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广播电视台《电视问政》栏目自开播以来，广受关注并获得诸多好评。该栏目为民众搭建了与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的平台，成为百姓监督政府执政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武汉市纪检部门认为，《电视问政》直击问题的源头，即是解决庸、懒、散现象。官员在冒汗、尴尬中意识到自己是被监督的对象，责任心被极大地唤醒，这将促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都有所改变。①目前，武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微信、“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已成为《电视问政》栏目的另一主要传播渠道，这也促进了新媒体与电视媒体的有机融合，使二者共同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作用。
一、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共建舆论监督机制的价值
1.形成舆论监督合力，提高政府部门执政效率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传播学者赖特在论述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时都提到了“监测环境”功能。此功能的作用主要在于“及时揭示涉及人民生命安全、重大生活事项的信息，以引起人们的警惕，或未雨绸缪，或有效应对。”②舆论监督正是大众传媒发挥监测环境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目前，《电视问政》栏目中的曝光短片，一种是以电视栏目记者通过暗访拍摄，另一种则是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记录下来并通过手机客户端“掌上武汉”提供给栏目组。在节目中，主持人、观众、媒体代表及特约评论员会针对短片所反映的问题直接向政府部门提出质疑。这种问政方式将政府官员置于大庭广众之下，使他们体会到群众监督与正面问责的强大压力，促使政府部门责任人承诺在最短时间内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普通公众还可作为问题落实的现场监督者，随时将执行情况反馈给媒体进行再度曝光。在电视媒体与新媒体“齐心协力”的监督之下，政府部门执政效率不断提高，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得到转变。
2.丰富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方式
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方式。以《电视问政》栏目为例，当地民众可以通过武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发布信息，也可针对官方微博的某些内容进行评论或转发，此外还可通过“掌上武汉”APP平台揭露社会问题并参与对政府部门的满意度测评。尤其是微博这一开放性的信息交流平台，成为了《电视问政》栏目的又一舆论监督场所，延伸了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美国记者谢尔·以色列所说的“辫子新闻”（braided journalism）③，即专职新闻从业者所在的传统媒体、公民记者报道的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人士与公民记者共同参与的社会性媒体共同汇集交织在一起的绳索，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参与舆论监督的方式，使公众在现场评论、线下提供新闻线索、日常监督并反馈问题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真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3.发挥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电视问政》栏目在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上主要有三种：一是在普通民众中聘请督察员，监督政府承诺整改的落实情况，通过电话、邮箱、“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等方式进行信息沟通与反馈；二是通过现场举“笑脸牌”或“哭脸牌”即时评价相关政府机构履行承诺的效果；三是利用节目现场的表决器和“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对武汉各区执政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将在承诺整改的综合考评中占25%的比重。这种由公众参与、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共同对政府进行监督与评价的方式，有利于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监督社会问题及政府执政情况，从而发挥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公民在监督政府的过程中也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使命与义务，促使其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
二、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共建舆论监督机制的方式
1.新媒体与电视媒体共同参与议程设置
当前，《电视问政》在栏目设置上为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每次6场，分别称为“期中考”和“期末考”。2015年《电视问政》栏目的两场“考试”共涉及办理群众投诉如何及时到位、村级基层组织如何坚强有力、路网停车场如何应急谋远、专项管理工作如何履职尽责、城乡生态环境如何标本兼治、文明城市建设如何持久深入等六大主要问题。这些概括性的议题是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与栏目组在围绕2015年武汉城市建设重点问题、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公民记者提供新闻线索的基础上共同设置的。在节目进行中，电视观众会围绕这些议题，通过电话、电子信箱、官方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媒介不断反馈诸多问题，从而使议题具体化。如在“办理群众投诉如何及时到位”这场电视问政中，屏幕下方滚动播出网络用户通过“掌上武汉”客户端反映的小区道路建设问题、工厂噪音扰民问题等；现场还播出了来自于“掌上武汉”的问题短片“难拆的违建房”。可见，这些议题实际是由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共同设置，随后这些议题又会引导公众自觉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中，并围绕议题通过多种渠道为栏目提供新闻线索，这些新闻线索继而又会影响整体的议程设置。
2.新媒体为电视观众拓展舆论监督渠道
《电视问政》栏目利用新媒体技术为更多公众提供了接触节目的渠道，如武汉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黄鹤TV”、“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武汉市政府官方微博“武汉发布”都可观看栏目的同步直播。这些新媒体平台既是公众观看节目的新媒介，也是公众反馈相关问题的新渠道。通过这些平台，观众可与节目进行现场互动。如在微博上可以进行评论或参与讨论，可将自己看到的问题通过“掌上武汉”进行报料，还可参与整改满意度测评。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下半年第五场电视问政，共有22.3万人次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互动。其中，通过“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参与问政的网友达15.3万人次，并有10万人次通过“掌上武汉”参与场外问政满意度测评。在这场问政期间，“掌上武汉”共计收到市民有效报料580条。④《电视问政》虽是一档电视节目，但由于它借助新媒体渠道进行传播，使其受众由电视观众拓展到了网络用户，不仅拓宽了节目的受众覆盖面，更提高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正是新媒体与电视媒体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进一步拓展了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渠道。
3.新媒体延伸电视话题，实现二次传播
一场《电视问政》节目结束之后，电视媒体与公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仍在继续进行中。在“黄鹤TV”的电视问政专栏，不仅有节目播出的视频，还有节目中所反映问题的解决情况后续报道以及公布电视问政现场满意度测评结果等。“掌上武汉”和“黄鹤TV”还会共同播发记者采访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文章，对《电视问政》节目的部分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使节目议题不仅仅停留在电视节目的现场，而是对政府部门和公众发挥持续影响力。新媒体对电视节目的二次传播直接推动了《电视问政》由区域事件演化为全国热点，不仅有多家地方媒体争先效仿这一节目形式，也使电视问政中的问题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更对政府官员产生了鞭策作用，对解决“庸、懒、散”的怠政状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共建舆论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
《电视问政》栏目在传播渠道上注重将新媒体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实现了多媒体参与舆论监督的良好态势。但是，该栏目与近年兴起的政务微博、微信间的联系还不够密切。虽然武汉市政府官方微博“武汉发布”会对《电视问政》栏目各场进行同步图文直播外，还会公布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对各场问政中有待调查处理问题的问责结果，发布政府部门对曝光问题的处理情况。但从《电视问政》栏目播出情况来看，对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视程度较低。在“互联网+政务”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通过更为直接的渠道指向了舆论监督客体，政府形象传播的渠道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在“微政务”平台的表现更为公众所关注。电视媒体作为一种中介渠道必须重视政务微博、微信平台中出现的公众声音，将公众通过“微政务”平台揭示的各种问题与其他媒介渠道反馈的信息整合起来，形成电视及相关社交媒体与政务微博、微信的联动机制，合理策划媒介议程，多渠道合力建设舆论监督机制，共同促使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基金项目：1.本文为201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微政务时代’的地方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4BXW004）；2.2014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网络文化失范问题及其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188）
注释：
①中国多地官员“出镜应考”电视问政获舆论赞扬，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8/30/ c_112905916.htm。
②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③[美]谢尔·以色列：《微博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④图文回顾第六场：文明城市建设如何持久深入，黄鹤TV，http://www.whtv.com.cn/zt/2015/2015wzx/6/201512/ t20151230_646389.shtml。
（作者单位：辽宁工业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责编：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