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百姓生活.上半月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同年12月4日，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这个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据中科院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基本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院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几十年，李佩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郭永怀、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娘家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有后辈说，李佩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 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李佩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英语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李佩就自己编写，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要求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都全部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钱和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她退而不休，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近80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曾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马石庄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在马石庄眼里，李佩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当年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李佩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3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多年的交往中，马石庄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和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为私人事开过口啊。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一个老朋友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81岁那年创办中关村大讲坛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李佩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李佩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也只有李佩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李佩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

李佩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现在，99岁高龄的李佩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李佩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在丈夫郭永怀的展板前留影。（熊卫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