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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地 第十九章

        和房国春估计得差不多,自从他被抓进县里的看守所,消息传到房户营村,村里的舆论便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几乎都认为房国春在外边犯下了罪。至于房国春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是杀人、放火、抢劫,还是奸污了妇女,他们并不知情。他们并不急于知道房国春犯罪的具体情节,只知道房国春肯定是犯下国家的律条了,不然的话,公家的人不会把他投进大牢。好比麦收之前,突然刮起了暴风,把麦子都刮倒了。人们看到了麦子倒下的事实,知道麦子是被风刮倒的。至于风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刮倒麦子?麦子有什么不是?他们无意深究,也没有能力深究。

        是的,他们不知道看守所和监狱的区别,把所有关押人的地方都说成是大牢。在他们看来,大牢是很厉害的,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一个人只要被投进大牢,这个人就完蛋了,就彻底走向了反面。房户营村更久远的历史他们不了解,他们只知道,从1950年当地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在房国春之前,村里已经有两个人被投入过大牢。第一个是地主房世雄。房世雄当年是何等了得,他一跺脚,全村的土地都乱颤颤。但革命一来,就把他捆绑起来投进了大牢,不久就死在大牢里了。第二个被投进大牢的人也是地主,是个文地主。文地主的特点是不爱干活儿,爱说评词。在秋后的月亮地里,他立起一条板凳,把一只小铙钹拴在板凳腿上,叮叮一敲,评词就说起来了。他的评词或说得慷慨激昂,或说得幽幽咽咽,让村里的人很是痴迷。但是,撺掇文地主说评词的是村里人,告发他是二流子、反革命的也是村里人,结果他也被投进了大牢。文地主在大牢里待了一段时间,被送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去了。送到新疆后,他的家人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属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一种。村里人估计,文地主早就死掉了。到了房国春,他是该村被投入大牢的第三人。有前两个例子在那里摆着,村里人猜测,房国春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算不死,也得秃噜一层皮。房光民曾在大喇叭上宣布开除房国春的村籍,那时村民们还不太认同,因为当时房国春还在活动,还很活跃。听说房国春被抓了起来,关进牢里,他们想,房国春在房户营村恐怕真的要一笔勾销了。

        房国春被关押,对其妻子皇甫金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宋建英说房国春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把她骂成是犯罪分子的老婆,说她还活着干什么,活着净是丢人现眼!村里别的一些妇女也在躲避她,好像她成了一个瘟神,一跟她说话就会得上瘟疫。皇甫金兰并不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什么犯罪分子,她还保持着对丈夫的信任。她相信丈夫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是一个耿直的人。而丈夫的毛病也是因为太耿直,操心太多,太爱管闲事。丈夫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太耿直上。回想起来,丈夫这一辈子对她并不好。丈夫用着她了,就在床上用一下。用完了,丈夫好像吃了亏似的,就不愿意再理她,连话都不愿意和她多说一句。丈夫对孩子也不好,从不和孩子亲近。她清楚地记得,大儿子刚学会爬时,她把大儿子放在地上,让大儿子爬着去找爹。大儿子爬到丈夫脚前,刚要抱住丈夫的脚,丈夫就把脚挪开了。大儿子又爬丈夫脚前,丈夫再次把脚挪开了。丈夫大学毕业,她一个字都不识,她知道自己配不上丈夫,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嫁给丈夫后,她在丈夫面前一直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回到娘家,她多次在娘跟前哭泣过。娘没有同情她,每次都数落她。娘说:你嫁了一个念过大学的人,够你荣耀一辈子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人家要是提出跟你离婚,咱不能赖着人家。只要人家不跟你离婚,你就得好好伺候人家。娘还对她提了要求,发了狠话,娘说: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受到多大的委屈,你都不能自寻短见。娘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就是最大的不孝,连老天爷都不容你!她记住了娘的话,娘活着时,她不敢死,好像也没权力死。现在娘已死去多年,她不会再担不孝之名,总可以死了吧。

