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其弟随父苏洵赴京赶考，主考官欧阳修阅其文章，大呼：“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嘉祐六年，苏轼与弟苏辙试制科，均中选，仁宗赵祯喜甚，曰：“与子孙得两宰相。”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然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从二十七岁任凤翔府节度判官起，直至六十六岁病逝，将近四十年，除回家居父丧三年，其馀时间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其父苏洵曾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也就是说，苏轼的个性张扬，豪放不羁，这在官场是很不利的。
一 又是诗歌惹的祸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度过了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三年贬谪生活。
苏轼为何在花甲之年被贬海南，据史书记载，是因为苏轼在惠州时，写了一首《纵笔 》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本来是苏轼的一首信笔之作。对于爱好写作的苏轼来说，读诗写诗，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言：“他（苏轼）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
但是，这首诗对于苏轼的政敌来说，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首诗了。据说，此诗传到宫中，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幼年时的伙伴章惇听说后，悻悻地说：“苏子瞻尚且如此快活！” 于是，绍圣四年，朝廷的第五道诏命下达：“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而据陆游《老学庵笔记 》记载，章惇把苏轼流放到儋州，是在做一个文字游戏。“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也就是说，当时的朝廷是根据每个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的。苏轼字子瞻，而遥远蛮荒之地的儋州的“儋”与子瞻之“瞻”偏旁相同，读音相近，将苏轼贬到儋州，是最合适不过了。《宋人轶事汇编》也有类似的记载，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内疏出当谪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较量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录议至刘安世，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其命好。”时相章惇即以笔于昭州上点之曰：“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可见，宋朝当时对朝廷大臣的迫害到何种程度。
因写诗被连累，对于苏轼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场“乌台诗案”，在苏轼心里还是一个阴影。那是元丰二年（1079）的事情了，当时意气风发的苏轼，在地方做官游刃有馀；而他的性格特点又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由于他在谢恩奏章上说了几句讽刺朝廷的话语，被一些人以蔑视朝廷的罪名弹劾，从而遭遇了一场从天而降的文字狱，被监禁在汴京的御史台狱中，长达一百多日。
尽管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在仕途上遭受了灭顶之灾，甚至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梦，魂飞汤火命如鸡。”但是，天性乐观洒脱的他，刚刚被释放出狱，便忍不住诗兴大发，高唱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还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写完，苏轼自己也忍不住掷笔而笑说：“我真是不可救药！” 二 儋州城中叙传奇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凡有所成就者，大都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宦海生涯，从而在艺术文学领域创造新的高峰，苏轼也是如此。他在《自题金山画像 》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尽管儋州穷恶凶险，但苏轼在这里，不仅渡过了一段难忘的生涯，也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首先是文学上的奇迹。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苏轼艺术上的成熟。据苏轼《居儋录 》统计，苏轼贬谪儋州三年，共写诗127 首、词 4首、表 2 篇、赋 5篇、铭4 篇、颂 1篇、论16 篇，札记76 篇、信札 38 篇。这些诗文创作既有日常生活的书写、海南优美风光的描绘，也有栩栩如生的民风民俗。而他的《和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苏辙在《苏轼< 和陶诗>序》中曾引苏轼的话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也就是说，在苏轼之前只有拟古的作品，如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没有追和古人的作品，追和古人是从苏轼的《和陶诗》开始的。由此可见，苏轼的《和陶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开创。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对苏轼渡海之后的诗作评价为：“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
