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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看看汉景帝从文帝手里接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汉朝集团”。

“诸侯独霸，节制困难”。这是个“分公司“治理问题，是后来七国之乱的直接原因。用现代公司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汉朝集团”的分公司权力过大，形成了难以控制的局面，一旦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发生“祸乱”。

“朝廷内暗流涌动，权力纷争”。这是个内部核心管理问题，也是后来梁王（汉景帝的亲弟弟）企图谋反以及周亚夫（一代名将）军功盖世的直接原因。显然，“汉朝集团”的公司核心管理层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纷争和膨胀，形成直接威胁公司根基和发展的局面，一旦内外要素出现变故，公司就危险了。

“尊儒还是尊道，制度异化”。这是个制度问题。在汉朝初期，“集团”的核心文化是道家老子的无为之学，讲究的是“愚民”和“不尊贤”，让与民休息来调和初期的阶级矛盾。这个文化衍生成了“集团”的基本制度，在“汉朝集团”的核心权力圈里，汉景帝的母亲（皇太后）是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并控制着基本的局面。但实际上，到了景帝时代，这种制度已经不适应“集团”的发展，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尊儒，也就是“以人为本”和讲究“变革”，才可能真正强国。拿到现在来看，那就是核心制度出现了纷争和异化，如果适应发展潮流的制度得不到发扬，就会直接导致“集团”的衰落。

“匈奴侵扰，外患严重”。这是个竞争力问题。在“汉朝集团”，从刘邦开始，似乎就一直对匈奴没什么办法。匈奴的铁骑和严格管理造就了不俗的竞争力，以至到汉景帝的时候，这种局面已经相当恶劣。送了几个“公主”，匈奴一样拿下雁门关，可怜了边关的那些平民，生死完全不能自我。这实际上已经是“外患”的极端了。“汉朝集团”如果还不积极塑造竞争力，并用强硬的手段来应对，恐怕覆灭也不远了。

“宫闱浮沉，太子难选”。这是个接班人问题。在汉武帝刘彻成为太子之前，按照礼制，已经立下刘荣为太子。但在太子没有成为皇帝之前，宫廷内外的纷争空前激烈。汉景帝欣赏的接班人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但代表守旧势力的皇老太太坚决认为“不太聪明”的刘荣是好人选。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用现代企业管理来看，这个接班人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决定“汉朝集团”今后的发展走向，是走向毁灭或者平庸，还是走向辉煌，就在这个接班人的选择了。

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景帝手中的“汉朝集团”，一点不为过。

我们再来看看，汉景帝是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的。

“坚决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起用晁错，坚决削除那些诸侯的封地，导致了“七国之乱”，又起用周亚夫，坚决平定了叛乱，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个过程，景帝把“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地方”运用到了极致。虽然，后来他杀了晁错，废了周亚夫，但“适时用人”显然很关键。景帝为“汉朝集团”完成了分公司权力的统一，从而完成了集团发展的基本环境建设，内忧解决了一大核心问题。

“权力致衡，巧妙分化”。汉景帝在初期巧妙利用梁王和周亚夫两股势力的对立，在朝廷内部形成了基本平衡的局面。在出现变故的关口，他适时使用了分化手法，分解了梁王势力，并清除了周亚夫，为未来汉武帝顺利治国奠定了基础。景帝在“汉朝集团”的发展关键阶段，适时运用权力制衡和分化，清除了核心管理层中的不稳定因素，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和御人术，相当高明。

“确定儒家为制度根本，实行变革”。汉景帝初步确定了以儒家为根本的制度，并支持进行变革。这为后来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埋了伏笔。这个过程实际相当艰难，家族势力和朝廷改革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景帝的魄力和规划能力，表现得相当清晰。毫无疑问，“汉朝集团”新公司的制度的确立，为武帝时期的高度繁荣，确定了最重要的根基。

“蓄势待发，立下消灭匈奴的长远规划”。景帝时期对匈奴还是“和亲”政策为主，而“以退为进”和“抓紧准备”为汉武帝国彻底粉碎匈奴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汉朝集团”在竞争力方面已经开始谋求新突破，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后任准备充分时间。景帝这个董事长显然审时度势，是个谋略家。

“废太子，立刘彻”。这是个战略的举措。虽然在历史故事中似乎有不少偶然因素促成了这个事件，但我认为，景帝一直在为立刘彻做准备。最终战胜了守旧势力的束缚，实现了接班人的正确选择。汉武帝后来的千秋伟业证明了这个战略转变的伟大。“汉朝帝国”实现了战略交接，并跨入一个变革和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是景帝作为一代董事长最大的功绩。

遗憾的是，景帝48岁就死了，要不然即使他不担任董事长去做做顾问什么的也会为后来的武帝减少不少麻烦。但历史没有假如，而且，“汉朝集团”的迅速发展也验证了，他的英年早逝，换来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