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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出生于1 9 3 1年，河北平山人，于1 9 5 9年3月至1 9 6 4年8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后曾任河北邯郸市委副书记、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等。

在高勇家中随处可见胡耀邦的痕迹：相框里放着他与胡耀邦的合照，书架上摆放着与胡耀邦有关的书，胡耀邦为他题的字被做成横匾、条幅挂在客厅和书房。他小心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书法册页给《环球人物》记者看，上面写着“孜孜不倦”，字迹清晰如初。“这是耀邦1986年10月11日单独给我写的，是他在职时给身边的人写的唯一一份。”高勇有些自得，“当时我们许多工作人员都希望他能为自己题字，耀邦一直说工作太忙，等退下来就给我们写。我就特意做了这个大册页，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等他给别人题字时，就能顺便给我写了。”

高勇担任胡耀邦机要秘书近6年。对于年过八旬的高勇来说，6年时间不长，却也不短，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不久前，他出版了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记录下他在胡耀邦身边的岁月。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再次说起那些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耀邦会来团中央任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对他很好奇。我们东打听，西打听，听到的情况慢慢多了起来。”他参加过长征，打过很多仗，来团中央前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高勇逐渐在心目中拼凑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英雄形象。

当高勇真正见到胡耀邦时，觉得有点意外。“那时因为没有礼堂，大家就站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一个留着小平头、个子较矮、瘦小清秀的人站到院中喷水池的台子上介绍自己是胡耀邦，到团中央来上班了，表态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你们谁发现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随时提出来，也可以向中央告状’。”初次见面胡耀邦就给高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他讲话实在，平易近人又朝气勃勃”，但他并未想到几年后会去给胡耀邦做秘书。

高勇把去给胡耀邦做秘书称为“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那时候对给领导做秘书的人，审查很严格，除了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等基本条件外，更要看政治上是不是绝对可靠。”任命来得突然，让高勇也有些忐忑：“那时我和耀邦也没直接接触过，到那里如何工作，心中也没底。不过组织认为我能胜任，事情就这样定了。”

因为胡耀邦喜欢在家办公，所以高勇也住进了他的家。“耀邦家是个三进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很多地方的漆都脱落了。耀邦住在中院的北房。北房的正厅是他的办公室兼客厅，西跨房是书房。东跨房则被分为卧室和卫生间，卧室很小，放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一大半。”

胡耀邦原本只有一个秘书刘崇文，有些工作顾不过来。报到时，胡耀邦就对高勇说：“刘秘书大约是机要工作占70%，团的业务工作占30%。今后你要把他原来70%的机要工作扩大为100%，刘崇文要把原来30%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100%，这样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由于机要文件和3部电话都在东厢房，刘崇文把东厢房让给了高勇，自己搬到西厢房办公。

刘崇文耐心地为高勇讲解了各种机密文件的管理办法，还把自己总结的胡耀邦看文件的特点告诉了他，但高勇实际操作时并不容易。“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机要秘书不是简单地把文件管好就行，还要在处理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有些文件我要帮他画出重点。开始我画不好，常常边看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红杠；可等看到后面，有的话更重要，就画波浪线；再后来只好画双杠，结果文件上都是红杠，我自己都分不清重点了。因为那时我刚去，耀邦不好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说到这里，高勇一笑，“刘秘书告诉我了，我挺不好意思的，我知道自己确实没画好。”

尽管上手不易，但经过摸索和体会，高勇逐步学会了如何处理文件，不再以此为难，反倒是3部电话始终让他犯愁。“耀邦不在办公室里放电话，觉得会干扰工作，所以3部电话都在我的办公室。团中央、部队甚至中南海有些事要联系他，如果不派人往家里跑，都只能打这3部电话，所以我一步也不敢离开。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就天真地想，什么时候电话能够做得小一点，让我背在包里带着走就好了。”

高勇还兼管着财务和收支，但事情并不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胡耀邦家每月的收支都很简单，收入主要是夫妇俩的工资和他不多的稿费，支出则是全家伙食费120元和老人与孩子们固定的零花钱。“耀邦和夫人李昭不看重钱，也从不过问账目。家里没多少钱，每月很少有结余。如有结余，我们就替耀邦存起来，但多少年了，存折上的存款也只有400余元。”

“他有意逼着我学习”

给胡耀邦做秘书的五六年间，尽管工作繁多，有件事却不用高勇来做。“耀邦的讲稿基本自己来写，因此他讲话从没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笑话，就是别人抄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我偶尔会参与讨论，提点想法、意见。”

