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的“间隔年”
文｜本刊记者 龚寒
2006年12月，25岁的广东白领孙东纯做了一个决定：暂时告别朝九晚五的生活，开启自己的“间隔年”计划。于是，他带着一张仅存有21000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踏上一段为期3个月的印度之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就走了13个月，变成一次横跨亚洲的旅途，前后游历了6个国家。他一边旅行，一边以义工的身份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帮助当地需要帮助的人。他将自己的游历经历发到论坛上，引起了很大关注，许多中国人头一次知道什么是“间隔年”。2009年，他的网帖结集成书《迟到的间隔年》，让“间隔年”概念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间隔年计划周年论坛原来这就是“间隔年”
孙东纯，80后，出生在广东农村，经历过赤脚上学、用猪粪给田地施肥的年代，儿时去趟市中心对他都是一件隆重而兴奋的事。那时的他，好奇家乡的公路到底有没有尽头，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完成横跨亚洲的旅行。在旅行中，他不仅见识了不同的人生，还遇到了自己后来的妻子，一位日本女孩。
间隔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对我来说，是找到了‘爱’，我只能想到这个词。不单单只是认识了我现在的日本妻子，而且通过间隔年学习怎么去关爱别人、懂得去感恩。”孙东纯说。
作为过来人，孙东纯认为，要让“间隔年”变得有意义且更美好，首先要确立一个主题，可以是旅游，也可以是支教、义工等等。“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最好是你生活中特别想干而又没干的事。最重要的是通过把自己与社会‘间隔’一段时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孙东纯说。
当大学生陈晨看到了《迟到的间隔年》时，他说那种快乐不亚于在期末考试前一天发现老师落下考题和答案。当时的他面临毕业，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同时，他也看了法国的一部获奖动画片《苍蝇的一生》：片中的苍蝇从出生到死亡只有1分钟的时间，但却做了20多件事情。“我想起码我比一只苍蝇的时间多多了，于是我用一张清单，想给自己一年时间，完成一些有意义、靠谱的事情，都是我大学时想做但没有去做的事。”
在那张清单里，他最终选择了“做一年全职农村人”—他18岁以前生活在农村，却很清楚自己并不了解农村。于是在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的支持下，他去了雅安地震灾后的一个村子。“小鹰计划”的间隔年活动，旨在招募年轻人用1年时间去农村踏踏实实做公益项目。
利用小半年时间，陈晨走访了村里的老人。在春节前，他突然萌发了为村民拍全家福的想法。于是，他用26天筹集20000多元，用这笔钱招募了20多个公益摄影师，在过年前7天的时间，帮村民拍摄了157张全家福，及300多张纪念照—这是村民们在灾后的第一张全家福和新年照片。
间隔年计划和长江商学院签署导师计划奔向远方的年轻人们
作为国内首个资助年轻人实施“间隔年”的专项基金，中国青基会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成立于2014年，旨在在中国年轻人中间传播“间隔年”概念，并通过实施中国间隔年计划，帮助年轻人探索世界，认识自己。
这一基金每年面向全国高校18-28周岁在校生，对提交并通过评选的优秀计划给予奖励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在国内或海外的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计划。
廖小涵是被资助者之一。2015年10月，她带上祝福和不理解者的嘲讽，前往印度特蕾莎修女仁爱之家做义工。她被分配到儿童之家的残疾部工作。虽然廖小涵对孩子们感到怜悯，但是却无从下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亲近孩子们。最终，护理人员的行动改变了她。修女和护工对孩子们爱得很无私，她们细心地记载着每个孩子的病情和配药剂量，在喝药用的杯子上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修女们知道每个孩子会被怎样的方式逗笑，并将经验传授给义工。
“很多这样的细节，让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福利院，这里更像一个城堡，住着很多的小公主小王子，每一位都很珍贵，有很多慈爱的母亲疼爱着他们。他们的幸福发端于不幸，让人感叹，也让人慰藉。”廖小涵感慨。
志愿者们负责带着孩子唱歌跳舞，帮孩子换尿布和喂食。相比热情外向的西方义工，廖小涵是腼腆的，但她还是为孩子们唱了一首中国的儿童歌曲《小小粉刷匠》。
由于预算紧张，她每个月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最开始她有点担心自己会受不了而逃离印度，但坚持下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心反而轻盈了许多。“简单的行李，简单的旅馆，还有简单的食物，让我更有专注力去体会我当下的生活。”
在“垂死之家”，看到病人们整天躺在床上，只能等着别人来照顾，她曾怀疑这些病人的生命和义工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但她渐渐找到了答案。“当外国记者问修女，世界上那么多贫穷的人，你是救不完的，那你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特蕾莎修女抱起一个正在被喂食的小孩说，对这一个有意义。正如她所说，我们很多只是平凡人，我们没有改变世界的才能和机会，但是似乎只要做好眼前的一件事，爱好眼前的一个人，这不就有意义了吗？”