        她的丈夫没被关起来时,她也不能死,好像也没有死的权力。丈夫回来,她还要给丈夫端茶倒水,洗衣做饭,铺床叠被,尽一个人妻应尽的义务。现在丈夫被关押起来了,再也不能想回家就回家了。她深知丈夫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是一个不能受气的人,丈夫在牢里受那么大的气,生气也会把丈夫活活气死。特别是听女儿和孙女儿对她哭诉了丈夫在牢里的悲惨情况,她更是悲观失望,觉得丈夫活着回家的可能性不大了。既然丈夫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她还活着干什么呢!还有,她的儿女该娶的娶了,该嫁的嫁了,连第三代人都有了好几个,她这一辈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

        皇甫金兰死得镇定,从容。她用缺了一根手指的手,把该拆洗的衣服拆洗了一遍。她给四弟蒸了两锅子馍,擀了一锅盖面条。她在仔细回想还欠人家什么东西,死之前必须把东西还给人家。她想了又想,一分钱的东西都不欠人家的。但她陡然想起,房光东的娘曾送给她一件白府绸布衫,她一直没舍得穿,不如还给人家。她马上把布衫给房光东的娘送去了。房光东的娘说:三婶子,这是我送给你的,又不是借给你的,你又拿来干什么!

        三婶子说:他大嫂,你的心意我领了。你送给我的布衫,我一直没舍得穿。我老了,这么好的布衫恐怕也穿不着了,我看还是还给你吧。

        三婶子,你想开些,不要听别人瞎说。依我说,三叔是一个好人。

        他大嫂,你真的认为你三叔是一个好人吗?

        我不光自己这样说,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说的。像三叔这样的好人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好人太少了,当好人就吃亏些。

        皇甫金兰的眼窝子湿了,她低下头,用衣袖搌眼泪。房光东的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一个儿子在省里工作,都是起来的人。房光东的娘说话是有分量的。皇甫金兰说:他大嫂,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头天下了些雨,院子里的地还湿着,还有些泥巴。皇甫金兰想到,她死后,她的孩子会跪在院子里的地上哭,给孩子沾一身泥巴就不好了。她拿起铁锨,从灶屋里铲出一些草木灰,撒在有泥巴的地方,并一下一下把地面拍平。

        皇甫金兰所选择的死法是传统的方法,上吊。她没把上吊的绳子拴在院子里的树上,她怕小孩子先看见她的死相,会吓着孩子。她也没把上吊的绳子拴在堂屋的房梁上,堂屋当门靠后墙的条几上是放祖宗灵位的地方,她不能让自己的死气冲击到祖宗的灵位。她所选择的上吊的地方是灶屋,她老在灶屋里干活儿,死也死在灶屋里吧。即使是死在灶屋,她也没吊死在门口。吊死在门口是方便的,把绳子往门口上方的门梁头上一搭,脖子往绳套子里一伸,就完了。可是,她觉得吊死在门口还是太显眼了,也显得张扬些。锅灶前的墙上楔有一些木头橛子,那些木头橛子是挂灶具和干菜用的。她挑了一个比较粗的木头橛子,把上吊的绳子拴在了上面。木头橛子离地面不够高,而她的个子比较高,她把头伸进绳套子里,双脚不能悬空。这不要紧,她面朝墙壁,双膝往下一跪,重心往下一坠,绳套子就把她的脖子套紧了。临死的前一刻,她想到的是她的娘,还有她的孙女小瑞。她对娘说:娘,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不要骂我。她对孙女说的是:奶奶的好瑞瑞,奶奶死了,你不要哭得太厉害。

        在皇甫金兰上吊死去的当日,房户营村响起了高亢嘹亮的唢呐声。唢呐声不是响在房国春家的院子里,不是为皇甫金兰举哀。唢呐声来自房守现家的院子,是在为房守现高明的医术庆贺。

