫人一动嘴儿下面跑断腿儿的问题。
r家里越来越精密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就16平方米，再怎么弄也就这么大空间了，但不行，在柳传志看来龚国兴有个毛病，龚国兴自己可不认为是毛病，就是隔一段时间，龚国兴就要把家里的东西换个位置，柳传志就得给她实现，没事就折腾柳传志，何时看烦了，看腻了，就会出新想法。夫人这么有“雅兴”很大原因是有人给她实现，而且这个人不“忙”。柳传志跟龚国兴谈自己想要下海办公司的打算，夫人立刻同意，很看不上干部局，也不是看不上干部局，主要觉得柳传志不是当官的人。这人主意太大，哪儿当得了官？科研也没什么出路，大多数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除了奖状，不产生任何效益，整个所都没啥出路，他有什么出路？还不如帮她在家摆弄摆弄家具，翻点花样。我们两个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龚国兴说，柳传志发现即使在这件事上妻子也是冰雪聪明，自己稍加引导，她便得出精准结论。柳传志认为妻子留在计算所，他在外面闯，哪头要是不行了都有后方，如果成功了会给家里带来希望。
r不能只强调时代，人是活出来的，生活的东西比如“算计”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更有生长性，许多大道理是事后总结出来的，生活中的人不会基于大道理，而是基于生活，基于务实，生活之树常青。而且两人那种务实的精神既充满着生活的纹理，也包含着某种哲学，无论后来柳传志多么辉煌，务实且稳健的进取精神都可追溯到这种具体的生活的纹理之中。
r另外，当时中关村办公司的多是倒腾计算机，许多是计算所出来的人，像京海的王洪德，科海虽是陈庆振挑头，但是赚钱的一个主力叫徐云生，也是计算所出来的，不停地有人辞职到公司里去，出去的多半是中专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无负担，实际操作能力都不错，攒机器之类的事绰绰有余。且他们一出去就挣了钱，比在所里收入多出好几倍。这可是实打实的，中专生怎么样？你大本怎么样？研究员副研究员怎么样？你们敢出来吗？这些东西别看细微，都发生在生活的根部，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所长曾茂朝看出来了，与其所里的人到别的公司干，不如所里办个公司。既是大势所趋，又能聚拢人心，稳定队伍。身在干部局的柳传志也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
r柳传志在所里的才干、人望都是曾茂朝颇欣赏的。实际上“四人帮”垮台不久柳传志就已显示出一些别才，那时科技人员可以业余时间创点收，干点私活，有了所谓的“星期天工程师”。那时有个杂志叫《八小时以外》，言外之意八小时以外是自己的时间，“四人帮”时期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国家的，连业余时间也是国家的，所以那本杂志特受欢迎。事实上这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节点，即人民群众生活开始走向正常，个人被允许有了一定自主空间。柳传志得风气之先，开始把自己做的成果拿出去推广，他所在的室做磁带存储器，过去都是上交，现在也可推广到别的单位用，挣的钱主要部分交所里，一部分交给室里头，一部分就留给自己了，生活得到改善。业务大部分是柳传志拉来的，这个别人还真不行，柳传志的对外交往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自然也就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协调利益矛盾上他也表现出让人认可的才能。利益是最不好协调的，牵涉到很深的人性，柳传志这方面的天赋有目共睹。妻子龚国兴早就看出这点，柳传志已经憋坏了。柳传志实际一直在找个人定位，个人出路，他曾想调到专利局，但曾茂朝舍不得柳传志，按柳传志的说法，曾茂朝爱才的方式就是不放人。但院干部局也看上了柳传志，这回曾茂朝拦不住了，也不敢拦。
r问题也在这儿，你是干部局的人怎么回所办公司？他们会放吗？干部局是专管干部的，曾茂朝哪敢叫板！柳传志一笑，自有办法，让曾茂朝只管去干部局要人，肯定放。曾茂朝半信半疑，不知柳传志有何锦囊妙计，想象不出。但是试探着向局里要人，果真就是放了，曾茂朝问柳传志施了什么法术，柳传志还是笑而不答，只说这是秘密。
r人事调动是那年代最复杂的事，曾茂朝不知道柳传志有什么办法能让干部局放虎归山，心里没底，但还是试着打了报告。而这期间柳传志已胸有成竹地考虑和谁一起办这个公司，谁来当头，也就是总经理，开始串通所里的人。柳传志认为自己从干部局回来做头不合适，毕竟是所里办的公司，自己已是出去的人，想到一人：王树和。王树和做头，他与张祖祥做副总，这样搭帮最有利最合适。做事不能以自己为出发点，你合适了，事情未必合适，得有胸怀，该让得让。王树和是所科技处副处长，是柳传志敬重之人，且由一个副处长做公司总经理，公司也相应有某种地位。这点至关重要。（只是王树和家庭出身不好，历次运动被折腾，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尽管表面上幽默，内心却很怪异，公司刚成立仅八个月便突然抽身离开了公司。当时对公司和柳传志打击很大，公司正处于艰难时期，不知路在何方，不过客观上也为柳传志腾出了空间，这是后话。）
