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化是由一个民族“习惯了”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鲜明的价值观共同构成，那么，“文化坚守”就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中，明确自己的文化优长，坚守自己的文化优长。文化自知是前提，文化自信是灵魂，文化自强是目标。
今天，在市场经济带来的人与自然不断升级的冲突中，“一种文明与文化，能否发扬光大，能否在世界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决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的新问题。”①回首内蒙古电视台近年拍摄的屡屡获奖的展现游牧文化和游猎文明的电视纪录片（以下简称内蒙古纪录片），如《阿妈的宝贝》、《过冬》、《赛场遗梦》、《中国有个敖鲁古雅》、《与鹿为伴》等，不难发现，在纪录历史变迁、正视社会问题、反映文化坚守、试图用事实回答怎样才能推进人类“和平发展”时，陷入了一种美学“宿命”。
（一）
宿命，是冥冥之中被“注定”了的命运，带有不可知的轮回色彩。而美学宿命，往往是对哲学“悖论”的触碰。由此分析内蒙古纪录片美学“宿命”的成因，有一个彼此相关的精神谱系：包括以额尔德尼、照那斯图、查格德尔等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拍摄者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在草原、沙漠、森林深处的“人”的持续关注；包括他们对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笃信与坚守，还包括他们将镜头一遍遍“摇过”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时，穿透琐碎物象所聚焦的沉重话题—在生态环境变化、市场经济冲击中，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如：呼伦贝尔草原上，年过半百的蒙古族老人宝迪扎布，为什么坚持养马却从不卖马？（《过冬》，2012年），巴丹吉林沙漠里，那峰屡建奇功的白色雄驼，即将毙命时何以激起牧民们对悲剧与英雄的深刻感悟？（《驼殇》，2005年），远程跋涉寻找草场的羊群里，被主人抱进汽车染上异味而被母羊抛弃的羸弱羊羔，是否还能活下去？（《宝饶的故事》，2000年），等等。
与草原题材的电视剧不同，纪录片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记录生活，拒绝“可能有”、“必须有”、“假定有”的伪造情景。而“问题意识”，即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问题，则是内蒙古获奖电视纪录片的拍摄目的和现实基础。关注—体验—发现—记述—思考，是客观真实的，却蕴含着拍摄者的某种价值理念。文化坚守，就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理念的坚守，是对推进人类和平发展有所裨益的文化与文明的坚守。
事实告诉我们，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又生成判断是非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则是一个民族文化品格的灵魂。当自然生态的变化伴随社会的发展，冲击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时，既定的传统文化的优长遭遇挑战甚至颠覆，也在所难免。
在草原沙化的生态危难中，一个出生16天的婴儿，要随父母迁移牧场。茫茫草原，走在牛车旁边的是拖着疲惫身躯、还在“坐月子”的母亲。镜头一点点“推”向车篷里，观众看到的是只能容两个人的牛车上睡着婴儿和一个刚出生的牛犊。就这样，蒙古族母亲用坚定而有重量的步履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书写着蒙古民族的生命观：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无主仆和高下之分，无尊卑和贵贱之别。由此踏出了草原文明的鲜明足迹⋯⋯这就是纪录片《父亲的眼泪》里一个令人挥之不去的画面。
一晃20年过去。当都市人以养宠物为享乐时，纪录片《阿妈的宝贝》通过一个不是宠物的“宠物”，又一次回荡起《父亲的眼泪》曾经的主旋律—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乌拉特草原严重沙化。年过花甲的索米亚阿妈却饲养了一峰四腿奇短的畸形骆驼。浩瀚的沙海，矮驼时常跟不上驼群，阿妈便时常步行去寻找矮驼，子女又时常开车去寻找阿妈。几年下来，把矮驼当成“聪明宝贝”的索米亚老人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作为生态移民的她不得不带着矮驼搬到了城里。之后，被城里人用怪异的目光锁定为“宠物”的矮驼，命运又将如何呢？
