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到1980年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展了一场被称为“三线建设”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的实施迄今已有50年，被称为距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①，而长达17年的共和国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资源繁浩丰富，理应融入当代文化生产之中。通过考察发现，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在当代文化生产领域表现出旺盛的文化再生能力，在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领域，表现出文艺作品层出，艺术形式多样，文化样式多元的特征。在三线建设题材的影像表达方面，纪录片创作最早也最为活跃。据统计，50年来，三线建设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共有28部，多达100多集，其中8部拍摄于上世纪60、70年代，7部拍摄于上世纪80、90年代，13部拍摄于2000年以后。从影像形式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电影纪录片，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机广泛进入家庭，电视作品越来越丰富，电视纪录片数量也逐渐超过电影纪录片。本文主要以叙事学的理论视野来考察50年来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的叙事变迁。
纪录片以影像为载体，影像除了记录现实和呈现历史，也表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反映人们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的方式，以及行为和感知的方式。②因此，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结构，一个叙事文本，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被制作、传播，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阐释和理解，是考察历史面貌和社会变迁的一扇窗户。50年来，三线建设题材的纪录片在叙事形式、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早期作品致力于呈现共和国建设史上这段恢弘的历史画卷，着重对历史的记录和对建设事业的礼赞，更强调作品的思想动员作用和政治宣传功能。8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更加注重对历史变迁中人的关怀，甚至还流露出某种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的色彩。这些叙事变迁，成为我们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窗口。
一、叙事方式：从画面加解说到采访加解说，再到口述访谈加文献
就三线建设纪录片而言，从形式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电影纪录片，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机广泛进入家庭，电视作品越来越丰富，电视纪录片数量也逐渐超过了电影纪录片；在叙事方式上，则经历了从画面加解说到采访加解说，再到口述访谈加文献三种不同的方式。
拍摄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纪录片，拍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中央领导汇报建设情况以及作为建设部队、建设单位内部的宣传动员资料，因此更强调作品的思想动员作用和政治宣传功能。这一时期的电影纪录片，采用的是当时纪录片的典型叙事模式—格里尔逊式的画面加解说的“形象化政论”模式，《成昆铁路》就是其中的样本。在纪录片《成昆铁路》中，解说词贯穿作品始终，既叙述事件背景和发展经过，也描述人物内心活动，同时还抒发主观感情，揭示事件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可以说这些解说词在影片中占有绝对主导权，明确地对画面进行描述和引导，发挥着叙事话语的绝对权威。
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是主题先行，创作过程也是按照确定主题—撰写解说词—拍摄画面—后期补拍的流程来完成的，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作品大多作为内部资料放映，只有较少的影片有机会公开放映。作为为数不多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成昆铁路》从三线建设伊始就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跟随建设兵团拍摄而成，前后持续6年多时间，到1974年才公开发行。其间，也以新闻纪录电影的形式，作为内部资料定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建设情况，如系列纪录片《西南铁路简报》（1970年以前）、《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中》(1970)、《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1970）、《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1970）。除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成昆铁路建设的《战斗在万水千山》(1971)和反映襄渝铁路建设的《襄渝铁路》(1974)，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襄黔铁路》(1974)等，均是这种类型的纪录片。
80年代以后，三线建设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开始逐步摆脱画面加解说的套路，尝试采访加解说的叙事方式，利用原有的历史影像资料，加上对亲历者的采访，补充历史细节，佐证历史事件，丰富影像的表现力，构筑起三线建设的真切历史和历史参与者的独特经验。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主要有《祖国不会忘记》（1988）、《热血丰碑》（1996）、《难忘的三线》（1996）、《三线·创业者的歌》(1987)和《三线学兵连》（1998）等。在这些纪录片中，解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人物采访仅占次要地位，但是，解说贯穿始终的方式被打破，亲历者的声音开始得到显现。