其次，苏轼建立了广泛的海南朋友圈。苏轼曾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在他眼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样值得尊敬和信赖。他可以和昌化军使张中饮酒下棋（“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也可以和黎子云等钓鱼聊天（“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村中的孩子们可以肆意地同他玩耍（“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田野里的老婆婆可以同他开玩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他也常常头戴笠帽，身披蓑衣，脚蹬木屐，以致后世画家喜欢画“东坡笠屐图”以表达对他的热爱。
除此之外，苏轼还不忘关心民生。他曾经提出过“崇道德而厚风俗”的治国方略，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因此，每到一处，他就“考其政，察其俗”（《两汉之政治》），他在《和陶劝农六首》引言中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儋州有屠杀耕牛祭神治病的陋习，所杀之牛，多是用沉香等珍奇特产从对岸的汉商那里换取来的，“一牛博香一担”，结果往往落得牛死人亡，人财两空。苏轼为此特地书写了柳宗元的《牛赋 》，附上长跋，交给琼州僧人道赟传播于众，希望藉以改变这种落后的习俗。他还研究当地的物产，将其制成药剂，为百姓免费行医。
岛上黎族同胞居多。据《琼州府志》记载：“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也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向。”苏轼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海南“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并尖锐地指出“贪夫污吏，鹰鸷狼食”， 认为汉族的官吏不应该压榨少数民族，而是要团结友好，“咨而黎汉，均是一民”。他认为“汉黎一民”“华夷同樽”，不要“怨忿劫质，寻戈相因”。当他离开时，“儋人争致馈遗，沿途送别”。
三 载酒堂中留盛名
作为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苏轼对海南的教育一直都比较关注。刚到儋州，他就去当地的学堂造访，但学堂的萧条荒凉，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特意写了一首诗《示周掾祖谢和游城东学舍作》来记载：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三国时期的虞仲翔一样，“弦歌沧海滨”，为边境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奉献。因此，他便不遗馀力地教化民众，传播中原文化。
早在苏轼渡海之前，他就写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也就是说，苏轼是有意识地来教化海南民众的。他一向主张众生平等，海南虽然孤悬海外，也应该同中原一样，成为礼仪之邦、教化之乡，因为“教化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因此，他和众多人士一起建起载酒堂。这里，也成为他同友人、学子聚会、讲学的一个固定场所。后人曾写诗描述此事：子瞻谪海南，寄傲古儋州。儋人喜见之，载酒从之游。酒味既冷冽，酒兴正绸缪。醉来何处归，归去无何有。（黄宁《载酒堂二首》其一）
除此之外，苏轼还不遗馀力地四处劝学，并且自编讲义、经书，他在文中记载：“当时经义初行，海外无书可读，编成经说传诵当时也；辨析经转，异义参求也；所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所成史断，浅近易解也。”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海南形成了比较好的读书氛围。苏轼欣然地写道：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且欣习齐咻，未敢笑越吟。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荆榛短墙缺，灯火破屋深。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儿童读书的天籁之音，不仅圆美，而且令人陶醉。苏轼肯定地说，“吾道无南北”，即使落后野蛮的海南人，也是可以教化的，因为岭南也出现过唐朝为相的张九龄、唐德宗朝宰相姜公辅。
苏轼对海南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出了几个颇有名气的书生，譬如琼山学子姜唐佐，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他曾拜苏轼为师，侍奉苏轼达八个月之久；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也是苏轼的学生，后官至韶州、化州知州。明代大学士丘濬在《琼山县学记 》中也说道：“为详说者谓琼士未知学，盖自宋姜君弼（唐佐）从苏公子瞻始。”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 》中说：“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是苏轼使该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
据史料记载，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从开国至绍圣年间这一百多年，儋耳郡从未有人及第，直到苏轼在此执教，北归三年后，姜唐佐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北归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符确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翌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此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 名、举人 317名，清代出了进士31名、举人 178 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 四 苦尽甘来喜北归 海南有一种珍贵的小鸟，叫五色雀，当地人称为“丹凤”“小凤凰”。五色雀羽毛具五色，绚粲美丽，叫声铿锵，为人们所喜爱。据说此鸟知气候雨晴，大旱时它出则下雨，久雨见它则转晴，故人们将其称作瑞鸟，认为是吉祥之鸟。
哲宗元符三年（1100），不知不觉，苏轼在海南将近三年了。这一年的正月十五日，他和友人在黎子云家又见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焉，俗谓之凤凰，云久旱而见辄雨，潦则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尝一至庭下，今日又见之进士黎子云及其弟威家。既去，吾举酒祝之曰：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乃为赋诗，《书罗浮五色雀》。