在来印度之前，廖小涵深深感到越长大越不快乐。在印度的两个月，她似乎找到了原因—越来越大的野心，越来越盛的物欲，让她忽略了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幸福，比如空气、阳光、干净的水，还有和平，还有来自身边亲友的爱。
“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虽然身有残疾，或者被父母抛弃，但他们也能感知这个世界，而且是充满爱意的。垂死之家的老人，即使前半生被社会被家人抛弃，但是在生命的终结，有爱，有尊严，即使离开，也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埋怨。有一个时刻，我忽然发觉，他们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因为简单，因为感恩，因为爱。所以，如果抛弃身边冗杂的事物，当你开始轻装旅行，或许你会发现生活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廖小涵想明白了。
廖小涵 “间隔年”回来之后和廖小涵一样受资助的年轻人中，有人只身一人骑行北美，风雨无阻；有人去肯尼亚担任小学教师；有人环华骑行，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所见所感；有人去了藏区做环保旅行；有人在泰国和斯里兰卡教授中文，还有人去了澳洲打工旅行，一部分时间用于从事短期季节性的工作，赚取部分旅费；一部分时间用于旅行和体验，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 “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年轻人都会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来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社会。这时候，年轻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还会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间隔年”在中国兴起是必然趋势，也是符合青年发展潮流的一种积极现象。
邓希泉认为，绝大部分中国孩子从小到大都在家长安排下，循规蹈矩地沿着既定的路线走，这导致很多人依赖性强，社会适应性弱。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青年有一个机会摆脱既有的环境，更加清楚地发现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会发现社会更加需要哪些品质，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间隔年让年轻人和社会的冲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动态的交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出现了某些问题，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会让年轻人有一个空间去调整、改变和弥补。”邓希泉说。
但邓希泉也表示，目前中国配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应届生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学，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一些机会。在大学就读阶段，休学也并不容易。同时，打工赚钱的劳动保障和安全问题也值得考虑。邓希泉建议，相关机构要如实告知参与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风险。
廖小涵感慨，如果不旅行，就会永远生活在书本和别人的经验里，就好像其实印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用手抓饭吃，印度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飞饼”一样。
但更重要的是，廖小涵从“间隔年”的游历中渐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适合做什么。现在的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立志投身公益事业。
在“间隔年”之后，孙东纯也已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他与旅行中认识的日本女孩结婚，旅居日本，学习新语言，开始新工作。期间，他做过日本中文机构的老师，也兼任国内媒体的撰稿、摄影人。
“从广州一个朝九晚五的白领，到一个旅居国外的‘自由人’，这是我‘间隔年’之前完全想象不出来的。但我们不应该奢望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会提升你的专业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和美好前程。”他最想提醒年轻朋友们的是，“间隔年”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也非浪漫感人的艳遇故事，更不是逃避社会和责任的借口。
“我在‘间隔年’的路上学习爱，回家了才是实践的开始，但是我们会更加热爱生活，从容面对苦难。”孙东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