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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女排世界杯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负于美国队，获得银牌时隔12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再度夺得奥运会冠军，追平古巴创造的3次奥运会冠军纪录，这也是中国女排拿到的第9个世界冠军。

赛后接受记者采访，主教练郎平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队员的技术还不是最好，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作风、团队（合作）相互弥补。”

这让人想起35年前，21岁的郎平所在的那支中国女排。在许多老体育记者眼中，这支队伍无疑是中国女排实力的巅峰。那时，她们以7战7胜的成绩夺得当年世界杯冠军。

整场比赛，扎着两个小辫子的郎平扣球407次，直接得到79分，是赢下冠军的最大功臣。也是在那次赛事中，央视解说员宋世雄脱口而出的“铁榔头”，成为伴随郎平35年的另一个名字。

1986年，“五连冠”时期的女排队员几乎全部退役。此后30年时间里，她们的头衔是“前女排名将”或“‘五连冠’功勋”，她们的生活、事业，乃至生死都被人们关注，一举一动都被媒体视为新闻。

球场

1985年，郎平退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1987年4月，她以公派自费的方式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攻读体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初到美国，郎平语言不通，经济拮据，中午舍不得到食堂或麦当劳吃快餐，就自己做三明治带到学校，一个星期的生活靠10美元撑下来。第一次回国，郎平和老女排队员一起到哈尔滨打了一场表演赛，她曾经的队友不少已成为处长、主任级别的干部，而她只是一个穷学生。在自传里，郎平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落魄之际，她有过一次为钱打球的经历—1989年，在意大利摩德纳女子排球队打球。摩德纳是个小城，那里有法拉利车队，还有帕瓦罗蒂。

郎平在自传里写道：“‘五连冠’打下来，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那时候，很了不起，万元户啊。每次出国比赛，我们的零花钱是15美元，都舍不得花，一点点攒着，攒到一定数量，给家里买了一台彩电。”

赛季结束，摩德纳女子排球队获得意大利杯赛冠军，这是队史上第一个冠军，郎平被评为赛季最佳运动员。当地媒体给她的评价是：中国的马拉多纳。那时，马拉多纳正好在意大利踢球。

当年女排技术顾问李安格曾对媒体回忆，那些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的女排队员，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效力于国外的球队，对她们来说是一个既能挣钱又能开眼的好机会。”

1993年，郎平在美国获得体育管理硕士学位，随后拿到绿卡，有了工作，买了房子和车子，组建了家庭。1994年，郎平开启职业教练生涯，担任八百伴世界明星队主教练，年薪20万美元。

靠着从俱乐部挣来的钱，郎平渐渐在美国站住脚。一天，她忽然接到中国女排领导打来的电话，邀她到北京谈谈。事后，她才知道是请她出任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

1995年，郎平结束8年海外生活，回国执教国家队。回国之前，郎平和白帆正式离婚。收拾好行李，她发现“我这样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身边的两个箱子。当然，在法律上，我还有半个女儿”。

回国后，郎平率领中国女排获得1995年世锦赛季军、1996年奥运会亚军、1998年世锦赛亚军。

没有冠军。

1999年，郎平在遗憾中卸任国家队主教练。

官场

邀请郎平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张蓉芳是主要说客。这是她们的第三次合作。

球场上，互称“平平”和“毛毛”的两个人风格迥异：郎平球风凶狠，张蓉芳打球沉稳又怪异。张蓉芳曾经是老女排队长，因进攻速度快，线路多、落点刁、变化大，被誉为“怪球手”。有评论认为，“两位主攻手在语言模式、行为准则、思考方式甚至价值判断上都无限趋同。时代赋予她们很多精神特质，比如艰苦奋斗、不畏牺牲、流血流汗流泪、集体大于一切等，都在两个人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1984年奥运会后，张蓉芳退役，走上仕途，被任命为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6年，她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是她的助理教练。这次合作，她们联手率领中国女排实现“五连冠”。