        一个妇女接连生了三个女孩儿,很想要一个男孩儿。她听说房守现会换胎,可以把女胎换成男胎,就请房守现为她换胎。赶巧了,这个妇女在第四胎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儿。妇女把功劳归功于房守现,几乎把房守现奉为换胎的神仙,对房守现非常感激。孩子满月后,妇女的家人备了丰厚的礼品,准备到房守现家送礼,以表感激之情。

        房守现听到了妇女家要送礼的消息,派人来到那个妇女家,要那家人不必给房先生送什么礼了,给房先生送礼的人太多,房先生家的红糖、白糖、鸡蛋、火腿肠、方便面等,都是大堆小堆,吃都吃不完。妇女家实在想表达感谢之意,请一支响器班子,到房先生家吹打一番就行了。

        此时,房守现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他除了在电视里看戏,看电视剧,还看到不少广告。房守现看广告时受到启发,觉得他给妇女们看病的事可以广告一下。要是一广告,找他看病的妇女会更多。看病的等于送钱的,送钱的人一多,他的收入就会大幅度增加。他知道,把他给妇女看病的广告做到电视上,目前来说可能性不大。而通过人嘴帮他广告一下,还是可行的。于是,具有经济头脑的房守现就策划了这场让生了儿子的妇女家给他送响器的好戏。

        妇女家是大方的,家里的经济条件大概也允许,他们抬了礼品盒子,不但礼品照送,还一下子请了两支响器班子。他们对房守现想做广告的意图理解贯彻得也很好,送礼的队伍还没到房户营村,两支响器班子的吹鼓手便开始吹打起来。及至吹打到房守现家的大门外,送礼队伍后面已被召唤来了不少大人孩子,还有爱凑热闹的大狗小狗。

        房守现早有准备,在大门外面的官路边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以示欢迎。这天来房守现家帮忙的人不少,房守彬、房守云们都来了。他们在房光金的坐镇指挥下,在大门外的南北两侧各摆了一张方桌,安排两支响器班子的吹鼓手们分坐在两张桌子边。吹鼓手们以对垒之势,很快形成了对着干的比赛局面。你吹一曲《百鸟朝凤》,我吹一曲《抬花轿》;你吹的是《摘牡丹》,我还你一曲《打枣儿》;你换了曲调,吹了一曲豫剧《穆桂英挂帅》,我马上也吹了一曲豫剧《对花枪》。唢呐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房守现本人并不来回走动。既然被人说成医术高明,有妙手换胎之术,他往堂屋当门的椅子上一坐,做出一副老先生的范儿,只等来人对他行感谢之礼。

        在往常,若村里谁家死了人,大家也会去看一看的,一个人,一辈子,毕竟只死一次。但人们生性喜欢笑,不喜欢哭;喜欢人多,不喜欢人少;喜欢娱乐,不喜欢痛苦,今天到房国春家为皇甫金兰送葬就免了。两相比较,房守现家有响器班子,房国春家没有;去房守现家看热闹的人很多,称得上笑声喧哗,房国春家院子里有些冷清,只有皇甫金兰的几个孩子在哀哀地哭;到房守现家可以讨喜,能吸到香烟,吃到喜糖,到房国春家可能什么都讨不到。房国春还在大牢里关着,没准沾一身霉气,还是离他家远一些为好。

        但是,村里去给皇甫金兰送葬的人还是有的,比如房光东的娘,还有外号叫织女的张春霞,就去了。她们把皇甫金兰叫成“苦命的三婶子”,都在三婶子的棺木前哭了一阵子。

        房守现家的热闹掀起了新的高潮。原来其中一支响器班子里埋伏着一个女歌手,女歌手正为吹唢呐的敲着梆子,却突然放下梆子,拿起麦克风唱起歌来,一曲风吹着杨柳刷啦啦啦啦啦,把众人“刷啦”一下子都吸引过来。女歌手唱了两支流行歌曲后,有在镇上看过脱衣舞的人喊:脱!脱!

