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六届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于2016年7月3日至30日在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举办。本期共有学员21名，12人来自国内，九名为外国学员。国内学员为七所大学教师、学生和中国儒学研究机构研究员。外国学员为英国、马耳他、俄国、意大利、土耳其、波兰等国大学教师、学生及在中国任教的专家。
“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是以美国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为首、造诣精深的著名比较中西哲学家教授团队，用英语解读“四书”、《道德经》及其他中国经典，使学员领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精神；学习用中国话语和思维讲述中国经典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与文化的故事。跨文化讲习班的立意，是站在文明对话高度，站在文化传播战略高度。因为中西文化在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言叙述话语等多方面存在整体性结构差异，中西方对彼此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上历来存在很多误解与误读。针对这样的问题，安乐哲教授等学者提出在中西比较视野，用中国人自己思想的话语，去理解、讲述中国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上，提出以阐释为主、以翻译为辅的新方法，开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道路。
一、向世界讲述中国，须有话语意识；要负责地比较中西文化
向世界讲述中国，存在着话语问题，不对头的话语，会造成理解中国的障碍。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项目的创办人和儒学大家安乐哲教授讲课中指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说，就是西方的自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特点，不是她的特点。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如果用“两个世界”“天人为二”的叙事话语讲述中国“一个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话语就不对头，就是理解中国的障碍。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在授课中指出，近代以来发生西方误读中国，不少中国人也尾随西方，与自己文化渐行渐远，都因为是用西方现代概念话语框架讲述中国，这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对称”认知、解读和讲述。“不对称”话语是障碍，原因是在宇宙观、认知方法、思想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上，它与中国文化不同。它叙述的是“两个世界”“天人为二”，它是超然绝对主义与个体独立二元主义的叙事话语，也叫做“一多二元”话语。
田教授解释说，“一多二元”：“一”指“上帝”式唯一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派生出的“一切单子个体”，“二元”是一切个体之间“碰撞、冲突、对立”。然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不是“一多二元”，而是“一多不分”，也即“一个世界”“天人合一”，是以中和关系为本的宇宙认识、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崇尚观和语言话语。“一”是万物相系不分、浑然而一，“多”是相互联系的多样状，“不分”是“多中有一”及“一中有多”。要是对中国与印欧西方特质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没有了解，只是简单站在自己文化特质一边去解读对方，就构成文化理解的障碍。这种例子举目皆是。这是中西文化互相对待之中，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
安乐哲教授以“什么是负责任的比较文化”为题在课上讲道，要让中国思想文化讲它自己，它要讲“一多不分”的中国话。这样就要从中华文化自己的语义环境出发。西方文化语义环境整个表述的是一个（从无中可以生有的）“本体力量”，它是原始造物者上帝，是一神，是静止不变的一个本体存在，本身具有无穷创造力。以这个“文化语义环境”话语，去阐释中国事情，等于用“鞋拔子”把中国文化扭曲。近代的中华文化与西方哲学相遇，这不应该命定地造成中华文化要由西方来规定，由西方话语来叙述、划定中华文化是什么。安老师精辟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从它的语义环境出发，必须从“一多不分”说起，也是必须以“心场”（在森林中看树木那样）不分观事物；而不是西方语义环境的“一多二元”（一切事物背后隐藏超然绝对“一”）看问题，不是柏拉图理想主义假设万物有一个“单一起源”那样的看问题。
