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这些年不知为何,随着知天命年龄的到来,兴趣爱好开始朝着两个极端绝尘而去。一个方向是前卫时尚的一端,像北京的798艺术区,像年轻人喜欢去的酒吧乐坊。另两个方向便是沧桑厚重的一端,像散落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像北京远郊区星罗棋布的古村落。
我曾想过,也许前卫时尚的一端,可以让自己心理年轻,而沧桑厚重的一端,则可以让肤浅的自己慢慢变得趋近深邃。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我的确朝着这两端执意而行。此次去水峪村,是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这一端吸引着我,召唤着我。为此,我不再等大山里百花盛开的时光,不再等城里酷暑难耐而大山里凉爽怡人的节气,心有意念,便立即前往。
去的当天,天气真是给足了面子。天蓝,云白,日暖,风和。我自房山客运站乘坐23路小公共10时30分出发,兴致勃勃朝着燕山深处的水峪村一路而去。11时50分,我便已深情融入水峪村依山而建、古韵浓郁的明清建筑群之中。
在水峪村村口,一位50多岁的王氏村民向我介绍了村子的基本布局。
他说:“水峪村,因地理条件,被分为东西两处。东区保护较为完好,古民居、古碾、娘娘庙、长岭坨、纱帽山等核心景观均在此区。西区可参观的景点不多。村里的老人们讲,清末民初,甚至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西区古民居还是非常完好的,但由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一把强盗火,像模像样的明清四合院已经不多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西望,一座曾经用于镇水的瓮桥还在,桥西北斜上方的一组四合院,经过强盗火与岁月的风剥雨蚀,依然顽强伫立在山坡之上。
望着西区的景象,听着村民的介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痛恨日寇的可恶,同时也思考着积贫积弱,必被人欺的道理。
告别那位村民,走在东区青石砌成的S形古道之上,我的脚步是坚定的。因为如今,我们的人民已经走上小康之路,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面对眼前鳞次栉比的古民居,心中拥有的是自豪,是向着纱帽山登高望远的期望。
沿着水峪村东区的石板路,过瓮桥,爬坡道,一步一个高度向上行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又一座古民居、一盘又一盘古石碾。古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虽经数百年风风雨雨,有的已经是风烛残年,但依然临风而立。一盘又一盘古石碾大多位于屋前或街道的角落之处,虽是一副副静默冰冷的外表,但却记录着旧时热闹喜庆的生活场景。让我惊讶的是,无论古民居还是古石碾,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特色之奇,都是我前未所见。我暗自思忖:难怪深藏大山之中的水峪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成为被保护所在。
先说说水峪村的古民居吧。600余间、100多套古民居林立山中,一进二进三进四进的、东跨院西跨院的应有尽有。一座又一座,或独立成院,或集中成片,就像一座明清四合院的民间博物馆藏在深山。
在众多的古民居中,杨家大院,应该是最值得记录的一座院落了。
这座院落,又名“学坊院”,是乾隆年间,村民杨玉堂及其父亲经营煤矿成为巨富后投资所建。其建造过程,计雇佣工匠30余人,耗时3年多才告竣工。大院因其形似古箫,箫发商音,因此又称“箫商院”。
杨家大院按阴阳五行设计,门楼巍峨高耸,主体古朴雄浑。门楼两旁鼓状门墩儿一对儿,上有仁兽麒麟,象征主人地位显赫。门楼内壁两侧和山墙前脸儿,梅兰竹菊、五福临门花卉砖雕石刻清韵雅致,彰显着院主人崇文尚德的家风。进大院细观,房屋36间,传统北派对称风格,虽历经岁月沧桑,主体面貌已斑驳破旧,但依稀可见曾经的辉煌。
而今的院中,有5人居住,两对老两口,另有其中一对老人的大儿媳。他们深居院中,生活虽已失去先祖旧时的富贵,但他们谈起家族的历史和过往,是自豪;谈起现在的日子和心情,是知足。
那天,我走进大院时已近13时,两位正在吃午饭的老人听到我在院中走,便热情喊我到屋里坐一会儿。
屋里只有老两口,老爷子为杨氏后代,今年已经89岁了,老太太也有87岁高龄。进屋时,他们正吃着面条,见我进来,老爷子马上撂下饭碗请我落座。
两位老人分别坐在圆桌两侧的座位上,靠墙是我小时候在自己家里就非常熟悉的墙柜和有着雕工的柜橱。墙柜上面,摆着几瓶北京二锅头酒和其他生活用品。屋里南侧是炕,炕上的被褥叠放得有些凌乱,但屋子墙面上的相框,让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因为那相框里摆放着的老照片,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我家墙面那个相框的画面和画面上父母亲以及哥哥姐姐开心的笑容。
从面相看,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是善良的,身体应该说还算健康。尤其老爷子,腿脚虽不是很好,但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掷地有声。他向我谈起杨家大院的历史,谈起小时候没有公路怎样爬山涉水去京城,谈起怎样恨日本鬼子进水峪村的那把强盗火,更谈起八路军平西游击队31大队住在杨家大院,出山打日寇、除汉奸的故事……谈笑间,我更感到他身为杨家后代的那种自豪与荣耀。
那天,我站在水峪村高高的长岭坨上,望着群岭怀抱、阳光明媚中的水峪村,心想,水峪有“三绝”,而杨家大院八路军将士曾经抗击日寇的那抹红色,不正是“三绝”之外更光彩的一绝吗?