1995年，张蓉芳的身份变成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分管排球、跳水等项目。之后，她成为郎平带领的那支女排队伍的领队。

1998年，张蓉芳在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任第一副主任。

中视体育新媒体部部长杨旺在博客中提到，“她们俩是两种价值取向、两种人生道路的典型代表。选择集体价值作为依托的张蓉芳，与一心想和体制切割、追求个体价值的郎平，如同两条独立运行又相互缠绕的轨道，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和互补性。”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主任潘志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张蓉芳负责。时值中国女排出征世界杯，已经十几年未出过国的张蓉芳办理签证，赶往日本督战。这是她和郎平的第四次合作。

同样是在日本，同样是对阵日本队，随着朱婷扣下最后一球，中国女排时隔11年再夺世界冠军。在全队捧着奖杯的一张合影里，张蓉芳站在郎平左边，和当年比起来，两个人都剪了短发，笑容里难掩岁月的痕迹。

实际上，近半数老女排球员退役后都步入仕途，并且不断晋升。在那个分配工作的年代里，从政是冠军们最好也是最轻松的选择。2014年1月4日，深圳网球公开赛决赛，孙晋芳祝贺李娜成功卫冕1983年，孙晋芳因严重伤病退出国家队，同年被任命为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在后来的采访中，孙晋芳回忆起当时艰苦训练的情景。湖南郴州训练基地条件简陋，地板用竹子铺成，上面还露有毛刺，球员们要在上面不停地摸爬滚打，做接球训练。因为地面过于粗糙，她们套上了窗帘改成的马甲，“马甲是保护衣服的，不是保护肉的。”在老女排后来的每一次聚会里，忆苦成为最重要的话题。

2001年初，孙晋芳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一干就是十年。在孙晋芳任内，中国网球开启了“单飞模式”，李娜、彭帅等人走上职业化道路。“我问心无愧，做了该做的事，该拿的冠军都拿了，把中国网球带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刚到网球管理中心时，孙晋芳总会把老女排的拼搏精神挂在嘴边。她曾批评李娜，“我感觉到李娜很多时候会突然崩溃，波动性特别大，究其原因，她们从小没有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李娜不像我们，我们自己知道在关键时刻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调节。”

比如，1982年世锦赛。中国队首场输给美国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要全队保住冠军。在积分制规则下，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一场也不能输。最终，中国女排果然一场没输，保住了冠军。

2014年5月，孙晋芳卸任，改任江苏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同年9月，江苏省委对江苏省体育局主要领导作出调整，孙晋芳不再担任省体育局党组书记职务。2013年9月22日，湖南省郴州市，2014男排世锦赛资格赛。赛后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排协副主席张蓉芳与中国男排全体队员依次击掌相庆，并为他们颁发冠军奖牌朱玲、陈亚琼是为数不多的仍在任上的老女排队员。尤其是朱玲，她的职业轨迹是标准的运动员晋升之路。

1984年，朱玲跟张蓉芳同期退役，随后被任命为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升任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04年5月起，朱玲担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至今。

1985年，陈亚琼退役，担任新华社驻港记者，现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港特区联络办工作，任联络办宣传文体部副部长。

侯玉珠被中外记者称为中国队“秘密武器”。1986年退役后，23岁的侯玉珠就读于对外经贸大学。1990年，她加盟德国斯图加特俱乐部。1994年底，她回到国内，任职福建省体育中心副主任。如今，她是福建省体育局青少处处长兼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市场

郎平不愿意从政。在自传里，她回忆起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们所在的湖南郴州训练基地主任通过郎平向国家经委要拨款，却没有把钱用来建设基地，结果郎平因为“伸手要钱”被严肃批评，还要写检查。

多年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郎平说：“这个事件的阴影在我心里好像再也抹不去。……我当不了这样的官，我没这个‘修养’，我心太软，老同情人，这不是当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科学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到美国，我选学了体育管理。”