美国西雅图大学比较哲学讲师孙彦彬（I a n Sullivan）讲课时指出，负责任的文化比较，必须认识到人们在文化比较方法和意图上的误解，这种误解发生于对中国文化，在对“人”概念和对中国是不是个体主义“伦理”问题上。他认为，解读儒家伦理，首先须对它有一种恰当赏识情怀，须真懂儒家伦理是什么。孙老师分析说，为什么要做比较文化？是为深化我们的理解，理解好了去改善与多样性的文化的对话。也是为认识全球与本土之间存在的依存性，为得到一种全新看问题的视角。
二、做好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准备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应当以认清中国文化独特优势，了解西方文化及接受心理为基础；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要的话语准备。田辰山教授提出，我们面临一个让儒学和中华文化讲中国话问题，面临一个找到、建立话语问题；这个途径是比较中西哲学文化阐释方法，从误解中找到西方、找到中国，这种比照阐释本身，就构成一套让儒学和中华文化讲述自己的话语。田教授强调，简洁地说，中国故事话语，就四个字，就是与“一多二元”比照而来的“一多不分”。中国文化的恰当表述应该是：“中华民族在悠久文化历史传统中形成与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方法论、思维方式、崇尚（价值）观以及承载这四大文化元素的汉语语言、字词语汇、话语和叙事等的内在结构；而且作为内核延伸发生于现实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联系，构成人经验生活的中国社会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活动与行为。”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故事，一以贯之的正是：“一多不分”。
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教授王蓉蓉提出，“阴阳观”是中国文化独特重要的思想。应该说，“阴阳观”是中国文化传统“一多不分”特点得到独特优势发展所达到极致地步的体现。“阴阳”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古代中国人所能构想的最高原则。“阴阳观”一点也不可强拉硬扯地附会到如今在“一多二元”文化中流行的对立二元的“性别主义”上来。儒学在本质上是提倡一种男女平等观。这种理解，才是懂得中国自身的标志，是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优势构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辜正坤教授指出，中国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容易被侵略，是大家族心理，是伦理价值强，是有统一语言文字；而在比照之下，西方文化不如中华文化延续性强的原因，是地理环境容易多发战争，民族创造文化，民族遭到战争毁坏，文化也必然毁坏；同时，与中华大家族心理对照，欧西社会是（政治、经济、军事）利益集团结构，还有，其伦理价值如不是与一神信仰相系不分，不如中国文化强；最后，没有统一语言文字，就没有统一思想的条件。
辜教授还提出，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农业文化倾向；而欧西则是商业文化倾向性强，具有进取性、好战性、掠夺性，重个人主义，凸显帮派利益主义及帮主形式“民主”。他认为，西方没有可能产生儒家思想，中国也很难产生美国的“个人主义”；也是为什么道家学说一定要产生于中国，而在西方很难产生。辜教授提供的大量比较中西文明信息，在认清文化独特性是不是优势问题上，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走向开放思考的大门。
三、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讲出令人懂得的故事
德籍澳门大学哲学系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 Georg Moeller）教授表示，“己”（或“人”）是哲学和文化的核心概念。讨论“中西的‘人’观念差别有多大”时，梅勒教授提出，“己”（或“人”）在西方是一种被视为“原子个体”（Individuality）概念的观点；而“人”是离不开关系的，“个人主义”是在根本上有害的。人压根儿就不是“单子个体”。谁也回答不出绝对个体“我是谁”这个问题。自我意识是关系，不是孤立自我意识。任何人都永远做不到一个人独立地活着。
北京大学赵延风教授对学员讲，语言话语背后存在的跨文化障碍是隐性存在着的；如“好人多”，是中国传统文化语义环境的基本意识，这同将人性假设为“恶”的“一多二元”语义差别是根本的，也是隐性的。汉语的“君子从政”含义，是一种众望所归，是好人掌权，是深谙人与人、家国天下之道的人管理众人之事。尤其是主持社会的、被认为是德高望重者，必须是品学兼优、德艺双馨的人。这在欧西话语中是没有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提倡竞争的文化，而是相反，是珍重关系、珍惜交往的。北京大学法学专家张骐教授在回应“如何理解中国法制建设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联系”问题时指出，传统中国的法律权威性来自周武王于《尚书·泰誓》所言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圣贤帝王把自己置身于天命监督之下，也置身于民心监督之下，这也是民心所向，即是天心所向；《尚书·泰誓》还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很明显，这与西方法治“一多二元”的“上帝+单子个体”概念，不是同一个“法律神圣”逻辑。