r柳传志找王树和谈得最多，那时想说服一个人下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时说说可以，发发牢骚，但真要放下自己手里的本职工作，特别是放下职务可要掂量掂量，但柳传志说服了王树和。接着是张祖祥，张祖祥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计算机专家，既是计算所办的公司，当然少不了计算机专家，是计算所的专家那就是全国的专家。当时正有中关村的公司想把张祖祥挖走，被柳传志及时按住了。柳传志第一次找张祖祥谈办公司的时候，从兜里拿出一盒大前门的烟来，平常他们都抽两毛几的烟，海河什么的，大前门的烟那时是三毛四的，那时只要是一拿出这烟来，就是有事了。
r班子搭好，便是招兵买马，虽说“两通两海”已将中关村的科技人员搅得人心思动，技痒难忍，但真要下海也往往是叶公好龙。柳传志把王树和与张祖祥拉下水影响很大，一个副处长，一个室副主任，无疑也是柳传志的人事战略，然后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与自己的人脉，一番紧锣密鼓的串通，说服，动员，到1984年底，竟纠集了所里的十几个人，曾茂朝所长大笔一挥给了二十万元开办费，公司正式开张。所谓开张，没有锣鼓，没搞任何仪式，就是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小平房。多少年后——即使是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收购IBM那天，面对全世界的闪光灯，柳传志也没忘记那间幻觉般的小平房。回忆起来像幻觉，当年可不是幻觉，不再是传达室的小平房腾空后，空空荡荡，满是灰尘。公司在灰尘中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而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打扫卫生。一通暴土扬尘的忙活之后，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来，没有任何人有专门的办公桌椅，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没有，就是三个长条凳。
r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公司干什么。既是科技公司，当然要做科技，但这只是方向，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不可能马上用到科技开发，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不赶快挣钱，人吃马喂二十万元很快就会花光，到时散摊子，大家真要再回所里不是件容易事。虽然说好万一公司垮台大家还可回所，所里仍保留着大家的位子，但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一出来就是断腕，实际是回不去了。
r大家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虽然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先赚了钱再说，有了资本再说。这是那时公司通行的办法，而且时代也具备赚钱的条件：拜许多年计划经济所赐，整个八十年代是短缺经济时代，物质匮乏，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多就算是日用品的东西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不是要本就是要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谁弄到什么就可以赚上一笔。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谁有路子？还是小商品吧，这样稳妥，占用资金不大。电子表怎么样？对了，旱冰鞋现在很新潮，哎，听说运动裤衩好卖，得了，冰箱彩电现在最缺了，谁有路子？大家议论纷纷，全是这个。柳传志也是如此，他不是神人，无法超越时代，柳传志派出精干人员四下打探，寻找商机。
r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周密侦察，终于发现，在遥远的江西省的妇联工作的一个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
