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皇室费用，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内藏库支出。因为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往往都有一种认识：左藏库负责国家经费，内藏库负责皇室费用。其实这种认识与宋代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宋朝建立内藏库之初，宋太宗就讲:“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宋真宗也曾对宰相王旦讲：“祖宗置内藏，所贮金帛以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一）官方给内藏库功能所作的定义为：“供君之用及待边费”，“掌受岁计之馀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二）。这就是说，按官方规定，内藏库储存二部分财赋，一是国家非常开支所需，二是皇帝所需。就从史书记载来看，内藏库支出财赋用于战争、用于赈灾济困的事可谓史不绝书，而且往往数额巨大，常常达到一二百万贯匹。至于内藏库财赋究竟有多少用于国家非常开支、多少用于皇室消费、各自所占比重如何，这些既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也无法通过计算确切把握。另外，皇室有特殊需求，无论钱或物，随时可以从左藏库或各地征调入宫，每年数量不等，却数额巨大。
皇室成员及直接为皇室服务的人员都享有俸禄，这部分开支被纳入国家俸禄开支。官方的统计数字中，这些人的俸禄与普通官员、军兵的俸禄混在一起，要区分开是很困难的。而皇室成员及直接为皇室服务人员的俸禄，事实上是他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
说到俸禄，通常人们会认为普通官员才享有，皇室成员似乎同俸禄没有联系。宋朝的情况不然，皇室成员包括皇后、嫔妃、皇子都享有俸禄。关于皇后的俸禄，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因宋夏战争造成财政危机，举国上下输财助边，宋廷曾下令“皇后、嫔御各上俸钱五月以助军费”（《长编》卷一三六），说明皇后也是有俸禄的。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后宫贵人杨氏升为才人（后妃中第六等，五品），杨氏辞不受。宋仁宗惊讶地问：“向也月俸二万七千，今也二十万，何苦而辞退？”杨氏答：“二万七千妾用之已有馀，何以二十万为？”（《长编》卷一八九）可知妃子们是享有俸禄的，贵人的月俸为二十七贯，才人的月俸为二百贯。又宋神宗曾对王安石讲到“沈贵妃（后妃中第二等，视正一品）料钱月八百贯”（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夫人宗女请受》）。这说明妃子们是享受俸禄的。皇太后也享有月俸。绍兴十三年四月九日诏：“皇太后俸钱月一万贯，冬、年、寒食、生辰各二万贯，生辰加绢一万匹，春、冬、端午绢各三千匹，冬加绵五千两，绫罗各一千匹。”（《宋会要辑稿》后妃二之八）宋孝宗禅退，“诏太皇太后月俸缗钱二万，皇太后万五千，上皇太后五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中兴奉亲之礼》）。
皇宫内的女官也有俸禄。北宋自仁宗以后，皇宫中的嫔妃、女官、宫女的总数就达数千人，宋徽宗时更接近一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官。北宋仁宗时，大臣孙沔上奏讲：“窃以宫政之设，内职是先。尚书、侍御、司记、典言一百二十人，则为大备。故先朝之数，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止于千二十贯，皆有纪律，不甚奢盈。今闻十倍增人，已逾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万。”（《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九孙沔《上仁宗论宫禁五事》）北宋中后期人孔平仲记：“宫人俸，皇祐中四千贯，今一万二千贯。”（《谈苑》卷二）南宋中期，大臣楼钥在上奏中讲：“检照内国夫人（请给）例，一人每岁约计钱近二千缗，银一百五十两，米四十五石，绫一百二十五疋，罗三十馀疋，绢六百疋，绵四百两。”（《攻媿集》卷二九《缴李氏等依宫人例支破请给》）
