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由青年导演蒋能杰耗时六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将镜头对准湖南省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中的一群留守儿童。凭借着片中流露出的浓厚的乡土情怀与对城乡一体化的深度反思，该片一举获得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一等奖等多项大奖，让更多人关注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被遗忘的留守儿童。该片与《路》和《初三》共同构成蒋能杰留守儿童片三部曲。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在城乡一体化视域下的镜语表达手法。
一、回眸：“村小孩子”成长中“陪伴”的缺失
在《村小的孩子》中，导演有意探寻留守儿童因“陪伴”缺失所呈现出的心理状况，试图在影像中将留守儿童对于父母不能够陪在自己身边这一现实所表现出的态度进行集中呈现。2007年底到2008年初，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收入，更多的是为了保证让自己的后代可以通过读书进入城市，改变农民身份。早在2009年，导演蒋能杰便有意识地跟拍渡水镇光安村中的留守儿童。2011年秋天，蒋能杰辞去工作，揣着从网上筹集到的6140元，开始了自己的拍摄之路，观众也跟随着他所摄录的影像，开启了颇具仪式感的探寻之旅。导演使用大景别拍摄开往目的地的火车上人头攒动的景象，而进城农民工的微缩景观则以导演在火车上对陌生人的问询来呈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要生存啦，这社会很现实”；“男的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了”等回答，揭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暴露的种种现实问题，为纪录片的主题打下了基础。
《村小的孩子》中出现最多的道具是电视和会唱歌的游戏机。与贾樟柯习惯于借助电视的背景声来营造时代感并凸显大的社会洪流中个体的无奈所不同，蒋能杰善于将电视、游戏机等道具直接掺入到纪录片的叙事功能中来。一方面，电视中所呈现的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与现实中昏暗落后的乡村形成社会变迁中“新”与“旧”的对比。另一方面，电视与游戏机代替了留守儿童父母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陪伴”的作用。片中村小的孩子常常因为把大量时间花费在看电视与玩游戏机上而受到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的责骂。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偏僻，留守儿童需要利用媒介资源达到信息的公平获取，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正全面、深入地介入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片中的一些看似没有实在意义的空镜头，例如导演拍摄哈宝和外婆一起看电视的场景，却因物理意义上圈在一起，在时间上、精神上共同关注同一对象，从而弥合了隔代人之间思维的差异与交流的隔阂，留守儿童因这短暂的陪伴而得到满足。
二、经历：“村小孩子”的现实困境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的拍摄以手持摄影、自然跟拍为主，低视点、重人物。该片与其他儿童题材纪录片的不同点在于，儿童题材纪录片往往没有解说词，无人为干预，以孩子们的视点呈现与成人大为不同的儿童世界；但《村小的孩子》中的解说词以字幕方式呈现，拍摄过程中人为干预的痕迹较重，因为平实的生活记录很难将留守儿童的现实困境表达清楚，只能通过被摄者在摄录主体的引导下，将其现实困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导演刻意设置了通过网络让蒋鑫、蒋恒同父母进行视频的场景，甚至通过人为干预让孩子对父母说出“我爱你”。这种行为表面上似乎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实则不能一概而论。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曾将纪录片定义为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这里的创造性处理，我们曾理解为强调戏剧化的、诗意的剪辑技巧，但却忽略了在实际拍摄中的创造性处理手段。早在1920年，罗伯特·弗拉哈迪耗时16个月的时间跟踪拍摄哈德逊湾的一个纳努克人以及他的妻子与儿子，最终创作出了《北方的纳努克》一片。片中每一个场景实际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为了能够展现纳努克人的全面生活，被摄者也参与到拍摄过程中，并提出了许多拍摄中应该包括的内容。例如，被拍摄的纳努克人特地建造了一个一边敞开的冰窖，来方便影片拍摄到一家人睡觉的场景。这种实际拍摄中的创造性处理手段在合理的“度”的运用下会更加趋近于真实面目本身。《村小的孩子》中的留守儿童在人为干预下打破了长期以来孤独闭塞的环境，在制作团队的引导下说出了长期以来深藏于内心的话。