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国公司的总部搬迁说开去
过去数十年中，许多美国大型企业不约而同与城市作别、而将总部设在广阔的远郊地区。但最近的趋势似乎在显示，情况已大有不同。
今年早些时候，通用电器（GE）集团宣布将其总部移师波士顿的决定可谓在业界带来不小震动，毕竟，GE总部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设在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至今已逾40年。GE管理层的首批175名成员——包括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内——计划于8月22日在波士顿临时总部基地开始办公；待所有装修工程在2018年完成之际，约有800名员工将在此办公，而另外数百位包括人力资源、法律、财务等部门的员工将分散至GE现有在辛辛那提、康涅狄格（诺瓦克）和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等地的办公点上班。
卡夫亨氏（Kraft Heinz）集团伴随着迁址还进行了“瘦身”：其将总部从伊利诺伊州的诺斯菲尔德迁往芝加哥市中心，建筑面积将有75%的巨幅缩减，总部办公人员也从2200人降至1500人。另外，宣布总部搬迁至芝加哥市中心的，还有大名鼎鼎的麦当劳（原先总部均在伊利诺伊州的城郊地区：包括奥克布鲁克、诺斯菲尔德、绍姆堡等）和康尼格拉食品公司（英文名为ConAgra，最新迁移出700个职位至新总部，分别从原先的奥马哈总部和芝加哥郊区办公室）。
另一个变革的形态，则是在位于城市的总部原址实行复兴计划。科慕（Chemours）公司就是一例：这家2015年刚从杜邦公司拆分而出的、从事高性能化学品大宗业务的集团在慎重考虑总部选址（此前，其差一点就决定迁往新泽西州南部或费城郊区）后，极可能留在与杜邦家族具有深厚渊源的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在继承杜邦百年建筑的情况下对原址实行复兴，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展之中。
哈佛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戴维·J·科利斯在解释巨头企业总部迁址潮流时表示：“如今的大城市相比30年前无疑吸引力是上升的：因为她不仅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且在吸引年轻人才方面也是远郊地区难望其项背。”
GE迁址中的财政激励动因便是不可忽视的一例。据初步估算，GE从波士顿政府方面获得了共计1.45亿美元的财政扶持——其中包括1.2亿美元的州政府补助金、2500万美元的不动产退税——从而间接促使GE公司婉拒了来自纽约州、罗德岛、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的橄榄枝……诚然，对此的质疑声也从不缺失，一是认为市政府或州政府可能永远也回收不了这样的投资，二是觉得像GE这样市值高达2500亿万美元的巨头公司还在以“这种方式”被激励，是否有点LOW?
当然，旨在吸引新世代的人才也是总部迁址重要的考量。《福布斯》杂志今年4月调查了美国20个最大城市在2010～14年期间的人口增长情况发现，总人口仅增长了4.9%，但年轻人（25~34岁）增长率却达8.8%，其中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更是增长了19.6%。为了靠近乃至吸引更多美国东部大学的人才，凯迪拉克集团已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班底从底特律迁到了曼哈顿的一处新址。
“千禧一代的群体喜欢城市环境，习惯能随时搭载公共交通、能容易地扩大自身的活动半径，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局限在公司周边范围，最多也就是逛逛办公室楼下的餐厅或隔壁的购物中心，”科慕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瓦格诺也表示，“面对这种人力市场的变化，我们当然希望搬迁到能够更好吸引人才的地方去。”
哈佛商学院的科利斯教授还指出，另一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传统上的企业总部如今也经历着重要的“解构和重组”。“例如，最高行政班底可能在某一市中心，但你依然可以在科罗拉多州建立总部后勤功能，也可能在瑞士驻扎金融投资团队，在英国设置税务部门……”他解释道。
先进的现代通讯工具也助推企业比以往更容易地分离出相关运营部门，实现远程协作；而每一个“部门地址”越来越凸显其功能的独特定位。知名咨询企业安永公司的报告也表明，随着远程共享服务中心的更多投入使用，大型公司的管理结构也日益精简化、流线型。2015年，在总就业人口增长2.3%的背景下，全美在“企业总部”工作的员工人数却下降了2%。
在“城市回归潮”中悄然搬家的不仅仅是大型企业。多伦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身为城市理论学者的理查·佛罗里达表示：“除了GE、麦当劳、卡夫亨氏……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众多的风险投资商、甚至初创企业也在回归城市中心的大潮中，在北美西海岸，这样的现象尤为明显。”
佛罗里达教授在今年8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企业总部‘偏安’于市郊或者边缘城市的时代已经渐渐落幕。但我原先以为，至少技术型初创企业还将继续逗留在所谓‘Nerdistans’(极客聚集的地方)，诸如产业园、技术孵化园等”。然而他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却表明，超过半数的风险投资如今也在流向中心城市：例如，仅在旧金山一地，就有两个邮政编码地区各自吸纳了超过1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驻扎。
当然，如果说如今企业总部“唯中心城市是瞻”或许言过其实。安永公司计量经济与统计学咨询业务合伙人、同时也是该公司《美国投资监测报告》作者的安德鲁·菲利普斯指出，尽管有越来越多公司选择了市中心，郊区办公园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比如，UTC低调宣布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中心搬迁至费尔菲尔德的办公园区，以减少近1亿美元的企业办公开销；德国零售商巨头利德尔(Lidl)公司则选择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市郊作为其美国总部；Movement Mortgage公司的总部则选择了南卡罗来纳州市郊的夏洛特。
总体上，即使选址在郊区，如今各公司也越来越注重通勤的转换便利，以迎合步行、骑自行车或选择公共交通上班的员工之需求——这是因为非驾车员工数量在过去十年增长了10%，其中绝大部分正是雇主致力于吸引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大型企业的总部搬迁，那么由其折射的——同时也极可能加剧的——地区间不平等、工作岗位消失、产业生态变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美国“福克斯商业”媒体今年早些时候就刊文分析了被GE公司“舍弃”的费尔菲尔德地区将有哪些机构和人士沦为“受害者”，其中不乏大量的中小服务型企业——可包括房地产经纪公司、比萨饼店老板、机械师；也包括日常提供设施保养、清洗、个人护理、生活配送、运输等服务机构；还有GE员工曾经光顾的商店、餐厅，甚至是曾受GE公司员工或董事会支持赞助的慈善和社区组织等。另外，整个康涅狄格地区，间接受到GE公司总部迁走打击的其他商业和机构也将影响到多达6.5万雇员的工作。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总部迁址对于企业，则是一个“引领而非跟随”的机会。企业清晰地了解自身需要怎样的人才、员工也清晰地了解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通过协同彼此的发展需求，公司既可以吸引到所需人才、也可以为创造一个个富有生机的社区而贡献己力……与此同时，大型企业与周遭社会“关系的变迁”也可在他们总部的新设计中可见一斑：本文开头提到的GE公司，在波士顿新总部的规划中甚至未预留出一个停车场、更不用说为高层领导预留的独立(隔离)的办公席位；此外GE公司还将打造类似“开放博物馆”的设施，向公众展示诸如3D打印技术等最新技术，用GE波士顿总部运营与发展总监安·克利女士的话来说，所有这一切旨在打破历来形容大企业总部的“与社会区隔开来的高冷感。”
【郑冰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