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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与方法

作者:◆鲍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一词。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下提及“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在此社会大背景下,“新常态”、“供给侧改革”成为社会热词,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都在思考,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入?引领中国舆论的电视界亦是如此。本文通过对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特别是中国电视界供需现状的梳理和分析,从劳动力、技术两大要素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与方法。

一、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当前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现象,使供给决定型经济形态遭到质疑。实际上,产能过剩的表象之下掩盖的是同质化、结构性扭曲所带来的供需错配的本质。这一点从中国电视界的供需现状中可窥得一斑。追根溯源,中国电视界供需错配的根源在于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推进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必经的路径。虽然2000年之后中国电视界开始引入市场机制,但当下的中国各级电视台仍属于事业单位性质,行政化管理仍然起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市场供需状态的信号不能及时得到反馈,社会资源也就不能实现有效配置和调整。因此,如何完善市场机制成为当下中国电视界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形成有利于市场机制运营的制度保障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

市场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电视作为中国舆论先导自问世以来就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相关规章、制度的指导下对电视的监管力度和广度有目共睹,有力的监管保证了新闻传播的政治方向,确保了市场机制行驶在正确的“跑道”上。但刚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不能废弃过时的、调整不合理的,就会反过来成为制约中国电视市场机制发展的“拦路虎”。因此,规章、制度在制定上要体现“柔性”特质,在执行上则要体现其“刚性”特质。换句话说,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时需要审慎、具体、细致、全面的思考,综合考虑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市场主体的需求,对于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才能确保制度的执行清晰、统一,即制度被“刚性”执行。只有在制度的“柔性”制定和“刚性”执行中,市场机制的活力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

2.实施制播分离制度是完善市场机制可探索的具体路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1999年、2009年曾两次下发部署实施制播分离的相关文件。这意味着中国电视相关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探寻完善市场机制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中读解到:制播分离制度将是中国电视界未来改革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从欧美发达国家几十年制播分离的经验来看,制播分离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市场主体,让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供求、竞争三大机制能够发挥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最初尝试制播分离的是中央电视台,将《天气预报》栏目委托给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进行制作,并且付给其相应的制作费用。在这种模式下,播出方与投资方签定合同,规定双方对于节目收益的分成,然后由投资方负责组织节目生产的整个流程。①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大型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这是对制播分离最接近市场化的一次尝试。该栏目的投资方和制作方都是灿星公司,而且双方还约定了分成的比例,这不但极大地激发了灿星公司的积极性,也因此取得了双赢的“好成绩”。

当然,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栏目对于制播分离模式的成功尝试,并不意味着中国电视界的运作模式已经能够实现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的完全转变。中国电视机构的事业单位属性决定了当下的中国电视界只能采用局部改革的形式,将电视台的资源整合重组,去除重复、同质栏目和机构,将其中的一部分资源优化后推向市场,在与不同市场主体的结合中不断完善,逐渐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市场主体,实现自身“质”的飞跃,从而最终实现中国电视界的“自我减负”。在此过程中,中国电视界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完善,中国电视界的供给侧改革也将在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中不断推进。

二、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方法

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因素,生产要素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②由此观之,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有赖于生产要素的改革,而且,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需要立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推进,而这两个角度也正是中国电视供给侧改革的两大发力点。

1.推进电视界劳动力生产要素改革,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释放“人才红利”

传统的电视从业者的来源比较单一,大多来自专业院校,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但数量有限,而且不熟悉互联网技术,不了解网络营销理念。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深入,信息的传播由线性模式转向交互模式。新闻信息的传播亦是如此。新闻信息用户也因此拥有两种身份—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和发布者。在此过程中催生了从事“自媒体”工作的“公民记者”,③相对于传统的电视从业人员,他们数量庞大,并且熟悉互联网,懂得使用如何使用互联网平台,了解网络用户的需求心理,能够高效地通过网络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甚至懂得如何在网络上“销售”自己的新闻产品。中国电视界可打破传统用人机制,引入较为优秀的“公民记者”,对其进行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的培育,充实到中国电视界一线的相关岗位中,这不失为提升电视从业人员综合能力,优化电视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的一条路径。

媒介融合的新时代,作为电视界劳动力重要供给管道的广播电视专业院校,也需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制定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媒介融合的时代特征,带来媒介从业人员就业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广播电视专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需要加强师资建设,引进新媒体技术专业教师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电视专业教师,通过项目化的教学模式以及校内实践平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与此同时,深化课程改革。根据电视市场的新情况、新需求适时调整课程内容。最后,专业院校需采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复合型和精品型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

2.加快电视界技术要素融合应用的步伐,释放“技术红利”

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皮埃罗斯·加鲁菲在2016新浪未来媒体峰会上发布了《2017未来媒体报告》,对于媒体未来发展的方向做出预测。他指出,用户体验技术、大数据、新内容时代、流媒体、手机应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共舞、创客文化、货币化、新平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④将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十大趋势。他甚至提出,未来“新闻工作者是技术应用组织者”。换句话说,未来新闻工作者不再直接完成新闻内容的创作,而是通过对于不同技术的选择、应用间接完成创作,使技术的演进带来媒体内容生产模式的变革。由此观之,技术的创新和融合已经成为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可喜的是,中国传媒界不乏改革创新的尝试者和领跑者。早在2011年,运用云技术、大数据、数字媒体等技术,光明网推出了国内第一个移动媒体出版平台—“云端读报”。任何媒体利用“云端读报”提供的技术系统,可以零门槛、零成本推出自己的移动媒体产品,并可以通过“云端读报”提供的综合客户端或独立客户端,将自己的产品推向用户。⑤隶属于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的阿基米德(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推出阿基米德APP也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它是一个以传统广播节目为主,聚集有相同兴趣的内容消费者的移动社交音频平台,其后台是集用户管理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社区管理系统为一体的平台,为内容生产方提供服务。不仅如此,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在融合互联网、广播网、电信网并进行技术融合的基础上,推出了网络新媒体视听平台—百视通。它借鉴了电信的传播渠道,互联网、多媒体的技术,在电视终端为用户提供具有交互功能的视听内容产品,是通过技术融合进行创新的尝试。目前,百视通加大对于新技术的研发与投入,力图将百视通打造成以开发应用APP为主导的融媒体电视应用大平台。这些尝试对中国电视界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进一步推进电视界供给侧改革做了铺垫。

课题名称: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重大研究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电视供给侧改革理路研究”(项目编号:2016ZD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喻国明、姚飞:项目制公司: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可行性模式探讨—基于操作层面的运营模式设计,《现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112页。

②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20页。

③刁文朝: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与探索,2016年第2期,《西部学刊》,第51页。

④搜狐公众平台 新媒体大趋势:《2017未来媒体报告:新闻不再是用来“读”的》,2016年10月27日。

⑤陆先高:产品融合: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光明日报》、光明网的融媒体发展实践探索,《传媒》,2014年第12期,第11页。

(作者系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硕士/责编: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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