1999年，郎平前往意大利执教，在那里，她带领球队获得多个冠军。2005年，郎平接任美国女排主教练，率队在2008年征战北京奥运会，获得亚军。那年，中国是第三名。

郎平在国外执教的那几年，她以前的一些队友陆续在国外定居。周晓兰就是其中之一。周晓兰绰号“天安门城墙”，和“铁榔头”一起，代表着那支最强队伍的防守和进攻能力。

周晓兰不仅有高大的身材，还有高超的拦网技术。1984年退役后，她跟随丈夫侯晓非赴冰岛任教。1988年回国，进入国家体委，任球类司副司长兼排球处处长，是当时体委系统最年轻的副司级干部。1995年初，她辞去公职，随丈夫定居美国。

关于辞去公职的决定，周晓兰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1995年，郎平回国家队任主教练，周晓兰也是重要说客。在郎平即将回国时，周晓兰接到通知：朗平回国及相关其他事宜已由别人代理，你不要再过问，也不必去机场迎接。最终，周晓兰坚持以个人名义去了机场，此后因不满工作氛围请辞公职。

在美国，周晓兰先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排球教练，后来到了马里兰州爱德华市的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工程师，目前是公司部门负责人和两个孩子的母亲。

梁艳是唯一一名全程经历“五连冠”的女排球员。1986年梁艳退役后，中国女排开始青黄不接，陷入低谷。也是从那时起，“老女排”成了人们心中最值得回味的记忆。

退役后，梁艳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求学，专业是新闻摄影。由于进校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大，她一度觉得不适应，“不过我的性格随遇而安，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本科毕业后，梁艳进入《新体育》杂志社工作，在总编室当编辑。

梁艳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她曾说：“她们退役后有一段时间看见排球还会手痒，我不会，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前当运动员为国争光，那是应该做的。五连冠对于我，是很美好的回忆，但人总要向前看。”

1995年，梁艳“下海经商”，成立一家体育文化传媒公司，当起了老板。“我喜欢改变，不太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以前当运动员太累了，想换一种自由的活法。”

这一时期，杨希、曹慧英相继进入商界。在郎平之前，杨希一直是女排头号主攻手。因为长相酷似山口百惠，杨希在日本有很多球迷，每次到日本比赛，都有大批球迷前去迎接、送礼物、索要签名。

杨希的位置被郎平顶替，不得不坐上替补席。但她在当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攻人才短缺，年轻一代还没有成熟起来，一旦郎平或张蓉芳在比赛中出现意外，杨希都得顶上去。

1982年，获得两次世界冠军的杨希退役，随丈夫到美国读书，获得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奖学金，攻读心理学硕士。回国后，杨希投身房地产，并且在业内颇有声誉。

曾有媒体报道，中国女排夺得雅典奥运会冠军后，杨希在自己的豪华会所宴请全队。如今，她在香港等地拥有写字楼，创办了多所体育学校，被媒体称为“老女排里的首席富姐”。

曹慧英是“文革”后中国女排第一任队长，在球场上“要球不要命”。在那个热衷给英雄取名号的年代里，她被称为“铁姑娘”—不仅因为她的钢铁意志，也因为她腿内时常留有受伤后嵌入的钢板。

1983年退役后，曹慧英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两年，然后分配到国家体委的国际体育旅游公司任副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初，她辞去公职，随丈夫一同创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的经纪业务。

从体育到商业，曹慧英发现“做生意和打排球的区别很大，打排球有组织管着，只要你把训练做好，尽最大的努力打球就是好队员，像我当队长就要起到带头作用；做生意就不同了，商场如战场，要和不同的事情打交道，一切要从头来，从头学”。

2007年，曹慧英举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下半场

曾经一起在球场上征战的老女排队员，换下运动服，开启了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下半场。