r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每个人心中都是一部狂想曲，没有什么比想象挣到钱更让人兴冲冲的了。当然了，根据柳传志办事稳健缜密、万事都要留一手的一贯做事原则，必须反复叮嘱办事人员，一定要先验货，再给钱。于是属下带着领导的嘱咐，很快来到了江西，惊喜地看到了那批彩电。没错，眼睛看得真真的，赶快汇钱，晚了就让别人抢先了。钱一汇过去彩电却神奇地失踪了。江西妇联的那位大姐原来是个职业骗子，那批展示的彩电是个障眼法，就像“二战”盟军让好莱坞弄了许多假坦克让希特勒在加莱看走眼。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一下折了十四万元，还剩六万元。这迎头一闷棍太狠了。因为太狠了，也激起了柳传志内心一种莫名的东西，一种很硬的东西。而这东西过去是柳传志缺乏的。柳传志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是办公室的经验，甚至是科学院的经验，关起门来自己算老到的，出了门差远了。以前是游泳池现在是大海，以前是蝶泳，自由泳，现在只是蛙泳。蛙泳不好看，不出彩，但是长久，在大风大浪中唯有像自身一样坚实的蛙泳才长久，才永远不会脱离自身。大海是柳传志经常想到的景象，尽管事实上他一生很少去海边，不过他后来凝视自身就已经够了。
r二十万变六万还给了柳传志一种东西，那就是彻底，既然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那就也没什么再输的，为把窟窿堵上，柳传志亲率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卖小商品的二道贩子：带领员工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衫。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在外面赔了钱，跑到家门口讨饭，脸往哪儿搁？但柳传志就这样黑着脸干了，是的，我输到家了，但我还在干，这就是彻底。卖电子表挣不了几个钱，但就像一种宣言。从现在起没什么可输的了，那就只有赢了，一点一滴的赢。而且说到底也是堂堂正正，劳动所得，汗水所得，不丢人。
r这就是那种很硬的东西，硬中有邪，说到底又邪得非常正。
r那时“两通两海”——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京海的王洪德，科海的陈庆振都已是中关村的风云人物，产值做到上千万，而柳传志在卖电子表。那时没人知道柳传志，知道一点的也是听说他做赔了，在卖电子表。
r公司11个人中有6个人抽烟，工资都不高，抽不起好烟，公司来了客人连根好烟都掏不出，羞于出手。公款买烟招待客人既不恰当，也不自然，比如特具体的是怎么往外掏烟呢？现从抽屉拿吧，不合敬烟的规矩，因为本来敬烟是很私人的，不分你我，拉近关系，你从抽屉里拿算怎么回事，那不就成了公事公办？要不公款买了，每人口袋里装两包，一包自己的，一包公家的？公司的三个领导商量来商量去——别小看这个细节，很日常的。
r戒烟吧，柳传志说，打今儿起我不抽了，说到做到。
r柳传志丢掉烟头，踩灭了。从此再没抽。王树和与张祖祥犹豫了一会儿，也灭掉了烟。他们把烟扔到窗外。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连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干不了？有几分道理，也可说是正得发邪之一例。
r曾茂朝没有追究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的责任，这样布下的一支精兵出师不利，让人痛心，但曾茂朝仍认为这是一支精兵。他们卖电子表，就让他们先卖吧，这是一种砥砺，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种子不死，一旦生出来就会强大。
r他们卖电子表说明他们不死。
r不死就是生——终于，这支精兵迎来了一次机会。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家研究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勤离开菜摊直扑科学院设备司，他们的确不是卖菜的，就像一支军队不是种田的，他们对电脑比对菜敏感得多，有一种天生的敏锐与兴奋，如同将军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们天天跑去游说，争取，磨破嘴皮子，韧劲十足，志在必得。一支能卖菜的精兵还有什么能阻挡他们？他们拿下了这500台IBM电脑。
r确切地说，是把这500台IBM电脑的验收、培训、维修业务揽到手中，也就是说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给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对方，机器以后有了什么问题他们来维修。500台电脑堆满了两间房，场地狭小不能把电脑一字儿排开验机，只能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搬到另一间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送到各所，再验下一批。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身先士卒，蹬着装满电脑的三轮车吃力地前行，女员工在后面推，挥汗如雨，一趟一趟，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r或者也是中关村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与硅谷不同，中关村至少在初期与技术创新没多大关系，主要是生意经，商品买卖，运输工具简单，主要是三轮车。