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真性和修辞性——历史保护地带相关公共空间设计研究

作者:未知

姚冬晖 / YAO Dong-hui
李荣华 / LI Rong-hua

摘要：在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保单位及历史保护地带的保护规划中，最重要的是对保护区域原真性的设计，但是原真性本身就是个相对的范畴，带有修辞性的含义。特别是对于历史保护地带中的公共区域而言，往往并无历史遗存，也无历史的真实性可循，因此对一种原真性的修辞表达应成为历史保护地带相关公共空间设计的方法。通过对卡洛·斯卡帕的相关作品及笔者在天一阁文化广场设计实践的分析，提出对历史保护地带公共空间设计中修辞性手法的合理性运用。

关键词：风景园林；原真性；修辞性；纪念性价值；历史保护；公共空间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6-0072-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收稿日期：2016-02-23；

修回日期：2016-03-11

Abstract: In the design for the cultural relic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zone, the most important is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zone. Nevertheless, authenticity itself is sometimes relative to rhetoric, especially where neither historical relics n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to follow. Therefore, in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zone, a rhetoric design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In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works of Carlo Scarpa with the author's design of Tianyi Pavilion Cultural Square in Ningbo,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rational use of rhetorical methods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space in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zon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uthenticity; rhetoric; memorial value;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public space

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历史保护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建筑保护专家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国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然而在现实中，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精心保护、巧妙利用、使其在当代生活中重显魅力的同时，也遇到了关于历史区域如何保护并融入城市的众多困惑。特别是历史保护地带中的公共区域，往往既无历史遗存，也无历史真实性可循，如何利用才能真正尊重并留存历史保护地带的价值，业界也常常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1 关于原真性的不同理解

原真性( Authenticity)，又译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主要有原始的，原创的、第一手的、非复制、非仿造等意思[1]。历史建筑的物质存在本身就是其所有意义和价值的载体。毫无疑问，尊重历史建筑的原有形态和特征显然是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核心，即“原真性”。

然而，在建筑界意识到历史建筑保护重要性的初始阶段，由于各种技术、观念和知识局限等原因造成的“破坏性”保护时有发生。在这样一个保护理念慢慢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2种互相对立但影响深远的保护流派。

1.1 “干预派”

以法国的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1814—1879)为代表。“干预派”主张以必要的物质手段的介入来保护历史建筑，以达到持续建筑生命，并重现建筑面貌和活力的目的。他们认为开展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就是开展历史建筑的修复工作，运用一定的手段，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即风格性修复，这个流派关注建筑呈现的历史价值，而非其历史性。这是当时欧洲的一种主流思想。作为干预派代表人物的维奥莱-勒-杜克，在历史建筑修复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始终坚持历史保护中物质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法国诸多哥特式建筑在他的努力下重放光彩；然而却不可避免在某些修复过程中掺入修复者的主观臆断和想象。

1.2 “反干预派”

以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为代表。拉斯金的立场来自他的历史价值观和对工艺传统的尊重；在他看来，历史建筑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氛围和民间传统中独一无二的创作；工艺、建造和劳作赋予建筑伦理上的美德，而岁月的积淀，生活与劳作的印记更为历史建筑增添了成熟之美，甚至神性。因此，历史印记本身就是建筑本真的一部分[2]。拉斯金在他著作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赞美真实、记忆和顺从。在他看来，历史建筑属于历史，修复一座历史建筑，无论目的是怎样地为了重现真实，都只意味着用新的物质手段干预其原有状态。他表示：“我们无论怎样都没有触碰他们(历史建筑)的权利。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他们部分属于建造他们的人，部分属于所有我们人类的后代……恢复建筑中任何已经有过的伟大和美丽的事物，就像让人死而复生一样，是不可能的。[2]”拉斯金希望维持的是历史建筑的原有状态，历史在建筑上留下的痕迹是引发人们记忆和情感的关键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美学特征。

在这场争论中，勒·杜克和拉斯金对原真性的不同观点在于他们对历史建筑价值的认知不同。这2种学说事实上都包含了如何忠实于历史建筑的独特观念，即原真性的观念；一样充满了智慧和独特的说服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2种学说，事实上原真性的观念充满了主观性，每个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人对原真性的理解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修旧如旧”固不可取，是否完全维持现有建筑的状态也依赖于建筑的现实状态。这就十分需要运用一些其他手法体现建筑的历史价值与意境。设计的修辞性表达这种方式也是许多建筑大师处理此类主题常用的手法。而建筑大师卡洛·斯卡帕更是将“空间修辞”运用到极致。