值得关注的是，孩子对父母说出“我爱你”的人为干预行为并没有在纪录片的最后呈现时被剪掉，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孩子从起初拒绝袒露心扉到开口说出“我爱你”的转变，亦是纪录片拍摄过程所起到的教化引导作用的表现。前苏联著名纪录片大师吉加·维尔托夫创立的“电影眼睛”理论，他将摄像机比作眼睛，是观察世界的窗口，而实际上，一旦由人拍摄或介入其中，就会对拍摄产生影响，因而纯粹客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敢问路在何方？这是村小孩子亟待解脱的另一现实困境。导演采用“戏中戏”的方式，将湖南卫视《天声一对》栏目组制作的向一渡水中心小学捐赠校车的节目片段穿插于纪录片中。就在观众对村小的孩子能够去镇中心上学，路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而产生宽慰感时，导演采用字幕的方式交代了在2012年秋，由于光安村公路太窄，出于安全考虑，校车不能开往光安村，孩子们只能继续一早起来就走路上学。针对这一问题，导演对路况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拍摄，例如孩子们穿着雨鞋走过泥泞的路，孩子们凌晨摸黑走路，下雪天孩子们一脚深一脚浅走过被雪厚厚覆盖的路，孩子们踩着长满高过脚腕野草的路等等，摄影机始终跟随孩子们的步伐一起前行，画幅边缘不停抖动，颇具带入感。
三、预见：留守儿童的未来
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结束，进入中高学龄阶段后，其受教育的机会要远远低于城市儿童。在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台词便是“打工”。拍摄者问6岁的蒋云杰“你长大想做什么？”蒋云杰对着镜头回答道：“我长大，想打工”，这一影像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留守儿童的未来走向。纪录片《村小的孩子》揭示了教育落后实质是经济的落后，“打工”是留守儿童的父辈们供养家人的唯一出路。而受到贫穷家境和父母境遇的影响，初高中学龄的农村留守儿童普遍产生了意欲尽快摆脱学生身份，完成向成人身份转变，成为被“新生代农民工”标识的社会人的想法。这部纪录片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认为教育孩子是老师的事情，自己只要挣到钱就好。他们对孩子的期许也只有考大学这一种途径，如果考不上大学，那么孩子就只能像他们一样辛苦打工。这种缺乏家庭、学校、社会合理互动的教育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极易产生厌学心理，当城市的孩子追求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时，唯功利化的教育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受教育现状。
我国心理学家将个体的心理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分别为乳儿期、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与老年期。其中，青年期是为大多数青年提供对世界、事业、人生和自我深入思考，形成相对稳定的见解并作出慎重选择的时间。纪录片中的留守儿童缺少从少年期经由青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在短暂时间内直接完成了少年期到成年期的跳接，个体成长失去了准备的时间，过早地投入到社会生活，这对其自我的认知以及人格的补全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负面作用。
该片选取了母亲早逝、父亲入狱的范魏媛哈宝姐弟，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大的蒋恒蒋鑫兄弟，与奶奶相依为命的七岁小女孩蒋云杰等五个孩子作为长期拍摄的对象，人物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由于这部纪录片的播出，这些留守儿童的命运得以改变。一批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留学生志愿者于2013年来到村里开展了2013留守儿童筑梦计划，并与孩子们建立起了长期联系；原本狭窄无法通行校车的山村马路也得到了修缮；以前找不到老师的光明小学现在有了一名正式老师和两名代课老师任教。《村小的孩子》承载的是我国6100多万留守儿童的生存和精神状态，这些留守儿童作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利益牺牲者应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201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教育模式发展研究基于协同理论视角》项目编号14c008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刘福利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刘丽丹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