如果说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那么八十年代初中国就是自行车轮子或三轮车轮子上的国家，三轮车作为运输工具非常普遍。特别是北京南城，天桥，蹬三轮的，几乎是宣南的标志，平民市井的象征。谁也没想到八十年代中关村成了另一种天桥，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们蹬上了人力三轮，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那时还真有点看不清楚，围绕着“骗子一条街”也颇多争论，而三轮车无疑增加了负面印象。但三轮车也的确非常方便，一个人即能操纵，机动灵活，甚至不受交通规则限制，一次统计，什么车胆儿最大，几乎一致认为三轮车胆儿最大。三轮车最随心，最像人的性格，特别是中国人的性格。不管怎么说，三轮车为中国的起飞立下汗马功劳，以至现在许多开宝马奔驰的人还留有蹬三轮的习惯，这是没办法的事。
r多年后计算所的胡锡兰还忘不了那一天往办公室窗下一瞥的情景：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尽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胡锡兰是曾茂朝的妻子，也是计算所的研究员，可贵的是尽管看到了这“感人”的天桥式的场面，不久胡锡兰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柳传志的队伍中。
r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项目结束的时候，尽管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特别是他们的劳动赢得了尊重，他们不光能卖菜，也能像老北京三轮车工人一样卖力气，更能安装电脑、培训技术，维修调试——如果这不是一支精兵还有什么是？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原订的服务费1%上涨到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的前身，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它结束了他们卖菜的决绝的精神练兵时期，“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可以运用知识与名副其实的技术赢得利润了。他们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历史也在此时展现出方向。
r手记五： 历史
r《中关村笔记》有两个贯穿的人物，一个是冯康，一个是柳传志，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了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甚至可以互映，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从大厦的高度可以看到基石的深度。当年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冲击的是科技体制，而不是科学本身。中关村的概念绝不仅仅是高科技企业，企业家——现在一提中关村似乎就是这样。中关村有着百年的教育资源，有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等三十多所国家重点大学，有两百多个国家级研究院所、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如果认为中关村只是高科技企业或企业家，那就太小看中关村了。
r联想至今保留着中国科学院30%的股份，与当年周光召院长号召的“把总数不超过20%的研究人员集中于基础研究，让大多数人去搞应用科学研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向市场”无疑是一种并非完全巧合的对应。且不说这是对基础科学与黄金分割理论的认同，从象征意义上也恰如其分。每每提到周光召院长，柳传志都会从企业巨子固化的表情中呈现出一种梦幻的有如时光的东西，并油然生敬。柳传志特别强调周光召与科学院对联想的作用，没有当年周光召“黄金”般的改革，与科学院一贯的开明放手支持，就没有联想。不要强调我个人，要强调一下科学院和周院长，三十年了，是时候了，柳传志说。
r采访柳传志感觉像面对一部中关村完整的历史，没有偏颇，充满理性，智慧，温和，明晰，平易又深远。很难想象他曾光着膀子、蹬着三轮车在大太阳下挥汗用力，难以想象竟然是天桥式的三轮车为中关村立下汗马功劳。中国的超幻往往就体现在一个人不同时段的样子，不是同一个人，但又是。
r同一个中关村，又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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