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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在西方世界问世极早，古埃及人已经在陶器、石器、珠宝等器表以珐琅釉料彩绘纹饰。中世纪，欧洲的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乃至北欧地区都有珐琅工艺。法国的利摩日地区（Limoges）12世纪已经开始制作金属胎内填珐琅器皿，16世纪，利摩日制作的金属胎珐琅画器，品质稳居欧洲之冠。

康熙大帝的雄心

对中国来说，珐琅是舶来品，首批抵达中国的是铜胎画珐琅。17、18世纪交会之际，法国传教士将这种珐琅器送进紫禁城，备受康熙皇帝青睐。康熙是接触西方科技较早的皇帝之一，他一边饶有兴味地听法国传教士讲述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一边把玩他们带来的法国工艺品。听闻路易十四有一所规模庞大的皇家科学院，用来制作、发展科学仪器及美术工艺品，康熙也萌生了发展中国美术与科学的雄心。

意大利传教士的一封信

康熙皇帝不仅醉心于西方科技，而且真正潜心学习，这一点在清宫珐琅彩瓷的创烧过程中表露无遗。1680年，康熙下令在武英殿设造办处；1693年扩大造办处编制，设立作坊；1718年，将专司烧造珐琅器物的武英殿珐琅作划归养心殿，称为珐琅处，其规模和编制都进一步扩大。为了更加及时地关注珐琅处的进展，康熙规定珐琅处直接授意于皇帝本人。康熙皇帝对珐琅的热衷，从当时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信件中可以略知一二：“⋯⋯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尽各种可能地将其介绍进宫中御厂。由于从欧洲带回了在瓷器上绘画所用的釉料及数件大型珐琅器，使他相信可以做出某些器物，他命令我和郎世宁以珐琅彩画⋯⋯”

画珐琅以金属铜做器骨（胎），用不同颜色的珐琅釉烧制而成。康熙皇帝身边的工匠们克服诸多困难（比如一开始不谙珐琅釉的特性，无法掌握火候），使得珐琅彩烧制一步步地达到成熟。

对西洋进口画珐琅彩深深着迷的康熙皇帝，在烧造铜胎画珐琅器之外，又产生了烧造瓷胎画珐琅的想法。在他的督促下，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和郎世宁都曾入宫演示画珐琅。

随后，这种画珐琅的方法被用在瓷胎上，工匠们用各色珐琅彩料精心描绘，以西方画法表现中国传统花卉纹样，制成一种全新的釉上彩瓷。至雍正时期，珐琅彩瓷褪去色地外衣，彻底还原瓷器的白地，宫廷造办处自行炼制的珐琅彩料较进口料增加了更多色彩，花鸟、山水、竹石被描绘得生动瑰丽。两朝对比，艺术品位各有不同，一方面是受限于不同时期的瓷造技艺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对比也可以明显感到，作为热爱西方科学的“技术男”，康熙皇帝的关注点更多是在技术化。

康熙时期，除金属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外，工匠们还将珐琅釉料彩绘在浙江宜兴烧制的紫砂陶胎上、内廷玻璃厂制作的玻璃胎器皿上，其中以玻璃胎绘珐琅彩最为困难。1696年，清宫造办处下设玻璃厂，其生产的玻璃胎画珐琅，被康熙皇帝用以赏赐罗马教皇特使。

微绘珐琅怀表，约1680年，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藏。

微绘珐琅望远镜，反映18世纪宫廷场景，大约1880年， 奥地利维也纳。

在诞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珐琅彩瓷器除了供皇帝御览，以及少量赏赐大臣，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故宫博物院开放之前，民间对珐琅彩几乎一无所知，虽有传闻，却没人见过实物。

作为皇帝独乐之物，珐琅彩瓷器的烧造费尽心力，不计工本，成就了陶瓷工艺史上的一朵奇葩。康熙朝的珐琅彩瓷如今可见的仅有少量碗、盘、瓶类小件器，但当年它们的出现，如同一根小小的撬棍，改变了中国景德镇瓷器的布局。自元青花后，青花瓷统领中国瓷器数百年，稳居霸主地位，珐琅彩的出现引领了一场彩瓷革命，从后来的洋彩，再到国产化的粉彩，最终改变了这一格局，让粉彩与青花平分天下。

珐琅彩瓷器，珐琅彩腕表，分属东西方，都是当时君王与上流社会的私囊之物，把玩珍爱，秘不示人。当褪去奢华的外衣，它们又双双融入了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瓷器曾远销域外，受人追捧，却终究成为货品一类，而表的使用，却开启了航海大时代的跨越式发展，世界的格局就此改变。

都是精益求精，都是能工巧艺，但时代车轮就是如此傲娇地托起辉煌，无情地碾压那些来不及、赶不上步伐的追随者。

珐琅镶嵌玻璃装饰的秃鹫，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埃及底比斯。

铜胎画珐琅玉堂富贵瓶，清康熙，国立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