2 卡洛·斯卡帕在维罗纳古堡(Castelvecchio)博物馆改建中修辞性设计

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1906—1978)是意大利富于盛名的建筑大师，他对现代建筑的兴趣来源于新艺术运动和对手工艺和历史传统的关注，以及建筑师的对材料本能式的敏感。意大利理论家塔夫里(Mafredo Tafuri，1935—1994)曾经指出斯卡帕设计中的片段化(Fragmentary)倾向，这种片段化是“一种介于形式游戏和局部分崩离析之间的有悖常理的辩证关系”[3]。事实上，这种形式片段之间有悖常理的对比并置恰恰展现了斯卡帕建筑中强烈的“空间修辞”意味。

以斯卡帕著名的代表作品维罗纳古堡博物馆为例，他对新旧各种片断的有序并置，使不同的材料和构造相互对话。历史遗存和新建元素对比性的修辞性设计，体现在古堡博物馆设计的各个层面，诉说着历史的记忆和情感(图1)。

斯卡帕在古堡博物馆采用了多种设计修辞性手法。新元素的介入，不再是对历史的唯唯诺诺，而是各自展现特质的过程。干涸的河道、斑驳的墙壁及中世纪的吊桥对比着极简主义纵深狭长的古堡入口。入口的大门展现材料的现代对比。大门深褐色木质表面上垂直线条的分隔，以及门手上艺术感的水平构成，无不唤起历史和现代的对话。内庭院次第展开的水池、花坛、雕像，构成诗意的序列空间，引导人们进入博物馆内部。低矮的古褐色混凝土墙，干净利落的插入历史建筑的室内，展现出入口空间的诗意和趣味(图2)。

在博物馆内部陈列空间的处理上，地面和墙体的交接以断裂式的处理展现各自特色。博物馆内新的门窗以铁和木制成，采用纵横线条的、不对称分隔的窗棂，极具手工艺传统，与中世纪的门窗并置存在。博物馆内部展台采用舞台般的戏剧手法，为不同仪态的雕塑设置了不同尺度和高度的基座，展品们仿佛开始了一场时空的对话。墙面、地面、顶棚、基座以及展品不同的材质组合和光线处理，打破了历史的陈旧感，表现出历史的悠远和记忆(图3)。

历史性建筑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就是，“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重组过程”[5]。作为历史性建筑改造再利用的大师，斯卡帕通过分析历史上不同时期建造的体型、重建扩建部分以及结构修整痕迹，使用剥离表皮、加入新构件等特殊处理方式来显示这些历史层面与片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修辞性设计手法来表现历史，将其具体化和戏剧化。他的手法对于当今的历史保护地带公共空间设计改造实践具有特殊的价值与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索与学习。

3 修辞性设计方法的实践运用——天一阁文化广场规划设计

宁波的天一阁文化广场作为天一阁历史保护区域的改扩建项目，原址已无历史遗存。对于原真性的修辞性表达可以更加彰显天一阁历史保护区域的记忆和意义。因此，在保持保护区域整体空间趣味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凸显场所记忆和意境的修辞性设计在这个区域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卡洛·斯卡帕在维罗纳古堡博物馆改造中，通过修辞性的方法勾勒出维罗纳古堡作为一座富有记忆和意境的建筑在历史层次中的清晰性和透明性。以斯卡帕为师，设计者在天一阁文化广场①的规划设计中，也运用了大量并置重组的修辞性手法[6]。在天一阁文化广场规划设计中，天一阁博物馆的主入口作为空间远景是到访者最印象深刻的场景，设计以修辞性的手法展现出空间的意境和历史的悠远。

而这种修辞性的手法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在宁波当地的传统园林中，还是风景园林界前辈的具体实践中都能够看到此类修辞性设计手法的印记。

距天一阁不远的月湖上的花屿，漫长高墙下亭台楼阁与马头墙的错落构图掩映于一条虚实相间的长廊之后，从城市方向的湖对岸望去，长廊既提供了园林与城市过渡的层次，也修辞化的赋予了古典园林面对现代城市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浪漫意境(图4)。这种空间修辞手法即为古典园林中常用的“障景”；所谓“障景”，即遵循“屏蔽而通，欲扬先抑，欲藏先露，欲放先收”的原则，通过视线遮挡的方式把庭院中精彩的景观或藏于偏僻幽深之处，或隐于山石树梢之间，避免庭院景观开门见山，一览无余，并求得意境之深邃[6]。冯纪忠先生的松江方塔园设计早已成为了当代景观园林的一个经典，其中同样采取了一种“传统”和“现代”对比碰撞的修辞性手法。针对湖边孤立的宋代兴圣教寺塔，冯先生简明清晰的以一道极具现代意识的简洁白墙，拉开了现实与古塔之间的层次和进深。现代和传统、水平和垂直、伸展和高耸、留白和细节；白墙与方塔之间多重性的双生对比以一种修辞性的方式，突出了各自景致的性格特点，赋予印象深刻的景观效果(图5)，事实上这正是冯先生设计中一直强调的“旷与奥”的修辞对比。

