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消费者报道

五年前，石践宇万万没想到，只是向日本丰田索要一个基本的维修资料，竟使他殚精竭虑，为此耗掉150多万元“巨资”。若不是穷极了舆论、行政和司法途径，他不会相信，消费者对于知情权的维权竟“难于上青天”。

2016年9月29日午间，北京市方恒国际中心，石践宇和法律顾问及助理三人围坐在室办公桌前，讨论接下来维权的工作重点。虽历经五年，但他看上去并没有打算放弃。

5年前，因遭4S店潜规则，引发了他这场旷日持久的维权。5年来，耗费的精力和金钱愈来愈多，但四处碰壁。

回想维权初衷，他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喻。“我的诉求很简单，要我车辆的暗电流标准，也就是漏电故障的标准。法律条文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万万没想到，竟要我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价。”

遭4S店潜规则

维权起点要追溯到2011年3月份。石践宇将自己的丰田车开进北京惠通四惠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4S店）进行例行保养。

两个月后，车辆电瓶亏电，无法打火启动。“在此之前，我车辆完好，放他们这儿一保养一检测，就问题不断。4S店的潜规则太多了，变换着法子牟利。”此后出现的两次 “无法启动”让他怀疑自己被4S店潜规则了。

石践宇对汽车技术并非完全无知。1996年，他从京城一所大学毕业，获得国际贸易第二学位，之前还获得过机械学士学位，对机械知识有一定了解。“就是一个电瓶亏电问题，太常见不过了。4S店不仅没有好好检测我的车，还编造丰田总部的规定让我消费更换原车零部件。”

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丰田的规定是车辆行驶2到3万公里后，要更换新电瓶。“事后，我给丰田客服打电话，人家告诉我没有这样的规定。很明显，他们就是想赚钱。”

“丰田的《技师维修资料》讲明了，检查车辆暗电流是不用拆车的。但是4S店有意将我支开，然后把车拆了。”石践宇对4S店私自拆卸他车辆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

“没我同意，怎么能拆我的车呢？”面对石先生的质疑，工作人员解释称，因为急于找到漏电原因，忘记了征求石先生同意。现查明打不着火的原因是导航仪和倒车雷达有问题，导致车辆暗电流值过高，不可维修，只能更换，费用近2万元。

车辆漏电是一个常见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汽车熄火后还有暗电流，像电子时钟、防盗器仍在工作。要是电漏完了，汽车被偷了，都不会发出警报声。”面对工作人员漏电的说法，石头践宇有些疑惑，坚持要对方给出漏电标准。“我只有知道我车辆的漏电标准是多少，才能确定他们的说法是真实的。”

石践宇所说漏电标准是指车辆熄火后，所检测出来的暗电流值不能超过的某个数值，这个数值是由各电气设备消耗的暗电流数值相加而得。若是实测的暗电流值高于这个标准数值，则说明车辆处于漏电状态。

前前后后，4S店给了他三个标准：10毫安、20毫安和50毫安。“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标准呢？4S店自己都讲不清楚，那又怎么能说我的车漏电了？”和4S店几个来回之后，石践宇对4S店不再信任，坚持要自己心知肚明，不想再被潜规则。

他转而向生产厂家求助。“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车厂把漏电标准告诉我，我和4S店谈，然后把车修好。这件事情不就这样完结了吗？”

若4S店的人知道，当初的一个手脚将使他们面临一场牵动到丰田日本总部的跨国官司，且在4年后被终止了和丰田方面的合作。那么，他们至少该有些顾虑。

丰田拒绝提供标准

“考虑到性价比和售后服务，也为了不让家人适应不同品牌车型之间的不同的驾驶风格，我先后购入了三款丰田系轿车。本以为能得到周到的服务和方便的使用，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我和家人的预料。”石践宇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念。

对于车辆的具体暗电流值，丰田日本没有直面回复他的提问，而是将皮球踢给了丰田中国。

“丰田中国的人告诉我只能找日本丰田总部。我找了丰田总部，结果又回到丰田中国。”石践宇对丰田处理消费者诉求踢皮球的态度失望极了。

这段时间里，石践宇投诉到北京市各级消协和工商局。消协前后组织了4次调解，丰田中国的工作人员告知石践宇，丰田系汽车的暗电流值一般处于10-50毫安，这一区间都是正常的。

石践宇并不认账。“丰田告诉了我所有丰田车的暗电流值的构成范围，并没有告诉我特定车型的具体值。”

石践宇不相信他们“标准即范围”的说法，坚持要拿到自己车辆的暗电流具体值。

为了证明“汽车暗电流标准存在且是一个具体的数值”，他找到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专门研究汽车电子系统标准的许秀香工程师告诉他：“汽车暗电流的具体数值通常在整车厂企业标准、设计手册、维修手册或说明书中。”

石践宇向《消费者报道》记者展示了一份由国家工信部回复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如出一辙地，文件表达了和许秀香一样的意思：这类具体数值有，在企业手上。

