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要在于敢作敢当
小中大学真“证”毕业，先坐机关，后做传媒，人间冷暖，入眼入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新提法，要“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这一声声时代之音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无穷智力、动力和潜力。当领导其实还不仅仅需要敢于作为，还应该敢于“认账”，这两个方面犹如一片树叶的两面，缺一不可。
一面敢于作为，一面勇于认账，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再简洁不过的四个字——敢作敢当。80多年前，鲁迅在《两地书》十八中写道：“敢作敢当，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这一说法被视为“敢作敢当”一词的最初出处，而他一向赞赏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是敢作敢当者的最好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拓中缩手缩脚，在创新中明哲保身，在日常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干部并非少数，而由“不敢为”导致的“不作为”现象更为普遍，所以，“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被提了出来。宽容改革失误，能够解除干部意识里的束缚，让其尽情奔跑；而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将能够保证干部在判断有误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在歧路上跑得太远。
官员怯于作为、缺乏担当的原因十分复杂，有的缘于理想信念的丧失，有的缘于积习已久的惯性思维，有的缘于圈子文化的消极熏染，有的缘于考评机制的有失公允。的确，“数字出干部”、“眼睛向上，前途无量”、“中规中矩显政绩、四平八稳没毛病”、“谁先出头谁先死”等为官“经验之谈”曾经大行其道，甚至还有溯源者为证明其事出有因，不惜冠以“中庸”、“难得糊涂”等国学名头。于是，在有些官员圈子里，棱角与豪气渐行渐远，圆融与世故逐步走强，由于没能力、没魄力而“不敢作”和没胸怀、没气度而“不敢当”的一众官员，在如此不堪的所谓官场文化中，不但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感，反而自认为得到了为官之要，活出了精彩人生。
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创新，言易行难，需要突破惯性思维的壁垒，冲出既得利益的藩篱，还要经得起无数质疑与嘲讽、明枪与暗箭的考验。宽容改革失误正是为了给鲁迅先生赞赏的四种人提供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全情全力投入改革，跳出既伤身又伤心的怪圈。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宽容改革失误并不是独断盲动的挡箭牌，也不是借改革之名逞一己之欲的遮羞布，不仅容错之后必须跟上纠错之策，而且容的是创新之错、探索之错，而非懈怠之错、官僚之错。
为官之道千条万条，首要之道应是敢作敢当。无论哪一级官员，肩上都负担着时代的使命，身上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如果只会一味好好好、是是是，只会简单地重复昨天、熟练地敷衍上级，只会遇难事绕着走，遇险情调头跑，将一方经济发展与百姓福祉置于脑后，以“太平官”自得、自满、自居，那就只配得上百姓说了千百年的那句话——“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