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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年代，女排不仅是女排——它远远超出竞技体育范畴，整个中国社会以一种空前的热情赋予它深刻内涵。它出现在教科书上，密集地填满报纸版面，无孔不入地渗透各行各业。

2016年8月21日，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家住甘肃省天水市的中学教师李润很兴奋。女排夺冠后，他看到同事举着国旗在教职工楼里冲上冲下，高声呐喊。12岁的儿子说：“爸爸，我们去把门锁好，那叔叔疯了。”

如果了解发生在30多年前的事，李润的儿子也许会理解眼前这一切：父亲的兴奋和那位叔叔的疯狂。

李润小时候，父亲常把一些印有排球运动员照片的卡片带回家，向他讲述卡片上郎平、孙晋芳和陈招娣的故事。念中学时，李润所在的学校后勤处有位爱看排球的老师傅。逢中国队赢球，老师傅便跑到教职工宿舍后的小操场高歌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个信号，歌声一响，意味着中国队赢了。

1981年11月，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中国女排首次摘取世界冠军。此后，她们相继在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第23届奥运会、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夺冠。

现在，歌声消失了，那个被女排精神鼓舞的年代也早已远去。

在那个特殊年代，女排不仅是女排——它远远超出竞技体育的范畴，整个中国社会以一种空前的热情赋予它深刻内涵。它出现在教科书上，密集地填满报纸版面，无孔不入地渗透各行各业。

它被提炼为一种精神，一种拼搏奋斗的精神，一种用来加快四化建设的精神，一种有望振兴中华的精神。在那个既兴奋又茫然的时代，精神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胜利背后

至少在当时，胜利是不寻常的。胜利的背后是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乒乓球和羽毛球尚未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在国际认可的“三大球”上，亚洲人被认为存在先天短板。

胜利是属于欧美的，直到信奉“意志排球”的大松博文带领一批在魔鬼训练中成长起来的“东洋魔女”推翻了这一偏见。1962年，日本女排首获世界冠军，打乱世界排坛格局的同时，也为邻近的中国带来希望。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文革”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这一愿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那是一个急需精神鼓舞的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迈出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学术、文艺、实业迎来发展机遇，人们在兴奋之余，也感受着落差。

《人民日报》体育部原主任汪大昭描述，那是一个社会风气整体向上、不断进取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风靡，“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突破的、让人很兴奋的事”。体育项目胜败分明，成绩是最直接的体现；排球又更特殊些—它是团体项目，不易夺冠，更何况，中国女排在当时遇到的是美国、古巴、苏联这样强劲的对手。

接连的胜利近乎奇迹，它突破了历史，缔造了传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意义。

兴奋的同时，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面对世界时，也感到了失落。摄影师谢伟民对这种失落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他刚进报社工作，经历过“文革”，“我们有些人的理想信念都很迷茫，动摇的时候，这种横空出世的精神对我们的状态触动很大”。1981年11月18日，首都机场，市民热烈欢迎中国女排凯旋启蒙时代强烈的饥饿感，造就了滋生精神偶像的土壤。“女排精神”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加上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动，女排很快成为全民偶像，并不自觉地演化为某种政治符号。

郎平在自传中写道，“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这是女排队员的自觉，也是当时的舆论风向。1981年11月17日，女排首次夺冠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的篇幅进行报道。这在过去从未出现过。

当日刊登于报上的全国妇联贺电中，出现了“女排精神”一词：“你们是祖国的骄傲，妇女的光荣。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让‘女排精神’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

女排队员被视为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全民偶像

“1984年8月7日。今天上午6点左右就出家门了。一整天在做第23届奥运会女排决赛电视转播的有关新闻。奥运会女排决赛电视转播时间，整个上总（上海总工会—记者注）大楼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第4层七八个办公室，每个房间都挤满了看中美女排国手较量的人群。副主席蒋明道看到我们还说，‘学习女排，工作和看球两不误哦’。大楼下面还有许多市民等着看我们赛事比分的黑板报快讯。今天整个城市仿佛都在为中国女排而疯狂。直到此刻，我整个人还处在亢奋之中。”

