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万润南来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的头上插一根鸡毛，把我拿到街上给卖了吗？干脆，还是我这个所长来承包计算所吧，我不解雇任何一个人，就算在大街上摆摊修自行车，我也要养活这1500人。”
r1985年夏天，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给上级打报告，颇有些激愤地说了上述一段话。报告很悲壮，透露出某种压力，像在悬崖边上发出的最后吁求。时代是怎么前进或推动的，从中也可看出一点端倪。那个夏天格外炎热，高温热浪一个接着一个袭击着北京，而曾茂朝的报告也源于另一种热浪：科技体制改革。此前几天，科委一名负责人召开大会，宣布了若干项异常凌厉的改革具体步骤，当时已名声大噪的四通的万润南也在场，负责人笑着扭过头问万润南，你们敢不敢承包计算所？万润南毫不含糊地说四通有能力承包计算所，事后又放出风声若他承包计算所，他将把90%人员遣散。这个一问一答激怒了曾茂朝：“我不解雇任何一个人，就算在大街上摆摊修自行车，我也要养活这1500人。”
r彼时中关村风起云涌，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两通两海”风生水起，在科学院，在中国，掀起巨大波澜。科研院所不再是象牙之塔，科学技术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简单地说，以前等项目做项目交项目的日子过去了，国家将减少对科研院所的拨款，有些院所要自己养活自己。具体到曾茂朝的计算所，有消息说这一年财政拨款将锐减20％，五年后甚至将全部取消。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计算所的1500名员工别说科研经费，连饭碗都成问题。
r改革如此激进，谁也没想到。那天现场的场面对绝大多数人异常冷峻，虽天气热浪滚滚，心里却寒潮阵阵，更多的人面面相觑，脸上有一种麻木的冷淡，同时觉得不可思议。时代的激流如此迅猛，许多人还转不过弯来。“文革”十年浩劫，一场全民族的灾难，好不容易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人们想得最多的是把十年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赶快回到实验室，回到过去，回到“文革”以前，好好做研究，勇攀科学高峰。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动乱，好不容易迎来这样大好的时光，怎么斗转星移，又出现了另一重天——“两通两海”构成的天？没几年中关村已不是安静的象牙塔的中关村。一个回国考察的华侨来到中关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中关村大街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沈国君、王安时。接下来是信通，京海，科海的招牌。老华侨觉得这景象新鲜，但中关村更多的科技人员可不觉得新鲜，每天看着变化甚至不愿正视，只是侧视，视而不见。
r但事实却是严峻的，你不变都不行，对计算所来说，首先来自军事部门的研究计划没有了，接着上面拨下来的资金大幅减少，所里1000个科技人员和500个工人闲着没事做，寝食难安。另外再看看计算所的仓库，曾引以为豪的大型计算机，研制出了一台又一台，凝聚了上千人的智慧、心血与时间，除了一堆获奖证书相伴着它们，从未批量生产过，也完全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所长曾茂朝感到一种双重的痛心，改是要改，不改不行了，但是怎么改？就是承包吗？像农村包产到户？这是科学院，不是农村。
r曾茂朝的报告落到了周光召手上，周光召本人是一个科学家，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管理者，20世纪80年代初曾出国学习，先到美国，后到欧洲，在明白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之后，回到中关村，主持中国科技改革。
r中国大势，必须改，这是肯定的，周光召首先大处落笔，尊重了事物的黄金分割原理：把总数不超过20%的研究人员集中于基础研究，然后让大多数人去搞应用科学研究。所谓“应用”，就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向市场。周光召看到曾茂朝的报告把曾茂朝找来，告诉曾茂朝，他仍将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让万润南承包，不必当真，这给曾茂朝与计算所的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周光召同时也要求曾茂朝必须改革，不能“等靠要”，要为研究成果寻找出路，把它们转化成人民群众需要的产品。
r这曾茂朝不反对，完全接受，而且，事实上曾茂朝并非毫无准备。中关村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大潮他也不是没有应对，只是比较稳健——一个科学家怎么可能不对事物有所反应？也怎么可能不稳健？曾茂朝嘿嘿一笑，煞有介事地悄悄告诉颇为儒雅的风度翩翩的周光召副院长，他的计算所为了应对今天的局面，实际上去年十一月就已办了一家公司，是他先期“埋下的一支伏兵”，办公司的人是所里的柳传志。周光召大喜，让曾茂朝告诉柳传志立刻来见。这样一来曾茂朝却有点慌，因为柳传志的公司成立不久就挨了“市场”一记闷棍，所里投的二十万元启动资金一下被骗了十几万元，正陷于困境，找不着北。
r柳传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见了周院长，信誓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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