皇子、亲王（皇帝的兄弟）、公主也有俸禄。孔平仲记：“禄令，皇太子料钱千贯。”皇子、亲王往往授节度使官。北宋徽宗宣和末年，共有节度使六十人，其中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文臣节度使》）。宋廷明文规定：“如皇子充节度使兼侍中带诸王……奉同节度使（即每月四百贯），惟春冬加绢各百匹，大绫各二十匹，小绫各三十匹，罗各十匹，绵各五百两。”（《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俸禄制上》）即是说，皇子任节度使，俸禄要比其他人任此官更优厚。皇子担任节度使还有一般武臣都享有的禄粟和傔人衣粮，即每年一百五十石和五十人的傔人衣粮。宋朝有专门官署的官员，官方通常按定额拨给公使钱（办公费），亲王、皇子也享有公使钱。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皇帝兄弟相王、舒王各岁一万三千贯，荣王一万贯（《长编》卷七六）。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岁赐皇子颖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一千五百贯”（参《长编》卷二〇二）。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规定皇帝兄弟申王、端王公使钱各岁八千贯。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规定皇子赵竑的公使钱为岁三千贯。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对宰相讲：“公主初降月俸百五十千，其后稍增至二百千，至道中，先帝尝许诸主增俸。明德皇太后为朕道先帝语，始增及三百千。此不可复增矣。今初出降者亦求此数……”宋仁宗嘉祐七年司马光上奏讲“尝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长编》卷一九六）。而孔平仲记：“宋次道云，李长主在宫中请十千，晩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后，月给千贯。”（《谈苑》卷二）
皇宫内的宦官、医官等及军兵，更是名正言顺地享有俸禄。这样，皇室成员和皇宫内为皇室服务的人员享有的俸禄都纳入国家经常性开支，一般由左藏库提供（特殊情况例外）。
上述人员的俸禄既纳入了国家经费，那么，由皇宫内库（宋朝皇宫内库除内藏库外，还有奉宸库、祇候库等，但规模都不如内藏库）开支的皇室非经常性费用还有哪些呢？这主要有皇帝本人的费用（饮食、医药等），皇帝非常规赏赐，皇宫的增建和维修费用，后妃的生育费用，后妃、宫内人员的赏赐和津贴，宫内祭祀费用等。
供应皇室成员饭菜的是御厨，皇室成员喜欢吃羊肉，官方每年从河北、陕西购入境外羊数万只，转送京城。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曾对宰相讲：“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他提议专设一机构管理此事（参《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〇）。可知御厨每年食用羊数额之大。南宋定都临安，远离羊产地，但御厨仍每日至少食用二只羊。绍兴年间，宋高宗母从北方放归，朝廷规定“供进皇太后每日常膳并生料，每月实计用羊九十口”（《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四三）。又据孔平仲记，北宋中期，“御厨每日支面一万斤，后会检，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头，后只宰四十头”（《谈苑》卷二）。由此可见皇宫食用花费之一斑。皇宫饮用酒由宫内的法酒库、内酒坊提供，所产酒除供皇室成员外，还用于祭祀及供应卫戍军队。孔平仲记，“内酒坊祖宗朝( 用)糯米八百石，真庙三千石，仁宗八万石”（同上）。法酒库所用应与此相差不远。皇室饮用茶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建州的御茶场，二是各地的土贡。欧阳修记：“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归田录》卷下）南宋庄绰记：“旧米价贱，（龙茶）水芽一胯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鸡肋编》卷下）北宋神宗时，苏轼曾上奏，反对宫内一次到两浙路采购宫灯一万只。北宋人江休复记，宋仁宗时“岁给禁中椽烛十三万条”（《嘉祐杂志》）。当时虽未留下皇室各项费用的全面统计数字，但通过上列零星记载，我们仍可感受到皇宫日常生活的奢华，费用的巨大。