        脱什么?当然是脱衣服!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这在房户营村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人们的兴奋之情无与伦比,有人大声附和,也喊着脱,脱!

        大概女歌手也需要做广告,也需要招徕更多的观众,她说脱就脱,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把外衣脱下来了,把羊毛衫脱下来了,在人们的阵阵鼓噪之下,竟把里边的衬衣也脱下来了,露出雪白的背,雪白的脖颈,雪白的胳膊,只保留了奶罩没有脱下来。女歌手没有脸红,却振振有词开了。

        宋建英到房守现家看热闹去了,房守本没有去。房守本得了重病,到了晚期,已经卧床不起。就算房守本的身体好好的,他也不会到房守现家里去,不会为房守现捧场。他了解房守现的底细,房守现所谓会治不孕症,所谓能换胎,都是骗人的把戏,是缺德行为。在房守本当支书时,房守现只敢偷偷摸摸骗钱。现在房守现的儿子当了支书,房守现有恃无恐,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骗子能够大行其道,只能说明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好。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后,房守本颇有些不甘心,房国春还没死呢,他怎么就要死在房国春前头呢!让他略感欣慰的是,房国春被县里抓起来了,关起来了。这很好,说明房国春的捣乱是错的。这就叫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对于妻子的上吊自尽,房国春一点儿消息都没得到。倘若他知道跟了他几十年的结发妻子上吊死了,他也许会反省一下自己,生出一些愧疚之情。是他连累了一向本分老实的妻子,妻子不但受人骂,挨人打,被人掰断了手指,以致到了不自杀不能解脱的地步。不过,房国春也许对妻子有所埋怨,埋怨妻子不够坚强,对他支持不力,没有配合他和坏人坏事斗争到底。

        既然房国春的嗓子坏掉了,既然他失去了喊叫的能力,看守所方面对他的压制就稍稍放松一些。胖看守去掉了他的手铐,还把大铁门上方的小铁门打开了。房国春的嘴失去了语言能力,他的背包里放的还有纸,有笔。他悄悄把纸和笔取出来,借着小铁门透进屋里的光亮,开始了秘密书写。谁抽了他的耳光,谁往他嘴里填了沙子和别的东西,谁跺了他的脚,谁撞了他的头,他都一一记录在案。这些事实都为上访提供了新的内容,有朝一日,只要他活着走出看守所,他马上就会带着这些材料到北京上访。

        房国春家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有一年春节前夕,房国春的大儿子房守良因遭遇车祸死在了打工回家的路上。房守良的死应当说与房国春的巴掌式教育不无关系。前面说过,因房守良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房国春动不动就抽房守良的耳光,以致伤及房守良的耳膜,使房守良的一只耳朵出现了耳聋的症状。耳聋为房守良的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这个隐患也许会隐藏若干年,在没有条件引发的情况下,它一直是一条隐患。但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以突发性的效果,将隐患变成灾难。离大年三十还有两天,房守良从打工的地方坐上长途客车往家里赶。客车路过一个小城市,司机应乘客的要求,把客车停下来,让乘客下车解手。解完了手,房守良看见路边的小摊上卖的有牛仔裤,一问牛仔裤还比较便宜,就打算给女儿小瑞买一条,作为过年的礼物送给小瑞。在他给小摊贩付钱之际,有人喊他上车,他没听见。客车发动了,他还是没听见。直到客车启动往前走,他才看见了,赶紧一边招手一边向客车追去。这时有一辆大卡车从对面开过来,撞在房守良的肚子上,把房守良撞出好远,仰面倒在地上。房守良的第一个反应是保护他的大头鞋,他的一只大头鞋从脚上掉下来了,而打工数月挣的几百块钱都在鞋舌头里藏着。他抓到自己的鞋,看看钱还在,就穿上鞋,匆匆上了大客车。车开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的肚子不大对劲,光想呕吐。他以为自己晕车了,把肚子里往上翻的东西使劲往下压,不让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他怕影响客车上的公共卫生,怕司机和售票员不高兴。他甚至想,宁可把东西吐在自己帽兜儿里,也不能吐在车上。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摘下自己的帽子,脖子一伸就吐了出来。他吐的不是什么污物,而是大口大口的鲜血。他觉得大事不好,喊了一声救命啊,就倒在血泊之中,晕了过去。