同时，在丰田汽车的出版物《汽车维修技师——丰田车系技师手记》等书中，明确记载了车辆暗电流标准的存在。如，丰田佳美暗电流标准为30毫安，丰田皇冠40毫安。

然而丰田方面却矢口否认手上掌握石践宇车辆的暗电流数值。2012年3月5日，丰田中国一名沈姓客服主管在消协调解的过程中直言：“这个（车辆暗电流值）的话，首先如果有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隐瞒、不提供。”

在1年多后的法庭上，日本丰田的代表提交了一份名为《2008年产PRADO4.0暗电流出厂值》的表格。显然，这就是石践宇踏破铁鞋要寻找的他车辆的暗电流值。又在2年后的终审判决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丰田迟至一审才提供石践宇车辆的暗电流数值提出批评，行为欠妥。”

事实证明，这一数值的确存在，也确实在丰田手中。

拿到暗电流值却输了官司

最终石践宇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无奈之下，他将4S店和日本丰田双双告上法庭。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但却没有完全明确哪些具体的内容归属于知情权范围之内。对于车辆暗电流标准的知情权之争是石践宇维权的核心，丰田企业也做了充足的辩解。

石践宇认为，自己车辆的暗电流值应当在消费者知情权之中，丰田应该提供。《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26条第4款更明确规定：机动车生产厂家在新车型投放市场后一个月内，有义务向社会公布其维修技术资料和工时定额。在石先生看来，其汽车暗电流数值是判断汽车漏电故障的标准，当然属于应该向社会公开的汽车维修资料。

然而丰田方面认为，石践宇所称“汽车暗电流数值”并不存在，丰田系所有车型的暗电流值介于10-50毫安。丰田称石践宇索要的暗电流值为“出厂值”，并不在消费者知情权内，有权不提供。

丰田辩称：“已向消费者提供其车辆的暗电流异常判断方法，消费者知情权已经获得满足。本案车辆的暗电流出厂值与消费者使用车辆无关，亦不是经营者有义务提供的数据。”

石践宇纳闷儿：“怎么就和我使用车辆没有关系。我只有知道我车辆的暗电流标准，才能知道我车辆暗电流值是否正常，4S店才能进行维修，这和我对车辆的使用息息相关。丰田系所有车型不同的暗电流值构成范围和我车辆具体的值明显是两个概念。”

石践宇很自信，认为这事只要进入司法程序就能赢。所以，他在诉4S店的一审当中，连律师都没有请，而是请了两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作“公民代理”。但他“意外地”输了。

丰田一方面辩称消费者无权知道车辆暗电流值，另一方面仍然向法院提交了石践宇车辆的暗电流值。在一份名为《2008年产PRADO4.0暗电流出厂值》的表格中，列举了石践宇车辆的暗电流构成和具体数值，总共18项，合计21.3毫安。

只是，这份表格是法官在庭后作为被告证据给石践宇看的，并且在二审中不翼而飞。“这份表格如果是真实的，那就是我的核心诉求，也是本案的重要定案证据，怎么就在二审中不见了？”同时，法官拒绝让石践宇复印此份表格。如果他拿不走这份表格，那诉4S店的官司就要一直悬着。

更令石践宇惊叹的是，在一审后过去的500多天，二审结束后，一审法官以“庭长接待日”的名义会见了石践宇。会见中，法官给石践宇提供了三份材料。在一份《补充说明》的文件中，丰田称汽车暗电流值涉及丰田或供应商的重大商业秘密，不宜向原告提供。而丰田之所以还是提供了该表格是出于“尽量配合贵院工作。尽量消除消费者对我司及我司产品误解之考虑。”

只是令石践宇难以释怀的是，丰田提交的表格文件没有丰田方面的公章，没有签字，也没有数据来源。石践宇称其为“三无证据”。也正因此，他始终认为，丰田并没有提供真实的数据。

二审和再审，石践宇均败诉了。石践宇感到有些荒唐。在他的法律顾问陶强看来，暗电流出厂值和《补充说明》是原告的核心诉求，也成为了作出判决的直接证据，应该要放入卷宗提交给二审，但在二审时，这两份文件均未提交。

陶强是京城一著名大学法学院教授，以诉讼法见长。他认为，一审法官如此之行为有“隐匿证据”的嫌疑。

在二审败诉后，石践宇就坚持给北京市高院纪检部门寄送关于一审法官的举报信。直到今天，他连续把5名法官写入了他的举报信中，共寄出了不低于1500份举报信。2015年7月1日起，寄举报信成了他每个工作日必做的事情。在北京市高院判决石践宇败诉后，他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至此，诉丰田的官司已经无法律程序可走了。

“民族主义者”

石践宇没想到，当初立下要和丰田叫板到底的“军令状”后，维权过程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总以为只要再往下走一步，就能成功。”拖延从来都是汽车厂商对付维权的办法之一。

“又有几个人能有这么多精力耗费在维权上呢。一拖再拖，维权的成本已经超过实际车辆的价格了。维权会影响正常的生活。有时感到心力憔悴，咬咬牙，继续再坚持。”石践宇告诉《消费者报道》，以前逢大的节假日，他和太太都会开车回湖南老家看望家里的老人家，自从维权后，只能过年回去一趟了。