这是谢伟民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写下的日记片段。在他的相机镜头里，平日锁在柜子里的电视机打开了，工作人员坐满了办公室，因为位置不够，有人坐在桌子上；楼下，附近工厂的工人穿着统一的工服，伸着脖子，围观贴在路边的女排比赛快讯。

那一年，1968年出生的球迷群叔迎来了高二暑假。他的老家在江西，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奥运期间，他总能听见邻居家的电视机里齐齐飘出的国歌声和奖牌报幕声—每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都将频道锁定在奥运节目上，并且将声音调得很大。

1984年8月7日，上海市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聚在办公室，观看第23届奥运会中美女排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比赛，吸引了亿万国人的目光为了观看女排比赛，群叔提前跟楼下拥有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英语老师打了招呼。决赛那天，他和老师一家五口，加上几名单身教师，七八个人紧盯着电视屏幕，得分就鼓掌叫好，拿下一局就欢呼，获胜了，一群人忍不住站起来高呼。

高中生群叔被电视里那些姑娘感动了。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他觉得自己必须像她们一样，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他一天的学习从早上五点半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夜里十点半。他要考最好的学校，要到北京去。他有个私心，国家队在北京训练，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可以去看看她们。

女排夺冠引起的兴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群叔发现，碰上学校有演讲比赛之类的活动，总有人提到女排。

不少人拥有类似的记忆。一名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写道，“1982年，那时候写作文不提女排精神得不了高分。记得班里一个女生的范文，有一句说家里人围在电视前，‘捧着凉了的饭碗’，全都忘了吃。”

1984年的一期《大众电影》将女排队员周晓兰与演员龚雪同时放上封面。那年，作家王元涛17岁，他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当时“深深迷上她了，想将来就娶周晓兰这样的女人”。

处于事件中心的球员郎平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她扣球的形象被印在邮票上，女排的集体照被制成挂历。“走到哪儿都很引人注目，观众、球迷都特别热情，叫你，围住你，签字，照相，至少要向你行个注目礼。”她在自传中提到，有次，她想去看电影，又怕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灯黑了，开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整个剧场都不安宁，她只好提前离开。

作家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记录了北大学生将女排请到学校的场景。“青年学生们一边高呼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一边把她们裹进了人流。从西门到礼堂，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学生们却抬着她们，簇拥着她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沿途，学生们挤掉的鞋，不下于上百只。”

精神就是生产力

女排的胜利为一个亟待发展的国家注入空前的信心，她们迅速成为振兴中华的时代楷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行各业掀起学习女排精神、发扬女排精神的热潮”。

1981年11月17日，邓颖超、宋任穷在《体育报》上发表文章，两篇文章皆提出，各行各业要向女排学习。其中，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宋任穷写道，“要像她们那样勤学苦练，磨练革命意志，掌握精湛技艺，用优异的成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11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次日，又转载了时任中共中国排球协会秘书长钱家祥所写的《写在女排夺得世界杯之后》一文，文章将女排夺冠的原因归结为“党的关怀”“各方支援”及“严格训练”。

《人民日报》认为，这篇文章有助于人们向女排学习，因为它不仅从技术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作风方面告诉我们女排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当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北京市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联合举办了一场茶话会，厅内悬挂着“学习中国女排精神，勇攀高峰，振兴中华”的横幅。来自北京的80多位劳模参加了这场茶话会。主办方希望以此号召全国职工学习女排精神，“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使我国尽快繁荣富强起来”。

一场向女排学习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万体馆举办了多场女排国际赛事。上海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博客天下》回忆，当时，每逢赛事开始，教委就会组织近万名学生前来观赛，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向学生普及排球精神。“主要是政府行为多一点，是带有政治性的，组织大家来看，对‘女排精神’的宣传热情非常高。”这名工作人员强调，那段时间，对女排精神的宣传不是一两个月，而是“一直在宣传”。左上：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后，在北京体育馆训练馆与球迷见面。陈亚琼（左）为球迷签名