        房守良死后,他的妻子晏子变得神神道道,精神有些自闭。晏子听说哪儿有庙会就去赶,见庙就进去烧香,见神就跪下磕头。她只愿跟神说话,不愿再跟人打交道。她再也不到别人家串门,不管看见村里的任何人,她好像不认识人家一样,远远地就把头低下了。她变着法儿地做好吃的,做好了自己不吃,也不给孩子吃,而是摆在堂屋当门的方桌上给神仙当供品。她家的香炉里时常点着香,桌子上摆满了供品。有一天,晏子从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赶庙会回来,房光东的娘看见她了,喊她:他婶子,你到我家去吧,我跟你说说话。房光东的娘想劝劝晏子,别信了神,误了孩子。晏子大概把房光东的娘也当成了神,突然跪下给房光东的娘磕了一个头,站起来就走了。

        房国坤作为一个寡汉条子,多少年来,他过的是依附性的日子。爹娘不在了,他依附的是三哥和三嫂。三嫂做给他穿,做给他戴,做给他吃,做给他喝。他生病了,也是三嫂给他递水煎药。人说老嫂比母,三嫂对他尽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如今三哥被关起来了,三嫂上吊死了,他像是再度失去娘亲的孩子,变得无所依无所附。因为房国坤是大眼睛,眼珠子又有些鼓,村里人通常认为房国坤是一个粗暴的人。其实在有些时候,房国坤的感情很脆弱,显得很爱哭。三嫂死后,他看见天想哭,看见地想哭,看见锅想哭,看见碗也想哭。他跟人说话,未曾开口,眼珠子上先蒙了一层水雾。放学回家的侄孙女儿小瑞喊了他一声四爷,他的眼泪呼地就下来了。

        房国坤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不会做饭吃,不会蒸馍,不会擀面条,甚至连锅都烧不好。人要活命,饭总是要吃的。饿得不行了,他就卖粮食换钱,到镇上的饭馆吃一顿。或直接拿小麦换回一些馍,饿了就啃个馍,喝凉水。房国坤的饮食规律被打破,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没维持多久,在一个下雪天,房国坤连病带饿就死掉了。他死后三天,才被邻居发现。他躺在床上,以被子蒙头,身体已僵硬得像木柴一样。可怕的是,他临死时没有闭眼,他的大眼睛是睁着的。

        至此,房国春家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在门上悬挂着。房国春家院子门口的大门不知被谁摘走了,从他家大门口一过,就可看见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房坡上也长了草。

        曾几何时,房国春家作为房户营村的文化中心、话语中心,甚至是政治中心,是何等的吸引人,房国春是何等的受人推崇。只要房国春一回家,村里去听他说话的人就络绎不绝,他家里就热气腾腾,门庭若市。特别是到了过大年的时节,每年初一一大早,全村的大人孩子几乎都会到房国春家拜年。房国春家烛光闪闪,年画生辉,满堂喜气。叫三哥的拜罢,叫三叔的来了。叫三叔的拜罢,叫三爷的来了。叫三爷的拜罢,叫三老太爷的也来了。房国春是何其风光,何其自豪!然而才几年工夫,房国春家就破败成这个样子。世道沧桑,人间的事情真是难以预料啊!