之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口述访谈与文献的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最突出的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尽管有学者并不认可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但口述访谈加文献的叙事方式越来越被更多的编导所喜爱。在这类作品中，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往往贯穿叙事的始终，并占据叙事的主导地位，文献史料仅仅作为印证或补充，从而突出了历史事件中的个体经验，呈现历史叙事的多元景致。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主要有《三线学兵》（2009）、《永远的铁道兵》（2014）、《迁徙的人：关山行》（2007）、《三线往事》（2010）、《血色青春:我在三线学兵连的故事》（2010）、《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2015）和《枝柳线1972-1975》（2009）等，都是以口述历史访谈为主的电视纪录片。口述访谈加文献的纪录片在叙事方式上将历史亲历者放在叙事的主导位置，更加强调作品的社会反思和人文关怀的特质。亲历者以见证者的身份发言，辅以文献史料的充实，主观表述与客观呈现相互推进，既富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又充满生动感人的人性力量。
二、叙事内容：从重点关注的纪实性到细部挖掘的故事性
纪录片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再现。纪实性是叙事的生命，故事性则是强化情节的叙事呈现，二者都是叙事内容的主要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50年来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经历了从重点关注的纪实性到细部挖掘的故事性的叙事变迁。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主要关注宏大题材和重点事件，突出叙事内容的纪实性方面，像成昆铁路、襄渝铁路、襄黔铁路这样的重大铁路建设项目和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都是这一时期拍摄的重心。西南铁路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是西南战略后方的中心，当时的口号是“建好攀枝花，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可见攀枝花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为加速修建以成昆铁路为中心的西南铁路，中央专门成立了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据《成昆铁路》的摄影师王映东回忆，当时根据西南三线建委的意见，最先执行拍摄任务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决定“先集中力量拍成昆铁路和攀钢，完成两部长片”，③这就是后来的《成昆铁路》和《攀钢在建设中》两部纪录片。这一时期，为配合政治宣传、思想动员和向中央领导汇报的目的，叙事内容上，事件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力、人物的典型性、场景的恢弘是拍摄选题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这类纪录片的纪实性特征。情景模式被简化为单一的政论风格，使得增强故事性的曲折情节和戏剧性冲突被最大限度地淡化处理。
8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受众的剧增，题材选择的关注面逐步扩大，从宏大选题逐步过渡到细部挖掘，叙事内容的选择也从注重纪实性向注重故事性转变，很多之前被“遮蔽”的具有传奇性色彩的历史事件开始浮出水面，进入选题视野。如三线国防军工和航天建设、小三线建设、三线学兵连和铁建知青等等这些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不为大众所了解的历史都纷纷成为选题对象，被纪录片编导青睐，拍摄制作成一系列极具故事性的电视纪录片，赢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长期以来，因为保密原因，三线建设时期的国防科技工作对外界是秘而不宣、充满神秘色彩的，《祖国不会忘记》（1988）、《热血丰碑》（1996）、《龙腾东方》（2009）和《军工记忆（三线风云）》（2015）这几部反映三线国防、军工和航天建设的纪录片，在再现军事国防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书写了几百万三线国防科技人员“愿为事业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儿孙”的人生三部曲，突出了奉献与忠诚、攻坚克难与艰苦创业的三线精神，从侧面勾勒出三线军工人背井离乡奔赴大西南、大西北，进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与国家同命运共沉浮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进行西南、西北“大三线”建设的同时，国家在一二线省市腹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小三线”建设。2015年9月，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聚焦“小三线”建设跌宕起伏的历史。
三线学兵连和铁建知青是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历史中的独特现象，因为独特而神秘，颇具故事性，也成为纪录片关注的主题。1970年到1973年间，由2580 0余名陕西籍初中生组成的141个“工程学生民兵连”奋战在修建襄渝铁路的工程线上，他们年龄只有十六七岁，身份特殊—被列为铁道兵编制，却不享受军人待遇，是民兵、民工、学生三种身份的混合体。3年时间里，在襄渝铁路线建设工程中，114个三线学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三线学兵连》（1998）、《三线学兵》（2009）、《血色青春:我在三线学兵连的故事》（2010）和《永远的铁道兵》（2014）等4部纪录片纷纷聚焦三线学兵连群体，为三线学兵连揭去神秘面纱，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铁建知青也是枝柳铁路建设队伍中的特殊群体，这支由3600名长沙知青组成的兵团按照民办编制组建，全部由来自湖南长沙的15至19岁之间的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俗称“娃娃兵”。他们远离家乡，在偏僻的湘西山林中奋战三年，成功修筑了柳枝铁路线。系列纪录片《枝柳线1972-1975》就以“出征”、“铁姑娘”、“磨炼”、“风波”、“舞台”5集构成，因为题材关注神秘的铁建知青的工作和生活细节，颇具故事性，后被选入献礼祖国60周年华诞的精品纪录片《故事湖南—共和国深处的历史记忆》，在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综合、金鹰纪实三个频道同步播出后，受到观众的青睐。