本设计在天一阁文化广场的西区入口和主立面的处理上，可视为这2种修辞性设计手法的综合运用。月湖花屿虚实结合的长廊幻化为平静水面后主立面漫长墙体上的各色镜框，不断地采取各种“借景”和“障景”。背后天一阁古建筑群的亭台楼阁与其虚实映衬，若隐若现，共同组成了记忆中充满意境和回忆的天一阁西侧天际线。而西区入口作为天一阁古建筑群与文化广场的中介，承担起方塔园中现代气质的简洁白墙的类似角色，设计者对古典的景观元素进行了现代性的转译，以期获得与背后古建筑的修辞性对比。干净利落的形体转换、差异性的材料使用都为了突出空间镜框中保留的充满细节和工艺传统的历史建筑——天一阁博物馆主入口而存在。

与天一阁博物馆主入口界面一水之隔的文化广场，同样将经典的建筑和空间肌理以景观限定的方式加以转化，并在尺度上作了相应的修辞性变化，使其成为城市空间的尺度。广场左侧高起的纪念性平台，通过雕刻性的体量减法，保持了现存的天一阁西园建筑的院落空间，对天一阁西园的建筑和景观作了现代性的诠释，同时也保证了广场的开敞连续。从城市道路、文化广场到博物馆主入口，次第展开的空间作了层层限定，从广场前庭的序厅，到室外剧场和面向博物馆主入口的平静水面，如同山水画般层层展开的图卷。而必须强调的是文化广场和西区入口之间作为凭借和过渡的平静水体，与建筑共同构成了中国园林中常有的“虚复空间”，反射的水面、保护建筑以及现代的白墙，共同虚映掩护。所谓“倒影”“照影”“阴影”，这种景物借构方式，能使景物视感格外深远，可有助于丰富自身表现及四周的景色[7]。水面和建筑、传统和现代、虚幻和现实，一正一反、一古一新、一虚一实，共同构成充满意境的景观幻想(图6)。设计通过这一系列的修辞手法，完成了天一阁建筑群与城市空间在建筑肌理上的延续和拓展，天一阁文化广场成了城市空间与天一阁建筑群的柔性过渡。

天一阁文化广场不但承担了天一阁博物馆的前庭广场，作为博物馆参观流线的开端，也承载着城市广场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汇集了各种历史元素的意象和片段：古城墙与传统民居。广场中的各种元素：洞口、景框、畅院、高台等都与古典建筑中得亭台楼阁相对应，而伸出水面平台上的树也是对古典建筑中园林意象的一种意境模拟(图7)。

正是通过此类修辞性的空间设计，天一阁文化广场的整个界面展现出不同的空间场景、空间景深，高低错落，进退有致；令天一阁建筑群以经典的园林手法在文化广场作出了一种长卷式的展示，若隐若现，似是而非。浙东古典园林的意境和明代藏书楼的记忆开始呈现一种现代性的复苏。

而在天一阁文化广场的周边，移建的传统民居同样不是死板的重复。原有的传统街坊，重新融入了新的城市肌理中，“传统”和“现代”在此碰撞；使具有深厚文化价值的历史保护区域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在历史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中，历史价值是关联原真性的核心内容，而价值判断的内涵又极其复杂。本研究以探讨历史建筑保护的价值为脉络，用辩证的思想去理解“原真性”的问题。原真性的讨论事实上是现代人诠释历史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适合所有历史区域的保护和修复的不变准则。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保护区域的设计和建造中，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卡洛·斯卡帕、冯纪忠等大师合理的运用修辞性手段来对待原真性问题，修复场所对当代人的情感和回忆。因此，在历史保护地带公共空间设计中，修辞性的设计不失为一种保持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有效方法。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参考文献：

[1]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42.

[2] 卢永毅.历史保护与原真性的困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25.

[3]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M].王骏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328.

[4] Sergio Los, Klaus Frahm. Carlo Scarpa [M]. Köln: Taschen, 1994.

[5] 赵琴昌，张颀.隐藏着的“有机性”：解读卡洛·斯卡帕的历史性建筑改造观[J].华中建筑，2006，24(12)：19-24.

[6] 杨玲，王中德.空间与意境的扩张：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以小见大[J].中国园林，2008(4)：59

[7] 王福兴.试论中国古典园林意境的表现手法[J].中国园林，2004(6)：44.

(编辑/王一兰)

作者简介：

姚冬晖/1977年生/男/浙江嘉兴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杭州绿城都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建筑史、历史建筑与城市保护更新(上海 200092)

李荣华/1978年生/男/浙江常山人/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园林工程管理及园林造价(杭州 3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