再说说水峪村的古石碾。石碾,可以说我非常熟悉,小时候我们村就有三四盘,其中一盘属于我们家,而且我们家的那盘碾,还有一间偌大的碾棚。我清楚地记得,每逢接近年关,我们家的那盘石碾特别忙。因为要过年,碾谷物,碾大小麦或是玉米薯干的人家特别多,很多时候需要排队等候。但是那时的人们,没有一个傻等的,家家都是你帮我、我帮你,因此我家的碾棚里,总是非常热闹喜庆。至今想起那时的我与其他半大小子们疯喊狂跑推碾的情景,立即就会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但有一点,我们村子的石碾真的不多,应该说少得可怜。可走在水峪村,犄角旮旯里的石碾石磨随处见,多得让我咋舌,多得令我瞠目。我惊叹,难道水峪村,是古石碾的王国吗?
准确地说,水峪村的古石碾,应称之为“石碾收藏的世界之最”,这不是我的命名,而是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的认证。据资料显示,水峪村计有古石碾128盘,大多凿磨于清道光、光绪年间。那天,我盘桓于村中山道足足两个多小时,亲眼见到的也有60余盘左右。其中印象最深的当数古石碾中的龙头老大“乾隆碾”了。
“乾隆碾”,是水峪村最古老的一盘碾,至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村民说,这盘古石碾依然可用。面对水峪村与乾隆爷同代的古石碾龙头老大,我言绝也!
古民居、古石碾无论从年代或是规模数量上看,当之无愧称得上水峪村的两绝,而古中幡,则是深藏大山的第三绝了。
水峪村的中幡,兴于明洪武永乐年间,盛于清咸丰年间。水峪村的中幡表演,位居北京民间现存的十三档花会之首。据村民介绍,水峪村的中幡最重的达30多斤、高约10米左右,表演时含头、肩、肘、手、胯、膝、脚7套技巧近百种套路,是集惊险壮观于一身的表演项目。我曾于北京的春节庙会上多次观赏过中幡表演,那中幡在表演者头肩臂掌等部位辗转腾挪的高难动作,以及中幡舞动时发出的哗啦啦声响,曾让我击掌叫好。
遗憾的是此次来水峪村不年不节,自然没能见到水峪百姓名扬山外的中幡表演。但村民对我说,他们的中幡表演已经成功入选北京市“非遗”名录,他们村2000年组建的女子中幡队,还英姿飒爽地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国庆演出。听后,我对眼前的水峪村更是刮目相看。
古民居、古石碾、古中幡,深藏大山,它们就像水峪村的“三张名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名播山外。
其实,水峪村何止“三张名片”,杨家大院这一枚我敢说最最闪耀。还有供奉明万历皇帝母亲李娘娘的娘娘庙,还有庙前从潭柘寺请来与雄银杏隔山授粉的雌银杏,还有位于太极八卦中乾位的长岭坨……它们都是水峪村的一枚枚名片,每一枚,都令人瞩目。
这其中有一枚我是印象很深的,那便是距娘娘庙东侧不远处的一棵古槐了。据说这里原有四棵,三棵已被砍伐,剩下的这棵“独苗”,被火烧过,被雷劈过,被斧子砍过,也被锯齿锯过。传说锯时树干曾有暗红色汁液流出,吓得谁也不敢再刀锯斧砍了。从此,水峪百姓将其奉为“风水树”。而今的古槐树,仅仅活着一块树皮,但依然顽强挺立,与纱帽山遥相守望。且每年逢春,那块树皮,都会生出嫩芽,然后绽放花蕾,散发花香。
仰望着古槐树,我甚至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我心想,这不正是如今水峪村的写照吗?满目沧桑,却向往着百废待兴,如此一绝,让人心中充满希望。
在水峪村,我还感到一种文化的觉醒,虽然曾经的石板画,已近绝迹,虽然曾经大院临水的溪边已不见读书人的身影,但我仿佛依然看到了水峪村对文化的尊重。因为那天我看到了一家出售红小豆的农舍前,两块青石板上竟然分别用粉笔字书写着两首诗,一首是《红豆》,一首是《买豆歌》。虽然《红豆》与院中农家买的红小豆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从中看到了水峪人对文化的崇敬。我也默默念着那首《红豆歌》:“新春好,一冬少雪春来了。春来了,杏花如雪,游人如潮。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图南山种豆角。种豆角,披星戴月理荒草。”念着念着,我仿佛进入诗词的意境中去。
在水峪村大大小小的门楼门板上,我还见到了多处粉笔字诗抄,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无不抒发着水峪村人崇尚文化的美好情感。
告别水峪村,实在有些不舍。我以为,这个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至此已数百年的古村落,一定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或传说,深藏大山等待挖掘,一定还有很多美丽光鲜的梦想与愿景,深藏百姓心中等待实现。这些很多很多,也一定是一枚枚孕育的种子,虽然水峪无水,但总会有那么一天遇到雨水丰沛的季节,将会浇灌出山美水也美的如画景象。
(编辑·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