今天，面对某种价值理念，人们的态度无外乎“赞同”、“反对”、“无所谓”、“存己见”。然而，当我们要判断草原牧人与那个初生的牛犊、畸形的矮驼之间的关系时，却找不到恰当的选项。因为，农耕文化历来主张“万物皆备于我”，游牧文化却在八百多年前就出现了通过立法：“禁止草生时锄地”②，严格规定“鞭打马之面目者，诛其身”的草原文明③。为此，在纪录片里我们看不到拍摄者奴役牲畜的恣肆快感，也看不到攫取自然资源时“他者”的贪婪与无度。他们由衷表达而非刻意表现的是与被拍摄者一样“痛着自然之痛，美着自然之美”的文化大气，以及能否坚守文化大气的困惑。
（二）
与草原历史题材纪录片不同，内蒙古纪录片记录的都是当下草原人通过现实行为坚守的价值理念，其吸引人和感染人的力量源自题材的四大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独特性；让本文化圈民众感觉幸福的有效性；揭示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打动人心的审美性。当拍摄者用辽阔的草原、金色的兴安、无边的戈壁等特色鲜明的自然景观，用马头琴演奏、呼麦演唱、祭火祭敖包等特色鲜明的民俗景观以飨观众时，独特性、客观性、审美性非常突出；唯有“有效性”—让本文化圈的民众感觉幸福的特性却非常模糊。
夏日，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达尔罕草原，年过花甲的蒙古族汉子希日夫带着11岁的褐色走马，也带着多年的梦想：在一个大规模、高规格的比赛中获得赛马冠军，兴致勃勃地来到“包头市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孰料，赛前，当他骑着马熟悉赛场时，一辆摩托车直冲过来，将其重重撞倒。当然，这不是蓄意谋害。于是，观众看到了一系列画面：近景—后腿骨折倒在地上的褐色走马；特写—走马疼痛而无助的眼神；全景—围观的人群里，格外醒目的希日夫沮丧的表情；远景—老人牵着一瘸一拐的走马，沮丧离去的背影⋯⋯“一万亩草场，勉强放牧400多只羊，可他还是硬要养100多匹马。”“侍弄马是他一辈子的乐趣，他离不开马。”老伴儿的话，侧面反映了希日夫此刻巨大的痛苦，也让观众围绕他的遭际不禁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巧”的不幸？为什么一直拒绝骑摩托的马背豪杰偏偏被摩托撞伤？
认知闭合需求，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也是引导人们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动力。当这部名为《赛场遗梦》的作品在2012年获得四川电视节国际纪录片“金熊猫”奖“人文类最佳短纪录片奖”时，刺痛人心的就是那个承载马背男儿志向却没有圆的“遗梦”。
由此，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的另一部纪录片《没有缝完的蒙古袍》，记录的也是一个遗梦，是锡林郭勒草原上三代蒙古族女人的“遗梦”。外婆留下了一件绣着团龙的蒙古袍，集中了蒙古族刺绣手工艺的所有技能和技巧。为将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去，母亲创建了蒙古袍制作公司，希望女儿在学习和继承中完成一件绣满团凤的蒙古袍。可是，资金出了问题。城镇化进程改变着草原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其衣着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蒙古袍市场迅速衰弱，那件蒙古袍最终也没能完成……
有人说，判断一个事情该不该做，“是非观”不如“趋势观”来得实际。换句话说，凡发展趋势向好的事情，就要做；反之，就别做。但是，蒙古族男儿希望在马背上获得荣誉，蒙古族女性希望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是血脉中的向往，是民族的文化情结，倘若在草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碰撞中，用“趋势观”定取舍，便会消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尊。因而，发掘“遗梦”，记述“遗梦”，思考“遗梦”，对被纪录者和纪录者，都是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文化坚守。
（三）
与草原题材的专题片不同，纪录片必须实时实录，于“现在进行时”中把事情的发展过程和结局记录下来，因而，主创人员若非与被拍摄对象同在、同步、同行、同感，就很难及时拍摄到不同人物的真实处境和不同处境中的真实情形，更遑论抓到千钧一发的精彩画面和思想深刻的绝妙瞬间了。
十几年前，一部反映牧民搬迁题材的纪录片《下山》，获得2001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最佳短篇奖、最佳编导奖，就是跟踪拍摄的结晶。十几年后，一部见证猎民“搬迁”的纪录片《中国有个敖鲁古雅》，又获得2014年度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纪录片“伎乐天”杯大赛。前者，记述的是世代居住在贺兰山的普力吉一家为了国家利益—自然保护区建设所做的牺牲；后者记述的却是国家为“使鹿鄂温克人”健康生活所作的努力。都是纪录“下山”，都历时十年，都关乎生态，都避不开“两难”，但“坚守什么”、“怎样坚守”的思想诉求却不尽相同。