如今，55岁的梁艳仍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不过，她正在减少工作量，把重心转向家庭。“其实老女排练得最苦的时候，我都没赶上。很多队友真是为排球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2013年4月6日，一次突如其来的葬礼把老女排再次聚在一起。几天前，老女排队员、接应二传手陈招娣因肝癌晚期抢救无效去世，时年58岁。

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老女排队员配合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做了一期《排球梦，中国梦》的节目。节目中，老女排队员们再次统一着装，是此前从没穿过的黑色。

郎平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陈招娣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我们那时候训练很苦，虽然大家都能坚持下来，但是能做到‘大义凛然’的就只有招娣一个。七八个小时训练下来，还要加练防守，因为不知道袁导的想法，谁也不敢第一个来。这时候通常都是招娣冲在最前面，看她面对袁导那眼神，就像是在说‘来吧，谁怕谁啊！’绝对的军人气质，让我们特别佩服。”

参加完陈招娣的追悼会，郎平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参加女排国家队主教练竞聘。“其实作出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应该是我执教生涯中最纠结的一次，主要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承受这个工作量。”

多年的职业生涯，常年的超负荷训练，郎平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伤病。“我膝关节（手术）比较多了，主要都是清理手术，做过7次，我的双胯一边做了一次，有腰间盘突出，然后颈椎做了手术，也是颈椎盘完全压迫神经，所以从整个运动创伤来讲，不下十次的手术。”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原副院长李方祥介绍，郎平25岁退役时，膝盖的磨损达到70岁老人的程度。据郎平自己表述，多次膝盖手术后，几乎整个髌骨软骨都没有了，不能剧烈运动，否则就会“骨头碰骨头”，非常疼。

身体出问题的还有老搭档张蓉芳。据媒体报道，2015年11月召开的排管中心内部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宣布，58岁的张蓉芳“因为身体原因，不再担任排管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职务，由副主任刘文斌暂时主持工作”的人事变动。中心内部人员透露，“她（张蓉芳）身体一直不好，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之前她也曾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而请假。”

据央视网球评论员许旸透露，孙晋芳已患血癌10年之久。“据我了解，孙大姐得血癌已经有10年的时间，是身体造血机能出现问题，目前医学上并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法，只能通过换血来维持。这些年她已经换过两次血，虽然现在病情稳定，但还是要定期做检查。”他透露，赛场上孙晋芳总是戴着一顶大太阳帽，就是怕被太阳长时间照射身体有反应。平时在家里，孙晋芳总会莫名其妙地晕倒，有一次晕倒在家里客厅中将半边脸都摔青。

作为唯一一位仍在排球一线工作的老女排队员，郎平说，里约奥运会之前，她的目标是拿到奖牌。当惠若琪将球拍到对方场地上拿下赛点时，球员们兴奋地抱在一起，大叫，大笑，放声痛哭。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郎平只是转身面向教练团队，双手握拳，举过头顶。

（本文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赖宁精神

1988年5月，中国共青团、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赖宁曾在1990年代作为全中国学生学习“见义勇为”精神的榜样。在小学《思想与品德》教科书中，有详细的关于“救火小英雄”赖宁生平事迹的介绍。

进入21世纪后，赖宁似乎正逐渐被淡化。赖宁精神中过度宣扬和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被认为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不相符。一些学校已将赖宁的画像从墙上摘下。围绕赖宁精神是否过时、是否值得提倡，引起教育界争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号。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ｍ2015年7月18日，习近平在视察第16集团军时发表讲话：针对不同作战任务从难从严抓训练，在实战条件下摔打磨练官兵，砥砺过硬的军事素质，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小岗村精神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以“托孤”形式，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创造了“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自此，中国农村改革拉开大幕。

2016年，习近平来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重温“小岗精神”时说：“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蛇口精神

1978年底，深圳蛇口掀起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口号。推出一系列可复制推广到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举措，“蛇口精神”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旗帜和象征。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深圳重温蛇口精神，促进新一轮思想大解放。2016年1月，参与改革的袁庚去世，再次引发对“蛇口精神”的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