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这些年我担任《北京民族志》主编工作，免不了在喧哗之余钻一下故纸堆。但这北京的故纸堆很不一样，在里面常与文化大师不期而遇。在“大师远去不再来”的年代，这种相遇何其珍贵。如文学大师沈从文，这位在海外学界地位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作家，过去只是看小说了解他怎样从边城走向世界，而阅读他在北京的经历，我看到的却是沈先生文字背后的人生。

1922年夏天，20岁的沈从文从湖南的凤凰只身来到北京，与青年时的毛润之等“北漂”一样，来寻求梦想。只是沈从文为糊口也为自己的文学追求而开始了写作。据他在《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的回忆，漂泊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酉西会馆，那是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个同乡聚会点。这会馆出门向西走10多分钟路就到了琉璃厂。琉璃厂当年俨然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的样子，使这个“来自六千里外苗人之地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北京好大……。但居大不易，沈从文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向几位名人发出求援信，终于有幸得到郁达夫的回应。1924年冬天，北京风沙很大。沈从文蜗居的窄门被郁达夫推开，这位年长他6岁的北京大学讲师看见的是一个穿着单衣、用冻僵的手在写作的青年人。“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带着沈从文到附近一家小馆吃饭。付帐时，郁达夫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张5元票子，将找回的3元多钱全留给了沈从文。1924年，沈从文发表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一封没有付邮的信》，用书信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生存状况。文章正式发表在12月《晨报副刊》上，得到7毛钱书券作为稿费，比他抄稿子的酬劳还低些。而发表散文《遥夜》后，他已被评论为“一个天才青年”了。

这一年里，沈从文又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诗人。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提倡“人的性灵”，沈从文的文章就经常刊登于这家刊物。他对沈从文备加欣赏，称赞沈从文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怀”，认为给这类的作者批评与奖励都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奖励的，作者自己的想像是不轻松的、不出声的批评。以至几年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沈从文在悲痛之中感念说：“从他那我接了一片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是沈从文生命中最美的收获。经过恋爱马拉松，张兆和拍来一份电报，宣告他们的结合。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把家安排在了达子营28号。巴金发来贺电，沈从文则邀巴金来他的小“安乐窝”客居。两个年轻人在这个新居小院开始激情创作。巴金每天写四五千字，一口气写出10多万字的《雪》。而沈从文则经历了被放大了的感情、希望与人格，动笔撰写《边城》。这时沈从文已被聘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总编，并有了自己的主张：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他称玩票式的文学为“海派文学”，提倡远离商业媚俗、描绘奉承政治的自由主义文学。沈从文到了晚年还一再表白没有什么京派海派，而夫人张兆和却斩钉截铁说他：“你就是京派”。当年的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是始作俑者，并被视作京派头头。周作人、朱自清、老舍、巴金、朱光潜、林徽因聚集京派之门，鲁迅、曹聚仁及何其芳、卞之琳、萧乾等新锐作家也都卷了进来，一时好不热闹。沈从文此时已是一位成就显赫、人脉广通的作家。爱好文学的“北漂”青年进了“四九城”，首先要拜访的就是“北漂”头领沈从文。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沈从文离开北平，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他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期间他与同仁在平津地区发起了一场以“新写作”为号召的运动，冥冥之中迎接着一场古老中国的文艺复兴降临。他的心情已与初到北京时相似但不同，他还保留有20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可惜，沈从文希冀的凤凰涅槃式的文艺复兴并没降临到他的心灵，来自强势的批判把他界定为“桃红色文艺”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之后沈从文在写作上也未获得新生，倒是自认为从客观上落后了，主观上应当退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