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威：不断扩大的朋友圈
文图｜本刊记者 张洪
刘国威
台湾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哈佛大学梵文与印度研究学系（现已更名南亚研究）硕士、博士，曾任佛光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佛教学系主任、佛教学院代理院长；现任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后期大乘佛教、梵藏佛教文献、西藏佛教文化等。
2016年8月2日，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幕。研讨会吸引了包括109名海外代表在内的325位代表参加。作为来自台湾的代表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国威主持了古代史组的小组发言和讨论。参会之余，刘国威就藏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等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藏学研究的早期储备
“跟其他学科比，藏学研究的成长还是蛮快的。”谈起当代藏学在国际上的关注度，刘国威深有感触。作为藏学研究专家，在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刘国威提交的论文关注11世纪印度高僧阿底峡尊者至金洲求法的不同记载。
主业是藏学研究，但是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本科时，刘国威的专业却是数学。虽然每天在一堆公式中度日，但他的真正兴趣点却是藏学。19 80年代中期，藏传佛教悄然在台湾兴起，陆续有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高僧来台弘法。他们基本不会汉语，有些要英译中，甚至藏译英、英译中 当时的情形让刘国威立誓要学习藏文。
当时藏文属于冷门学科，修学者寥寥无几。因为“政大”有边疆政治研究所之故，所以有藏文课程可以选修。从大三起，刘国威便开始学习藏文。他还记得当年跟藏文主讲老师萧金松上课，第一年有5位学生，到了第二年就只剩下他一人，开小灶一般跟老师一对一学习。两年下来，打牢了藏文基础，刘国威未来的求学线路也变得清晰起来。19 9 2年，瞄准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他远赴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当时能进哈佛也是因缘成就，梵文系虽有百年历史，但过去哈佛仅着重于印度学领域，那时刚好开始发展西藏学研究领域，刘国威是系里第一位台湾留学生，也是第一批西藏学领域的学生。此外，哈佛大学重视学生的逻辑与计量能力，应用数学系毕业的刘国威也占了些许优势，再加上修读过佛学与藏文课程，因此他得以顺利入学，从硕士到博士，在哈佛求学9年。
2001年刘国威由哈佛学成回到台湾，就职于佛光大学宗教学系，在那里教书10年，2012年底离开佛光大学就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于刘国威来说，当年用英文学习梵文是一段“蛮痛苦”的经历。如今精通梵文、藏文的他，研究佛教文献得心应手，要归功于那一段时间的苦读。因为独有的语言条件，使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占尽优势。
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刘国威和他的指导老师—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一起参会，成为一段师徒相伴共襄学术盛举的佳话。1997年，范德康带着5位博士生第一次来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中就有刘国威。随后的几届导师没能成行，而刘国威却一届都没落下。
两岸故宫藏传藏品特色
谈及两岸故宫在藏学方面的藏品特色，刘国威告诉记者，以藏传文物来说，北京故宫的文物较多，尤其是佛像。台北汉语佛教文献相对多一些，梵藏文类收藏相对较少，藏传类文献多是译成汉文的版本。
台北故宫的藏传佛教典藏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最著名的当属康熙8年，费时两年做成的甘珠尔经，也就是所谓的《龙藏经》。这套藏文《龙藏经》是现存写造时间最早、卷帙最庞大、装帧最富丽之藏传佛教法宝。其总共108函，由170余位僧人用泥金抄写，算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对于这套《龙藏经》，刘国威花费了颇多心思。2015年由他主持编写了《殊胜因缘—内府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探索》，对龙藏经进行了详细研究。他告诉记者，“乾隆时又再造了108函，因为康熙的那套已经带全，所以只带了12函， 96函留在了北京。”
清宫旧藏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清宫档案，二是器物。刘国威介绍说，台北故宫收藏较多的是器物类藏品。“如法器以及达赖、班禅进贡的贡品等。”
那个年代，清宫文物从北京辗转运到台北并非易事，当时，佛教文物不像现在那么重要。“所以选择的多是体积较小、方便携带的，真正的大尊佛像等都没有带来。”
刘国威表示，以数量来讲，北京故宫的藏传文物相对较多，唐卡基本都在这边，台北故宫收藏的唐卡多是到台湾之后的购藏品或捐赠品。