虽说不用写稿子，胡耀邦仍要求高勇多读书、多思考。“他希望我们的知识面宽一些。有次他来我办公室，看到我刚剪下来的剪报，是讲不同级别风力的特征。当时他儿子胡德平也在，就说：‘这有什么用。’耀邦却很赞赏：‘这是知识嘛！’他对青年人也是这个态度，常说‘青年人就像大口袋，任务就是装知识，装得越多越好’。”

除了要求多读书，胡耀邦还时不时会给高勇出考题。有一次，胡耀邦让高勇把古文《傅毅传》在两个星期内注释出来。高勇不懂就查工具书，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他共写了84条注释，注文2900字。“我交‘作业’后，耀邦逐条批阅，和我一起讨论，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起初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要我做这个，后来耀邦也解释了。他认为做这种注解工作，既可以学习知识，又能提高文化，他是有意逼着我学习。”高勇感慨道。

再提起这件事，高勇依旧有些忿忿：“其实，当时耀邦只是要我去讲讲个人的认识体会，并没有指示我具体讲什么，怎么讲。因此，我那个发言不能说是代表他。”高勇惹出了这个“不大不小的祸”，胡耀邦并没有太多批评他，只是说：“你这个年轻人啊，还是简单了一点，应该多作一点冷静的分析。”随后，他就到轮训班上去讲了一次话。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特别注意心平气和，题目用词都很平和。“耀邦这次讲话，把我前边闯的那场祸才算基本消除。”

“我的出身是你给的”

1964年8月，高勇离开胡耀邦身边，胡耀邦随后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文革”开始后，两个人都被关进“牛棚”，再次“朝夕相处”。因为看守怕高勇和胡耀邦“串供”，并不让他俩住一间，也不许他们说话，但胡耀邦在院子里扫地时，高勇还是能看见他。

胡耀邦被关“牛棚”两年零两个月，每天遭造反派的批斗、谩骂，还得不断地写揭发、检查和“思想汇报”。尽管境遇恶劣，他仍平静坦然。“耀邦对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早晨起来上完厕所，他会用头天留在热水瓶的开水洗痔疮，然后再同大家一起扫院子。扫完院子，他回来洗脸刷牙后，就坐下来读书。不管干什么，他都从容不迫。‘君子失时不失相’，除了不敢多说话，不敢笑以外，他与平时没什么不同。他的镇定也感染了我和其他人，是对大家精神上的无声鼓励和支持。”

1975年，胡耀邦重新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但很快再次遭到批判，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高勇也被牵连。说起这事，高勇颇为感触：“这事挺荒唐的，我在教育部怎么掺和耀邦在科学院的事，但别人还是怀疑我。‘文革’后，我对他说：‘我在你这儿工作了几年，我的出身就是你给的。你挨批了，我的出身也不好了。’”

“文革”后，高勇再未回到胡耀邦身边工作，但两人的联系并没有断。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和其他一些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人，去拜访胡耀邦。“我们一般是晚上他看《新闻联播》时去。他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边看边聊天。看完《新闻联播》后，有事就继续聊，没事就让我们走了。其实，他是通过我们了解外面的情况。”1983年，高勇被派往河北邯郸市委工作。临行前，他去向胡耀邦告别。胡耀邦嘱咐他要“钻一点经济，刹一刹歪风”。后来，他再回北京去看胡耀邦，胡耀邦都会让他谈谈邯郸的社会风气、经济情况。

虽然会偶尔见见老部下，但胡耀邦从不对他们特殊关照。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有位外地来上访的妇女花了3块钱买到了他的地址。她去上访时正好遇上了来看望胡耀邦的高勇。高勇接待了这位妇女，留下她的材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还说：‘您这地址也值钱啊！’耀邦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看望的，有要求解决问题的。’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严肃地对我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他从来不为亲友、部下、熟人写条子递话。”

面对如今许多高官和秘书一起落马的现象，这位老资格秘书直言“看不懂”。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叹：“我们那时候秘书就是秘书，没什么权力，就只是上传下达，就算处理群众来信都得请示首长，现在秘书的权力大了。”说着他的声音变得有点严肃，“现在确实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反腐光指望个人觉悟不行，还是要靠制度。”

现在每到胡耀邦的诞辰、忌日及其夫人的生日，高勇和几个老朋友都会去胡家，陪陪老太太，大家聚一聚。“前两年聚会，他的老部下黄天祥和夫人是坐出租来的。司机一听地址知道是耀邦家，就问去干什么。黄天祥说：‘我们在耀邦身边工作过，去庆祝他的诞辰。’结果到了地方，司机说什么都不要钱，只要求和他们合照。司机说：‘我没机会和他家人照相，但能和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照相，也挺骄傲的。’在耀邦身边工作过，我们也挺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