右上：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后，在北京体育馆训练馆与球迷见面。张蓉芳与小同学拥抱

右下：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后，在北京体育馆训练馆与球迷见面那些年，女排风头正劲，学生们热情高涨，教委也很配合。又过了几年，女排成绩下滑，校方认为观看比赛会影响学生学习，不再予以配合。

谢伟民在街头巷尾拍摄时发现，上海纺织系统、造船系统和机械系统中，不少工厂都开展了以学习女排精神为主题的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黑板报比赛—这一宣传阵地上，贴满工人们观看女排比赛时的心得体会，内容几乎都是在表达自己努力工作的决心。

1986年，女排五连冠。9月15日，谢伟民在日记中写道，《上海远洋报》的黄旭祥提议摄影学会举办一次“女排风貌杯—新时期的上海职工”新闻摄影比赛。在女排精神的光环下，上海工人一举成为摄影的主题，“此建议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这一年，李润还在读小学。像许多学校做的那样，女排五连冠后，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一脸严肃地发言，要教职工和学生都学习女排精神，尽忠职守、爱护学校。发言结束后，全体师生起立唱国歌，有些老师感动哭了。李润还从父亲那里得知，老师们每天都要填一张表格，记录自己当天的进步与反思。

精神就是生产力，精神就是硬道理。在媒体的报道中，“超额完成计划”和“义务加班”成为全国人民在女排精神感染下的自发行为。

《人民日报》开设的“学女排，见行动”专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专门生产出口香烟的沈阳市卷烟厂五车间，当年10月底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但在女排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全车间职工兴高采烈，一致决定在今年最后一个半月，为国家增产出口香烟2万条”。

《体育报》开设了名为“学习女排为祖国荣誉拼搏”专栏，向女排学习的对象涉及范围宽广，从云南边防前线的战士、无锡的工厂职工到武汉的农民，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无不投入这场学习中。

一名刚入伍的战士给《体育报》写信，称自己此前由于事故曾受过处分，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但在看完女排比赛后，感动于“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决定“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做一名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革命战士”。另一名因严重残疾悲观厌世的女青年在信中写道，女排精神让她死灰一样的心重燃火焰，她要顽强地活下去，“为四化作应有的贡献”。

影响蔓延到企业界。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告诉《博客天下》，作为郎平的同代人，他与众多企业家一样，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女排精神的感染与鼓舞。因此，1995年，当女排陷入低谷时，他决定找郎平谈谈。

李东生先到北京，得知郎平当时已去广西柳州训练，便返回广东，再开车至广西。他找到郎平，告诉她，希望能以女排精神为企业动力，振兴民族工业，并出资450万元成立“郎平排球基金”。此后10年间，TCL向基金会捐款近380万元。

离开柳州那天，下起了大雨。李东生开车到桂林，车在半路上滑进沟里，幸亏农民帮忙推车才得以脱险；好不容易开到桂林，又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停飞，只好改道乘火车；赶到车站，坐票卖完了，他不得不一路站回惠州。

这让承载着国人希望也背负着巨大压力的郎平很感动。她觉得李东生千辛万苦地把一片心意送到女排，“正是希望看到女排拼搏精神再现”。

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需要说清楚

精神战胜了一切。

大庆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张海迪精神……在“精神”的世界里，个人命运与国家融为一体。精神无往不胜，精神指向自我牺牲，精神因此获得救赎。

1981年，一篇名为《吹尽狂沙始到金—二赞女排精神》的文章指向了女排队员的伤痛。文中提到，陈招娣带病参赛，赛后，战友们背着陈招娣上车，她手指上缠过的胶布“凑起来可以做一身衣裤”；又说女排赴美访问比赛，万里飞行，刚下飞机就训练，呕吐不止，于是，美国朋友为她们提来四只水桶，让她们边吐边练。

