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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作者:张玉荣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最独特、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实力由弱小变强大、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地位由从属变为主导三个重要转变。

《小康》记者 张玉荣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是作家阎涛在其创作西柏坡纪实文学《东行漫记》时概括出的一句名言,是赋予革命圣地西柏坡的荣耀。

西柏坡,是河北石家庄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山村。据史书记载,它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1935年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村相对而居,遂改名为“西柏坡村”。

这样的一个本不起眼的地方,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等,共34人。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共19人。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共12人。共计65人。全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时隔37年后,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继1978年后首次召开最高规格的城市会议,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势必带来城市管理模式、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的根本变化,城市发展理念、规划和管理体制亟须改革完善。

“中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密度特别低。30多年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新的开端。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谈到,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这个时点,召开中国城市工作会议,是中国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西柏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进京赶考”

1948 年5 月,毛泽东与党中央经过在陕北一年的艰苦转战后来到西柏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把西柏坡作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从此,毛泽东住在西柏坡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开始了他在西柏坡的岁月。

在毛泽东居住的农家小院里,有老乡留下的鸡窝和猪圈,毛泽东旧居是前后两个小院。前院有一个磨盘,揪树下磨盘旁即是毛泽东夏天纳凉的地方,也是和战友们工作的场所。后院四间北房是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里面的沙发、茶几、办公桌、台历、书架、木床等,陈设古朴且亲切。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就要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离开被称为工校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凝视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叙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彻底失败的过程。

“西柏坡精神”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西柏坡精神也被提了出来。西柏坡精神,是领袖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代表历史性转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中共平山县委宣传部阎保印、宋乐恒撰文提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文章中谈到“西柏坡精神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决战硝烟的洗礼,有迎接胜利喜悦的撞击,有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有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经验的升华。”

两个“敢于”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是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是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两个“务必”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革命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最独特、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实力由弱小变强大、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地位由从属变为主导三个重要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井冈山、长征、延安时期党所具有的信念、勇敢、反省、图存的共性,逐一升华为自信、果敢、自省、图强的特性,彰显出中国革命的“制胜基因”,构成了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西柏坡精神。

60多年来,西柏坡精神培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畏艰险、不懈奋斗。西柏坡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的瑰宝。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强调坚持和弘扬西柏坡精神。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仅20天后,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重温西柏坡精神,重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关于毛泽东曾说过的“进京赶考”,胡锦涛特意提到此事,并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后,他也说了一句让今人看来同样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此举,曾被媒体解读为极具符号性的行动。

2013年7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30多年前工作过的河北正定县。习近平在西柏坡说:“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西柏坡毛泽东同志故居旧址“大西柏坡”建设

西柏坡,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前临碧波荡漾、水光潋滟的西柏坡湖,背靠翠柏满坡、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树影婆娑,旧址完整,风光秀丽而独具魅力。和井冈山、延安一样,西柏坡现在是国内著名革命纪念地和中宣部命名的中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西柏坡距石家庄90多公里,距北京有350华里。“很多外地的朋友以前过来参观很不方便,但现在就很方便了,西柏坡高速的全线通车实现了石家庄市区至西柏坡全程高速。”石家庄当地的一个媒体人刘先生对《小康》记者说,“从市区一路高速到西柏坡不用1个小时。而且路上风景美,绿化做得好,山坡上郁郁葱葱,地里面果实累累。”

据了解,2012年6月,西柏坡高速就已实现全线通车。仅仅当年上半年游客人数达240多万人次,比2011年同期增加了10%。此后,革命圣地西柏坡每年都会迎来客流高峰,今年的清明小长假第二天,单日接待游客数量突破3万人次。

石家庄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介绍,今年清明假期游客数量增长平稳,较平日游客数量增长了近2倍。而且除了京津冀的游客,今年来自周边省份的游客数量明显增多。此外,西柏坡景区特别布展,推出廉政教育馆。着重展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举措和贡献,为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提供榜样。

据统计,2015年平山县旅游接待人数1100万人次,旅游收入76亿元,并成功申报了“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近年来,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提出了建设“大西柏坡”的宏伟目标,在以西柏坡村为核心的812平方公里土地上通过实施红色引领、交通优化、环境提升、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五大战略,打造“圣地西柏坡、魅力西柏坡、富裕西柏坡”,把大西柏坡建设成全国一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河北旅游经济新的增长极,年接待游客超过千万,旅游总收入达到百亿元,成为全国城乡统筹与富民发展的典范区,进一步发挥西柏坡的窗口作用及其对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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