苏轼认为能够再次见到五色雀是一种好运。果不其然，这年的正月，哲宗病死，徽宗继位，朝廷又一次大换血，被逐的元祐党人纷纷内迁，苏轼也在其中。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下诏：“苏轼等徙内迁。”
有关苏轼北归的故事，史书中的记载也颇为有趣。苏轼谓子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苏轼对儿子苏过说，自己觉得近日要北归中原。他涤砚索纸笔，焚香说：“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写完之后，苏轼一读，一字不差，便高兴地说：“吾归无疑矣。” 果然，没过多久，苏轼就收到了回廉州任命的消息。
得知苏轼要北还的消息，儋州百姓依依不舍，纷纷前去送行。有十数父老担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相见？望着生活三年的儋州，苏轼也是百感交集，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 》：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诗中，苏轼表达了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从宋哲宗元符元年到元符三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苏轼是百感交集。
当初被一道圣旨贬往儋州，苏轼内心是极其悲观绝望的，“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虽然挂名“琼州别驾”，但是，朝廷不发俸禄。而且当时政敌还给苏轼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因此，苏轼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这是苏轼经过儋耳山时所作的诗歌。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自己比作那高耸入云的儋耳山以及被弃置一边的补天石，虽然自己满腹才华，一心为国为民，无奈报国之心得不到回报，却屡屡被贬，字里行间充满了遭弃置的牢骚与愤懑。而这首诗，也可以看做苏轼被贬海南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苏轼在海南的生活是极其困顿的，他在给张逢的信中说，这里“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并且这里的饮食也和内地大大不同：“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如果说生活的窘迫和不适应这些皮肉之苦还能忍受，而内心的寂寞是不能驱散的。由于是戴罪之身，苏轼对未来一片迷惘。在给《与张逢六首》之二写道：“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在《夜梦并引》中又道：“到儋州十馀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
所幸的是，苏轼并没有一味地消沉下去，而是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去积极适应这里的生活。早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视之 》一诗中，他就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在这首诗中，苏轼以略带幽默的口气，安慰弟弟苏辙说，不要埋怨琼州海峡的天各一方，我们还是要感谢圣恩，让我们兄弟俩可以隔海相望。他还想到商朝被流放到朝鲜半岛的名臣箕子，说被贬儋州不算什么，我们也可以像箕子那样去教化土人，海南岛也可以是我的故乡呢。
苏轼的乐观和洒脱，在他的《试笔自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虽然刚刚被贬海南时，他还凄然自问：“何时才能够离开这座小岛啊？”但转念之间，他便跳出了自身，在九天之上俯瞰小小寰球，原来这天地、九州、中国不都在海水的包围之中吗？每个人不都是生活在岛上吗？既然这样，我又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有了这种乐观的心态，苏轼就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寻找乐趣。譬如其在《谪居三适 》中谈到，第一种乐趣是“旦起理发”，早上起床后迎着海风洗脸梳头，“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有着说不尽的清爽与舒畅。第二种乐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时分，在窗下将双腿盘起坐在蒲团上，两肘靠在竹几上，什么也不想，悠闲地打个盹，重游“无何有”之乡。第三种是“夜卧濯足”。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膇( 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 苏轼的这份旷达和飘逸，这份返璞归真和安贫乐道，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来自生命的自信！他甚至模仿当地人用椰子壳做了一顶“椰子冠”，并自豪地写诗告诉子由：“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虽然苏轼离开了海南，但是，他对海南的贡献永远被人们记在了心里。他改变了当地“病不饮药，以巫为医”的习俗；他劝导男子多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不要一味地依赖妇女；他在“载酒堂”中传授知识，培养弟子，积极促进当地的文化教育；他还自食其力，亲躬耕种，“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鹦舌尚可学，化作黎母民”，拉近了与当地百姓的距离；他发出了“海南万里真吾乡”的慨叹，袅袅馀音至今萦绕在儋州上空……虽然苏轼在海南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但却留下了上千年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交流视野中的琼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X035）的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