这些年，针对藏传佛教这一主题，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过几次大型展览。上世纪70年代举办了清宫藏传法器展，那时刘国威还在读小学。20世纪80年代举办过金铜佛像展，附带有清宫藏传文物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佛像主要是2004年旅日华侨彭楷栋先生私人收藏的捐赠，总共有400多尊，目前在台北故宫长期展览。2016年5月-11月，“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该展览以藏文《龙藏经》为主要展品，搭配其他典籍、书画、法器、金铜佛等120组藏品。
刘国威介绍说，以佛学来讲，两岸之间的学术研究、往来已经非常丰富了。相对来说，在台湾做藏学研究的学者与大陆比数量要少很多。大陆藏学研讨会较多，而台湾相对较少，因为台湾并没有稍具规模的藏学机构，都是散在各个学术单位。他表示，台湾的一个特色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有学术素养、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并不多。一些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藏传寺院学习，走的是传统寺院的教育路线。他们有良好的藏文训练，口笔译熟练，但却远于学界。不过，刘国威表示，现在懂藏文能做翻译的年轻人比他当年念书时的数量增加了很多。
刘国威透露，在台湾从事藏学研究的不见得都是佛教徒。但是在台湾做佛教研究的学者，大部分的背景都跟他的经历差不多，“多半是因为信仰慢慢培养出了学术兴趣，一方面做学术研究，一方面有个人的信仰和修行。”
藏学研究成长迅速
谈及两岸在藏学或佛学方面进行合作的空间，刘国威说，他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学术往来，彼此也进行过学术互访。
关于大陆藏学研究，刘国威认为，大陆这边单位多、人才多。除了藏研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有跟藏学相关的系室，加上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西藏学者队伍，在藏学研究方面，大陆有一个很庞大的学术圈。
进行了多年的藏学研究，刘国威深感文献研究首先要掌握语言才能深入。西藏学研究是一个综合学科，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田野调查 人们会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切入。如今在国际上，藏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全世界对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关注，对藏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的关注与日俱增。国外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除了汉学之外，藏学是最为重要的板块。在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把藏学看成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汉学家（比如伯希和、劳费尔等等），也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藏学家。
刘国威表示，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在英国牛津大学成立的国际藏学研究协会，每隔几年都会举办一次会议。开始只有20-30篇论文，现在已经到了第14届，前几年在德国办的那一届，论文就有600多篇。从当年的20-30篇到几年前的600多篇，这是一个大幅度的飞跃。
刘国威介绍说，在国际佛学研究领域，藏传佛教的研究也算是显学。国际佛教研究学者中做西藏研究的最多。他表示，佛学传到欧美，汉传、南传、藏传各分支都有，但是在欧美各国，藏传佛教还是最为主流，也是佛教中西方人信仰最多的一支。很多人做过分析、比较和探讨，语言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切入点，藏传佛教的法师在欧美都精通英语，相比之下，汉传法师语言方面的沟通会弱一些，“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针对西藏正在进行的贝叶经（写在贝树叶上的经文，素有“佛教熊猫”之称）保护，去过6次 拉萨的刘国威认为，这几年西藏社科院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开始只是做调查，未来可能会针对具体经典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普查。西藏已普查出近6万叶、约12万面、1000多函（种）的贝叶经存世，主要成书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之间，绝大部分为梵文写本。
“过去一些经典一直没被发现，只有藏文和汉文本，现在西藏发现了重要的梵文本，这对未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影响。”刘国威说，近期公布的几部都是重要的大乘经典，目前还只是初期的研究阶段。这些经典以前已经失传，现在重新整理出来，从中有很多课题可以开发。
西藏是当今世界保存贝叶经最多、最丰富的地方，有数万叶贝叶经保存在寺庙、博物馆甚至农家。前不久，中国成立了首家贝叶经研究所，专门从事对贝叶经的挖掘、抢救、整理和翻译。
刘国威表示，国际藏学界非常关注这些文献，这次研讨会的藏文文献组，有学者探讨的也是此类主 题，关于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刘国威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