四、中国的“人”观念是“一多不分”的
在哲学层次互鉴认识到的中西文化不同，也是人们活法的不同，也即想法、说法和做法的不同；它延伸而出的到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各种领域的不同，一直追究过去，人们会发现，最后都集中到“对人是如何认识”问题的不同。“对人是如何认识”问题紧密联系着世界观、认知观和崇尚（价值）观问题。所以，要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人是如何认识的，是一个必然要首先搞明白的问题。
在对“儒家观念的‘人’是什么”进行讨论时，安乐哲教授深刻地指出，儒学的“人”根植于不同于欧西古希腊的假定性宇宙的自然宇宙论；智能设计是属于人的，不是什么虚构的超绝“一”；儒学的“性”不是西语“Nature”语义的固有不变能力，而是产生于与周围交往互动关系的丰富可能性。所以“人”不是从出生到死去一直不变的一个“质”，而是儒学说的，“人”是“做人、成仁、成人”，本质是“做、成”。所以人不是不变，而恰是“变”，是始终在进行之中，是过程。作为一个简单事实，人没有个体性，它脱离不开关系，关系是第一性的。
因为不同于西方柏拉图传统，儒学关系为本的“人”观念，致使儒家哲学的“人生观”也因而独具特色。孙彦彬老师阐释说，希腊哲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是真理（Truth）？”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道理？道在哪里？”“什么是真理”的问题，问点在于“什么”：1、这些东西是什么？2、世界归根结底是什么？3、这是什么？因此，希腊哲学假设有一个单一秩序宇宙及一个最后的“真实”以及“真实/表象”的二元对立；人生是由“Philosophia”（爱智）到“Philoepisteme”（爱知）；人生追求是知识，也即“什么才真实”，是去知“真”。而儒学与中华文化是“求道”，求“天地人之道”，也是求人生之道，人生之意义。“求道”是人的由己而出行为，是具体情势，是知晓“如何、怎样”（How及How to）。这完全是人自己经验的，是由走过的路而产生的意义。
美国科比大学哲学系主任江文思副教授在对“中美撞机事件的跨文化交流挑战”问题进行分析时提出，美国文化是从个人主义的“我”出发，第一文化心理反映，是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出的问题是什么，谁的罪责，是否违法了。而中国在撞机后，自然而然地立即注重的是关系，认为问题的严重之点是谁破坏了关系，所以中国政府把处理中美撞机措施，放在美国政府表示“歉意”的要求上。只要表示了“歉意”，出问题的关系可立即修复。
此外在作为儒学与中华文化核心的是一种关系哲学思维上，江文思老师还阐释说，人是要有远见的，一切自然事物并无什么设定目的性，而深谙事物联系性，能够见微知著，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称道的智慧。人生是感受充满意义的人世，这意义就是“礼”。人本来是动物性的，野性的，但人可以将野性改变为具有“文质”，提升人性，增加意义，一些约定俗成变为常理，有了内涵意义。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教授提出一种儒家“相称性平等”观念。他阐释说，在孟子、荀子及一些古代思想家那里可以总结到，儒家有两种平等观念：一种是一对一的平等性，如孟子所言人人生来皆有“四端”；荀子则言人人皆有可改变、可教育之人性。但是儒家哲学的主要平等思想可称为是一种“相称性平等”（Proportional Equality）。这种平等是实现于道德、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鉴于儒家这样的平等思想基础，当代社会可采用两条儒家政治原则，一条可是对普通人民参选的融合原则，另一条是针对公众服务机构的严格资质原则。
2016年7月30日，在讲习班结业典礼上，国际儒学联合会牛喜平秘书长高度肯定了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项目举办六年来在促进中西文明对话与交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同时表示，国际儒联目前重点开展的工作，与跨文化讲习班的思路和宗旨具有高度契合，会一如既往支持“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继续办下去。中国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续兵则在讲习班结业式上宣布，安乐哲教授已在2016年被接纳为“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正式与中国孔子研究院一起工作；“2017年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项目”将由中国孔子研究院接手主办，作为“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将在各家力量联合之下，推进得更快，办得更成功，影响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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