作者以此对比那些“贪图安逸轻松”“畏惧艰难困苦”的人，“他们得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堆‘黄沙’而已。”

精神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1987年郎平决定出国，到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的地方。她感到苦恼，因为她发现自己的选择似乎难以被国人接受，一个典型的民族英雄，“即使从女排的队伍中撤下来，也不应该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

精神左右自我选择。《中国姑娘》里，一名女排队员是这样考验男友的：“她显得很苦恼的样子，向她的‘朋友’诉说：‘唉，我老了，又有一身伤，打不了那么久了，你赶紧打报告吧！’她的‘朋友’一听，赶忙摇头，挺为难地说：‘那怎么行呢！现在国家正需要你出力……’这位姑娘笑了，高兴地说：‘你呀，凭这一条，就达标了！’”

在这个题为《爱情啊，请你晚一点来》的章节里，鲁光引用了女排队员曹慧英的一句话：“如果整天沉浸在绵绵的情意之中，就会丧失自己的理想，使精神空虚，甚至葬送自己的一生。”

精神不容冒犯。少年李润念书时调皮，学校的黑板报上曾连续数月写着“学女排，争创优”六个大字。等到同学们都回家了，李润就拿支粉笔，在每个“争创优”后画上一个鸡蛋—争创优蛋。

第二天，老师在大喇叭里通报批评，说这侮辱了女排精神，要严惩。再次路过黑板报，上面写着警告：谁在上面写侮辱女排的文字，就是侮辱中华，情况严重的予以开除学籍。

他被吓住了，原来排球是神圣严肃的，是不容侵犯的。从那以后，每每提到排球，李润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如今已从《人民日报》退休的汪大昭坦言，当时的反应在今天看来“过分了”。各行各业向女排学习的相关报道持续了很长时间，精神的作用被拔高了。“大家座谈、表态，不管种地的、做工的，都要发扬女排精神，这些事和女排有什么具体的联系，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需要说清楚，只要你表示要学女排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他同时承认，这种做法其实适应了当时突如其来又不知如何表达的兴奋。

汪大昭的思考在他早期的稿件中即可觅到踪迹。2007年5月，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不断在屏幕下方滚动播放观众发来的短信。一则短信写道：“十分敬佩中国乒乓球队的拼搏精神，倘若中国男足也有这点精气神，早就不这么差劲了。”汪大昭有感而发，在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精气神不是万能的》。文章由乒乓球引申到此前在无锡举办的四国女排赛。那场比赛中，中国队被古巴队逆袭。“动辄就说新女排缺乏老女排精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些情况下未必是决定性因素……精气神能使固有实力不打折扣，但在技高一筹的对手面前，强调精气神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姑娘们继续磨砺，而不是以精气神高低论输赢，毕竟实力有差距。”

“‘精神万能’的时代已经过去。”汪大昭在文末写道。

幸运或是不幸

1985年，群叔如愿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现并入北大医学部）。1998年出国至今。

在北京时，他从未到现场看过女排比赛。出国那年，正赶上互联网兴起，身在国外，他依然能通过网络实时关注女排动向。他觉得自己与女排的距离比在国内时更近了。群叔常用一句话来描述这种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微妙关系，“那时候那么近，其实很远；现在这么远，但是那么近。”

对女排的关注是身在海外的他表达对祖国眷恋和挚爱的方式之一。这种眷恋更多是出于回忆—他怀念那个向上的、单纯的、阳光的80年代。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中国女排时隔20年再夺奥运会冠军。此时，群叔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在美国的生活趋于稳定。他对中国女排有了一种特殊的亲密情感，因为自己和她们一样，经历过人生的高潮与低谷、光明和黑暗。这种情感让他在观赛时更感动、更震撼，也更投入。