但是，石践宇属于特别的一个。他不惜花费巨资，将维权进行到底。现年51岁的他出生于军人家庭，家乡位于湖南湘西。他说自己身上有着军人家庭惯有的正直的品行。

石践宇自编了一本书，将自己维权的经历写入书中。他说，维权只是为了“找回作为消费者和中国人的权益和尊严”。

在石践宇的维权过程中，他时常带着一面五星红旗。他认为，这是一场中国消费者向日本企业维权的行动。“我不相信，一个日本企业在咱们这儿能如此漠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当年，丰田因刹车系统缺陷在全球召回问题车辆。为什么他们在美国就低头哈腰，来到中国就能趾高气昂的？”

“在中国维权实在是太难了。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这么多荒谬怪诞又阴暗无耻的事情，我不会相信在中国维权会如此艰难。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法律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石践宇还打趣道，若是我在日本起诉丰田，说不定早就赢了呢。

由于维权对象是日企，过程中，石践宇身上常常透露出一份民族情怀。“我曾经为了追求品质和性价比，更加关注大型跨国企业。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坚决抵制日货，多买国货精品。”

2012年的3月15日，他和他的家人，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写满维权口号的旗帜，来到丰田中国的总部。在媒体面前，他们全家人打出“向日本丰田追讨中国消费者权益和尊严”的口号。但并没有什么效果。第二年的春节，他又带着五星红旗来到湖南韶山。“我们去瞻仰毛主席，希望能得到一些智慧和力量。”

维权还要继续吗？

9月29日，在记者的陪同下，石践宇再次来到4S店。他在4S店门外空地旁边找到了他的普拉多汽车。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自己的车了。车身布满灰尘，车标丢失，车轮胎被更换掉。汽车中控面板敞开，从中探出几十条白黄红色的电线来。车辆保持了5年前维修过程中的模样，一切都显得糟糕透了。

时隔一年，石践宇再次来看他车辆，发现已经被从室内移到室外。

4S店已经不再营业。早在去年底，这家4S店就已不再营业，人去楼空店内几乎空无一物。

“大不了这70万我不要了，我也要把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为了维权，石践宇付出了巨额的经济成本。最初，他通过招法学院的大学生来实习帮忙整理资料，去年聘请了一名专职法律助理，每个月发工资。“律师费、工本费、其他人工成本等等加起来不会低于150万，只有更多。”

石践宇的太太告诉《消费者报道》：“心里总有一块心结，实在影响生活，有时候脾气会变得易怒。”期间，她劝过石践宇，是不是算了，闹心。虽然有所相劝，但是在每次维权的实际行动中，他太太总极力支持。

“这个事情不能算了。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权益都不较真，那就会有更多人遭受欺压。我愿意当第一人，我要坚持举报，看看他们是不是要让我的举报信数量创造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说。

显然，历经5年，虽然举步维艰，维权并没有让石践宇产生放弃的想法，反而使他更加坚定，维权已经变成了他的事业之一。他将自己公司的一间办公室腾了出来，大概10余平方的空间，摆了4台电脑，专门用来维权。

石践宇维权的意念十分坚定，但外界却持有不同的声音。职业打假人王海接受《消费者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汽车暗电流值明显应该属于消费者知情权范围。它并不像饮料公司的配方一般，而是判断产品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企业拥有组织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的案子应该以消费者权益为导向，否则会引起企业的恶性循环。石先生应该将维权进行下去。”

知名汽车维权人士万春雷持不同观点，认为从现实角度考虑，石践宇应该停止维权。“企业掌握着技术资料，拥有对技术指标的解释权。维权太难，成本太高。石先生应该和4S店做协商解决就好。这样的维权继续下去，只会花了力气，却得不到好结果。”

“经过高院的案子已经是定了性的，想翻案有些难。而且，这起案子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一审，如果一审判决过程当中存在对石先生不利的，那么之后的程序会更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吴景明也认为，石践宇的维权继续下去恐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钟成是北京百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转行做律师之前，他曾在上海法院和湖南地方检察院工作过，有法官和检察官的经历。他认为，按照消法当中对知情权的定义，石践宇应该是能在一审当中胜诉的。“很明显，法官有偏向企业的倾向。”

9月21日，在石践宇长期坚持向最高院纪检部门邮递举报信一年多后，朝阳区一法官约见了石践宇。这名法官告诉石践宇，算了吧，别再继续寄举报信了，你举报的那名法官已经离职了。

而在丰田方面，这起旷日持久的维权已变得鲜为人知。本刊记者联系上丰田中国的公关部门，对方表示，并不知此事此人，同时也不愿就此事发表任何言论。

回到公司后，石践宇安排许佳继续邮递举报信。“我希望法院改判，从法律上承认消费者对汽车维修资料的知情权。我将坚持维权到底直到正义的到来，用行动为子女树立起维护自身权益和尊严的一个榜样。”他信念十分坚定。

（注：文中许佳和陶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