皇宫费用中重要一项，是生育支出。这关系到皇位继承，自然受到格外重视。欧阳修在宋仁宗时上奏中言及“近风闻禁中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九《上仁宗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又北宋后期蔡绦记：“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果、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如诞皇子，则赐包子罢，又逐后命中使人赍密赐来，约颁诸宰相，馀臣不可得也。密赐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铁围山丛谈》卷四）苏轼曾撰《洗儿词》，讥讽皇帝每逢生子就赏赐外臣没道理。南宋末年周密则记，南宋“宫中凡阁分有娠将及七月……门司奏排办产阁，及照先朝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于后：罗二百疋、绢四千六百七十四疋……三朝、三腊、满月……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二厘……银四千四百四十两，银钱三贯足，大银盆一面，醽（líng）醁沉香酒五十三石二十八升……”（《武林旧事》卷八），然而，我们也找不到这方面开支的总数。
皇宫人员服饰所用纺织品是由产品质量最好的四川、河北、京东地区提供的，这些地区税收绢帛输送内藏库。另外通过土贡，出产高档丝织品、毛织品的其他地方，将最好的产品输送皇宫。在京城及成都又各设一绫锦院，专门生产宫廷所需高档纺织品。宫内又设裁造院，将原料加工成精美的服装。官方从未提供皇宫纺织品消费总量及制作花费钱财的数额。宋皇宫所用奢侈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市舶抽解。宋廷在各市舶司都派有宦官，凡海外货船到港，官方择优抽取十分之一，然后再按比例强制性购买，大抵市舶品中上等者都被官方收去，而优中之优就上缴皇宫内库。就中有珠宝、香料、象牙犀角等，其价值都是难以估算的。
皇帝本人和皇室成员支出中一大项是赏赐，这当中又有用于国事和用于私事二者的混淆。皇帝赏赐臣下的记载史不绝书，赏金银百两以上的事屡见不鲜，其中数额较大者往往是赏赐皇亲国戚。南宋大臣韩元吉曾批评说：“今内藏库出纳，外臣不得预闻。故膳服之费，赐予之费，玩好之费，惟上之旨。”（《南涧甲乙稿》卷一一《议节财赋十事·内藏支使》）北宋中期大臣吕诲曾言及一件事，讲“内臣任守忠以奉宸库明珠三万两、黄金一万两，奉于中宫”（《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七《上英宗乞今后奉宸诸库宜谨出入》）。皇后调用数额如此大的珍珠、黄金，较大可能是用于赏赐后妃或外戚。
宋朝用于宫室修建的费用也有相当数量。修内司是专门负责皇宫维修的。吕诲曾批评说：“臣窃见修内一司，居常取索无度。盖三司逐急应付物色，亦无由会计，以此因缘为弊，耗蠹滋深。”（《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七《上英宗论修内司乞添文臣一员》）宋徽宗时期花费最多。当时建“延福五位”，有穆清等七殿，蕙馥等三十多阁，其中明春阁高十一丈，宴春阁广十二丈。艮岳高九丈，广十馀里，养水鸟十馀万，大鹿千馀头（参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三《政和宫室》）。南宋国力大不如北宋，但皇宫建筑多为新创。据南宋后期人俞文豹记：“中兴初，凡宫禁营缮皆浙漕与天府共为之。绍兴末，漕臣赵子㴋奏以其事归修内司。本司岁输二十万。其后节次增至六十万。及嘉熙、淳祐间，曾颖秀、赵崇贺、魏峻相继领漕事，前后效尤，倍献其数，遂至一百六十万。而修内司又逐时于左帑关拨数尤不少，又不时行下天府，以某殿当修，某柱当换，京尹则照例进奉三十万，或四十万，年终以文历赴比部驱磨，不过斧斤锹 等若干尔，一孔一粒并不登载。”（《吹剑录外集》）据此，南宋皇宫修缮全不由内藏库开支，而是由两浙转运司、临安府、左藏库开支，所以，就有了每年花费的钱数。
由于新儒学的兴起，统治者惧怕舆论监督，对皇宫内许多项目开支的数额有意保密，加以遮掩，很少留下相关的数据。北宋咸平六年正式颁布法令：“内藏库专副已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长编》卷五四）大中祥符元年正式规定，调入内藏库的钱财物数，不经主管财政的三司勾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二）。宋神宗时，又规定地方上输送内藏的钱物由各路提刑司掌管，掌管地方财政的转运司不得截留或移作他用（《长编》卷二九二）。这样就形成了内库“非有司关掌，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其籍秘严，虽大臣及主计者莫得知其详”的局面（参《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七吕诲《上英宗乞会计内库出入裁损过当》）。所以，要精确地把握宋朝皇室开支，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