90岁的玛利亚·索是敖鲁古雅猎民乡年岁最大的老妈妈。《中国有个敖鲁古雅》就是以她和她的家人为主，记述“使鹿鄂温克人”面对传统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冲突时，是如何选择的。
随着一曲音色苍凉、曲调悲怆的鄂温克古歌，镜头聚焦在零下40度的大兴安岭，玛利亚·索一家即将迎来2012年的除夕。饮水，要到远处冰河去取冰；年夜饭，只是多了一些炸果子；居住，是保暖性很差的“撮罗子”；过年，便是家人围在一起吃肉、喝酒、聊天、唱歌。即便如此，当政府为他们修建起交通方便、居住条件好、居住区依然叫“敖鲁古雅”的新居时，年岁大的猎民依然不愿搬迁。柳霞已年近半百，她一再表示：“我不走，我死了我也不走。驯鹿不喜欢搬迁，我也不喜欢城市。”从片子中的音调可以听出，这话带有几分醉意，但真实性却不容怀疑。由此，观众会思考：为什么要请他们迁往新居？
全国唯一的使鹿部族，自19世纪末从环北极圈迁徙到我国东北地区后，人口增长却非常缓慢,生活条件差、生产方式有危险性。然而，一旦迁居，驯鹿就要离开大森林的苔藓，驯鹿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会随之改变，“使鹿鄂温克之所以为使鹿鄂温克人”的质的规定性就会削弱，民族生存样态的丰富性就会受损，怎么办？
文化学者乌热尔图指出，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使鹿鄂温克族，与那些为经济利益而伐木、打猎、采集的外来群体不同，他们把森林当成家园，把草木当成朋友，把驯鹿当成亲人；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直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绝不滥砍滥发，更不会滥猎滥杀，因为他们没有贪婪无度的物欲。鄙视独占猎物的“小气鬼”，把每一次获得的猎物都分给乌力楞（亲缘构成的小型社会组织）的家家户户，就是他们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然而，被大兴安岭外面的世界所吸引、被市场经济改变着价值理念的年轻的鄂温克族人，即使坚守森林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能持续多久呢？
是的，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人们就不会在乎“他者”对自己的审视和评价，就不会有“文化坚守”或“放弃文化传统”。在趋利避害的市场经济理念一再冲击各个民族某些文化优长的时候，内蒙古纪录片的思想力量在片子的结尾更加突出：希日夫老人放生了褐色走马之后，竟也骑着摩托车去放牧了；城镇生活迫使索米亚阿妈最终还是要把她的宝贝矮驼卖掉；玛利亚·索的子孙们在长辈犹疑、惆怅的目光里，已经忙碌着往城里搬家了⋯⋯可见，在“两个同样正确却相互排斥的命题之间”，不论谁来选择，不论怎样选择，都难免悲剧性，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无以回避的“宿命”。于此，拍摄者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发现，在大面积接通观众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深化观众的思考。文化坚守，即便坚守的是正确的价值理念，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守得住呢？
通过“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想得的，得不到”是人类痛苦的根源；物质资源有限，人的欲望无限；时间与空间无限，人的生命有限，则是人与大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由此可见，内蒙古纪录片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对“文化坚守”的对错给出判断，而在于启迪人们在“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时，怎样以“人类和平发展”为前提，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进而“坚守”本民族文化中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优长”，即使“坚守”的结局难免悲剧。
注释：
①张德祥：重铸民族文化自信心，《人民日报》，2010年7月16日文艺评论版。
②③马冀：《成吉思汗评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作者单位：内蒙古艺术学院/责编：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