从宏大选题逐步过渡到细部挖掘，很大程度也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三线建设尚处于保密状况，档案文献资料均未公开，因而三线建设的研究和三线建设历史记忆的发掘、整理、保护和有效利用迟迟未提上日程。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档案文献的解密、图书资料的出版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三线建设这一历史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加上这一时期，许多国防军事建设项目也因为“军转民”调整改造不再是国家“机密”，从而不再成为纪录片拍摄的“禁区”，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三线移民和三线建设者数十年“集体”命运的沉浮成为窥见社会变迁的一面窗口，正好成为纪录片反映历史变迁、反思历史事件和表达社会关怀绝好的题材，也满足了优秀纪录片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纪实性与故事性的结合。
三、叙事视点：从全知全能的宏大叙事到自我表达的个体叙事
谢尔盖·爱森斯坦曾说：“一部电影使用什么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来的故事片还是一部纪录片，不重要。一部好电影要表现真理，而不是事实。”如何通过影像达成对真理的表达，是纪录片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叙事视点因为聚焦的差异，对于如何表现事实，进而实现对真理的表现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视点也即视角，是看待某一事件的不同角度和立场，叙事视点的变迁，实际上反映出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因为价值立场决定了彰显真理的可能性。
从叙事视点来看，60、70年代的影像主要关注宏大历史事件，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表达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而80年代以后则开始越来越集中关注到历史中的人，让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亲历者出场，让他们开口讲话，以第一人称自我表达的内聚焦叙事表达普通历史参与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心性，从而折射出某种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而实现对饱含个体生命体验的“真理”的表达。突出自我表达的个体叙事在最近几年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的人物访谈纪录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物讲述开始成为推动纪录片叙事进程的主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也体现出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从宏大叙事的纪实性到个体叙事的人文性的过渡。
1987年5月，郑兴光编导的10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三线—创业者的歌》首次以“三线人”即三线创业者为叙事主体，将历史叙事的视线从历史事件转移到历史的参与者身上。郑兴光说，这部纪录片的主题从最初以介绍三线建设的“见闻”形式调整为“三线建设赞”，最后决定落脚到“三线人”及“三线精神”，因此该片的总题目也从最初的《三线纪行》《中国西部的崛起》，到最后确定为《三线—创业者的歌》。④吴镝编导的《迁徙的人：关山行》（2007）是采用口述历史的形式拍摄的纪录片，分别以汉中航空工业、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九院、攀枝花钢铁厂等三线建设内迁单位亲历者的讲述为主。过去几年，口述历史访谈类的纪录片开始越开越多，这种结合口述与文献的纪录片叙事方式在大众化和生活化之外，包含着对普通个体的尊重与肯定。口述历史以第一人称回忆的内聚焦视点追忆历史，饱蘸着个体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际遇，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历史参与主体的真实体验和思想认知，体现出创作者的人文关怀，也反映出历史参与者和创作者的历史反思。此外，凤凰卫视长达10集的系列纪录片《三线往事》（2010）、央视的《铭记》（2014）、彭州电视台的《锦江岁月》（2014）和成都电视台的《我是三线人》（2015），以及正在拍摄中的《大三线》，均是立足个人视角的历史叙事，以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来呈现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的纪录片。
总体来看，50年来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在叙事方式、叙事内容和叙事视点上发生的变迁,反映出三线建设题材纪录片中“人”的回归，即通过个体生命历程的追忆来呈现宏大社会历史的变迁，最大程度地尊重历史参与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认知，让历史参与者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而体现出历史反思和人文关怀的双重特质。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研究”（项目编号：SC15XS011）
注释:
①陈东林：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6期，第96-113页。
②[美]罗伯特·考克尔著，郭青春译：《电影的形式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③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④许川、卢子贵：《〈三线·创业者的歌〉创作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责编：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