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对外传播

传媒艺术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以及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①在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所有的传媒、艺术与文化领域，传媒艺术中的电影艺术、电视剧艺术、纪录片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是建构的主力，它们在国际传播中叙事的筹划是否合理，策略的设计是否得当，能力的打造是否切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效果和结果。其中，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目前更多立足于亚洲（特别是儒家文化圈下的东亚、东南亚）和第三世界国家（例如依靠外交政治手段的推动）；电影和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则力图直指西方主流世界；数字新媒体艺术更多作为技术强支撑以辅助提升传媒艺术作品的国际吸引力。

当前，传媒艺术无论是自身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还是对包括中国价值在内的中国形象的建构效果，都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②就应对之策而言，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传播的框架与层级。

中国传媒艺术/影视艺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大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好中国故事”阶段（解决内容的问题），需要依靠内生实力的锻造，以具备“能向外说”的资格和能力；第二个层面是“实现价值影响”阶段（解决价值的问题），需要实现外在效力的释放，以达成“影响海外目标对象的价值观与行为力”的诉求与目标。③当然，二者在实际的传媒艺术作品的国际传播中，是不可割裂的。

本文基于的问题是，当我们在第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多有讨论之后，我们需要举目远望，思考另一个更为深邃的问题，这便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我们需要将什么样的中国价值告知世界，以推助乃至实现中国价值的世界性引领？

如果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没有恰当合适、一以贯之、反复提示的中国价值为支撑，我们的讲述则各种叙事难以富有魅力，各种叙事也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传媒艺术在国际传播中的作品、叙事、手段、目标所要传达的中国价值都是松散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目标传播对象的感知中是凌乱的，那么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东指西说西指东”式的传播过程，自然难以形成集中的力量，快速、有效地实现中国形象与价值的世界认同。

二、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特殊价值建构

长期以来，在对外告知中国形象的传媒艺术作品中，在价值层面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一是极端“丑化中国”。此类作品，若是中方拍摄，则常有兜售政治符号之意；若是西方拍摄，则常受冷战思维影响而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多半报以敌视，甚至全盘拒绝；二是极端“美化中国”。此类作品主要是“意识形态正确”为指导、“宣传品”为形态的中国“外宣”作品，基本特征是全盘、单向，甚至“简单粗暴”地放大中国的正面形象。前者会造成“有人看，但形象负面”，后者会造成“形象正面，但没人看”。总之，它们都会造成在国际传播中，海外目标对象对中国形象和价值认知的混乱，中国形象、中华文明在目标对象的景观认知和价值认知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这是被稀释和冲淡的。

因此，面对前述种种的内容松散、价值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本身，思考什么才是中华文明价值观对世界的特殊贡献、集中贡献，确定之后通过传媒艺术进行聚合、汇聚传播，有的放矢。当然这种价值的世界贡献既必须体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不能不具区分度、识别度，又是能够被人类普遍接受的，而不是异端的、凌厉的。而且作为国际传播的策略，这种对世界具有特殊贡献的中国价值的确定，应该本着集中、聚焦的原则。

针对这一话题，本文认为可将如下三点列入考量范围，即：“大同之道”的处世宏旨，“君子之道”的处世秩序，“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④

第一，“大同之道”的处世宏旨。

“大同之道”是儒家理想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处世宏旨。首先，血缘宗法的社会里，国事、天下事是放大了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再大，总可以“套用”家事的实践与思维来解释与解决，内心兼济天下的愁苦抑或豪情便有了释放的路径。儒家的入世思想让中国人心底总有“兼济天下”的冲动，虽然在穷与困之时常常不得不退与隐。中国文人从心底都不容易只躲进自己的小热闹、小沟渠中，而是心底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吞吐天下。其次，这种大同之道还在于和而不同，在尊重不同中求大同，即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若将深谙“大同之道”的中国价值与形象推向世界，实则是将一种令人信任的价值与形象推向世界：在“大同之道”的思维下，宁可舍弃自己的某些利益，也要胸怀更大的时空广博，维护更大层面的和谐生存。这一形象有“自由”的张弛，有“平等”的宽仁，有“博爱”的情感，给人“最后的肩膀”般的踏实。

第二，“君子之道”的处世秩序。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一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从人们的世俗观念上看，君子可能有高学问、高地位，属于小众人群，按这一标准，大多数人都未必是君子。但重要的是这种理想的人格标准存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向往，这便构成了“礼”的秩序，于是中国人的自身利益被置于由内心反省所激发的有效控制下。从“父父子子”到“君君臣臣”，还有兄弟、夫妻、姑嫂等等，“礼”在调整人际关系上有无所不及的包容性。“君子”还要求一种自始至终的保持状态，这又使这一秩序有了长存往复的可能。中国式的道德对西方式的法律有极重要的补充，软性地渗入每一根社会毛细血管的强力，甚至不亚于刚性规制的刻板，它维系出一个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它无法被证伪。

第三，“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

“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在于不极端、不单向度、执两端而用中，它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融合、神圣境界的一套方法。西方人从进入国家开始，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单子化生存里遭受异化的人们不得不在感性的肉体和神秘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而且这在践行中往往容易产生极端，凌厉地向感性或理性突进与分裂，以有力释放异化的苦痛，弥合生命危急。⑤中庸之道正是对这一遗憾的补充，况且当下世界混乱多变，最残酷的屠戮、最血腥的争斗、最惨烈的相向，也几乎都起于双方极端、单向的持守，持守于宗教教义或者政治理念。如果没有调合的价值理念推助，这种持守的姿态在一次次的话语整理中，或者在一次次的行为复加中会被一次次坚固，极端从此萦绕，再无去意。

三、结语：在传媒艺术的国际传播中，需要对框定出的中国价值观进行集中、合力、聚焦传播

虽然确定这种中华文明价值的世界贡献有“诗无达诂”式的困难，但作为国际传播的策略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筹划，我们又必须要确定它们；而且如前所说这些价值的数量不应太多，标准应该比较聚合。一旦这些价值确定，我们在传媒艺术的国际传播中，就需要集中推出，以形成中国价值传播与认知的集中合力、焦点强力，将优势强势聚合。

如果以西方“经验”进行观照，纵观西方在殖民地独立运动（多指向英国）和种族隔离（多指向美国）中价值观失道之后，一方面在政治哲学上极力诋毁“革命”，一方面继续集中打造西方三个核心价值观理念“自由、民主、博爱”，并伴随全球化席卷世界，让世界许多文明迷失在西方的价值观糖果里，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值得我们在传媒艺术的国际传播中，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世界打造中深思与常思。

（本文系刘俊主持的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传媒艺术研究的必要性论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CUC15A72；同时系胡智锋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ZDA055）

「注释」

①刘俊：《论传媒艺术的科技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一》，《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

②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部分论述参见胡智锋、杨乘虎：《引领力：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诉求》，《光明日报》2015年6月29日。

④部分论述参见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⑤部分论述参见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