        有胆大的人,穿过房国春家院子里的荒草,来到堂屋门口,把挂着铁锁的房门推开一点门缝儿,往屋里看了看。那人只看了一会儿,赶紧拉上门退了回来。他看到靠后墙的条几上有两个黑白的人,两个人正大睁着眼睛往门外看。那两个人不是真人,是房国春父母的黑白相片。房国春父母的眼神好像有些疑惑,他们仿佛在问:我们家这是怎么了?人都到哪里去了?三儿子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房国春出路何在?他要长期被关在看守所吗?他难道要在看守所里了此残生吗?他真的要变成一个屈死鬼吗?他有那么多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还是握有权柄的人,可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帮助他,愿意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房国春的二儿子曾给房光东打过电话,希望房光东能帮助解救他的父亲。房光东对他父亲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很快也表示了无能为力。房国春没有想到,在他身陷绝境的时候,得到的竟是孙女儿房小瑞的一臂之力。在他们那里,历来的传统是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儿,说是生了个中用的,生了女孩儿呢,就是生了个没用的。就是房小瑞这个“没用”的,把爷爷房国春从看守所里救了出来。房小瑞以一个中学生的名义,给某报纸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我的爷爷为何惨遭关押毒打》。信里说因爷爷反对村支书挖地烧砖,得罪了村支书的一家人,爷爷从那时起就没有了安宁的日子。信里写到爷爷挨骂,写到奶奶被人打断了手指。爷爷为了坚持真理,维护正义,一步一步走上了上访的道路。问题得不到解决,爷爷上访的次数就多一些。爷爷为上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爷爷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了,爷爷被开除了公职,停发了离休工资,还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起来,关进了看守所。房小瑞在信里描述了她在看守所里所目睹的爷爷的惨状。她说她万万没有想到爷爷会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她简直不敢相信那个趴在地上的人就是她的爷爷。爷爷瘦得皮包骨头,比一只最瘦的羊都瘦。爷爷的头发、胡子全白了,头发和胡子都很长。爷爷的门牙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以往的光彩。她大声喊爷爷、爷爷,爷爷的嘴张了又张,却不能答应。爷爷太可怜了。她不知道爷爷犯了什么罪,使爷爷受到那样非人的折磨。就算是爷爷真的犯了罪,看守所也应该讲点儿人道,不能把爷爷往死里整。房小瑞在信里提到她奶奶,说她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奶奶听说爷爷被关押,绝望之下,上吊自杀了。房小瑞还说到她自己的家,说她爹外出打工遇车祸死了,娘受到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她自己也面临失学的危险。房小瑞在信的最后发出了呼吁,请叔叔阿姨们救救她的爷爷吧!报纸在读者来信栏里摘发的房小瑞的信,被一位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看到了,领导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当地立即对房小瑞同学所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作出正确处理,并把处理情况上报。他让当地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直接到县里调查处理去了。调查处理很快有了结果:一、县公安局立即释放房国春同志,并为房国春同志开具无罪证明。二、立即恢复房国春同志的离休教师待遇,并补发所扣发的房国春同志的全部工资。三、一次性给予房国春同志生活补贴费四万元整。四、房国春同志可自主选择医院进行身体治疗,所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由县里负担。

        县里把处理结果通知了房国春的家属,是房国春的二儿子和大女儿拉着一辆平板架子车,把爹从看守所里拉了出来。房国春仍不能说话,他像一个哑巴一样,啊啊地指着家的方向,要求回家。爹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他的儿女当然不愿马上把他拉回家。大女儿拉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对他说:爹,咱先去医院给你看看病,等看好了病,咱再回家。大女儿没敢告诉爹,他们的娘已经上吊死了。

        把房国春拉到县人民医院门口,房国春像是认出了县医院,突然啊啊地挣扎起来,似乎要从架子车上爬下来。大女儿问他:爹,你是不愿意去医院看病吗?

        房国春摇头。

        二儿子知道爹失去了说话能力,随身带来了纸和笔,他把纸和笔递给爹,爹有什么意愿,他让爹在纸上写下来。

        爹的手哆嗦着,写出的字歪歪扭扭,但二儿子认出了爹写的字,爹写的是:快走,这里有奸细!

        二儿子和大女儿只好把爹送到邻县的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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