那场决赛给他带来的震撼持续了一年之久。在这一年里，他反复咂摸赛场上的每个细节，至今仍能说出比赛的各个得分点，甚至能复述英文现场解说词。

又过了12年。对群叔来说，里约奥运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与自己密切关联的奥运会。张常宁发球，对方接球过网，惠若琪打探头拿下金牌点的时候，群叔泪奔了。

他与多位现役女排队员相熟，在情感上，他视她们为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她们做很多事。他为张常宁和朱婷准备了护具，开导在训练中前十字韧带断裂的徐云丽。

徐云丽一度感觉康复不顺利，担心自己究竟能否参加奥运会。她给群叔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群叔反复开导她：“郎导带不带你去奥运会是她的决定，但你一定要先康复到给人选择你的机会。带不带你去是一件事，你自己有没有资格是另一件事。”徐云丽深受感动，说：“从来没有人能跟我聊这么深。”群叔有时觉得，自己的行为像是“反哺”—用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从女排身上汲取的精神，来鼓励年轻的女排姑娘。这是他32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如果问他究竟什么是女排精神，他会说：这是一种不限于女排甚至不限于体育的精神，是人类共有的最高境界的向上精神，在英文里，这叫“do your best”。这种精神之所以被附加在“女排”身上，其实是历史的偶然选择，女排因此背负了某种包袱，但“幸与不幸是它赶上了”。

新浪网排球编辑王勇峰的观点类似，他认为，精神需要技术的支撑。实际上，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有不放弃、奋勇向前的精神，“没有获得大众理解的成功，主要还是技不如人，或欠缺运气”。

8月21日，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结束后，李润的儿子收到一份家庭作业，语文老师要求他们以女排精神为主题，写一篇作文。

李润发觉，孩子对女排精神的理解与对其他体育项目精神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所有奥运赛场上的比赛，想赢都要付出巨大努力。“这种拼搏的精神内核没变，只是我们那个时代，体育跟政治的联系太过紧密，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儿子不知道如何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女排精神。他问父亲：“我以前跑不了1000米，现在3000米都能跑全班前十了，这算不算？”

李润说：“算。”儿子又说：“可我没有女排那么拼，就是每周按时跑一下，慢慢进步的，不是那么辛苦的拼搏。”

李润耐心解释：“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生活中遇到很多小困难，一点点解决，最后去做成一件事，这就是普通人的女排精神。”

儿子还是不会写。他说他想写傅园慧，写写洪荒之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润、群叔为化名）

雷锋精神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曾为雷锋题词及发表号召，此后每年的3月5日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学雷锋日”。政府引领全中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并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间被塑造成中国大陆的模范人物。1990年代后，官方引导人们学雷锋的论调不再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变成“学雷锋，做好事”。2008年起，有关部门一改过去每年3月5日由官方媒体号召学雷锋的惯例，没有在官方报刊上宣传学习雷锋。陪伴中国人成长的模范精神

白求恩精神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被选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6课、鄂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13课以及语文出版社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9课。张思德精神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里程碑。

2009年9月，张思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愚公移山精神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向全党发出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2013年6月，在《愚公移山》发表68周年之际，河南省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在愚公故里济源市成立。时传祥精神

1959年，北京市崇文区清洁工人时传祥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以“宁可脏一人，服务千万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时传祥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

2013年，时传祥精神荣誉室在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二中心揭牌。官方语境下，“淘粪工人”依然是不怕苦不怕累的正面形象，但在互联网中，年轻人对此却有不一样的解读。2015年，搜狐网原总编辑刘春在微博上将偶像组合TFboys称为“掏粪男孩”，被偶像们的粉丝围攻。铁人精神

1960年大庆会战中，王进喜喊出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他带领1205钻井队，用5天零4小时就打通第一口油井，“王铁人”的名号就此传开。会战工委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一时间，学铁人做铁人的热潮在油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铁人精神是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在铁人王进喜诞辰80周年，大庆人思铁人、学铁人、做铁人，决心把铁人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