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8年夏天，日本鬼子轰炸了我的老家，河南信阳县的李家寨。老辈人都说，这事怪我六姥娘。他们说，本来鬼子的目标只是十几里外的鸡公山，因为老蒋在上边。眼看鬼子就要打到武汉，身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自然要有所作为，于是便上鸡公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部署防御策略。比起武汉，鸡公山不知道要凉爽多少倍。
据说小鬼子的飞机本来飞得很高，怪就怪我六姥娘。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跑反的时候仰起脸。她的脸那么白，一下子就耀了鬼子飞行员的眼。于是飞机开始朝下扎猛子，在尖利的呼啸中不断抖动翅膀，屙下一颗又一颗的羊屎蛋。那羊屎蛋见风就长，落地时已变成山羊大小，砰的一声地动山摇。
最早说这话的那个老人，村里人都管他叫老长辈儿。没有人能说清他的确切岁数，他的具体辈分儿也常让孩子与新妇发晕。于是大家都管他叫老长辈儿，人无论男女，年不分老幼。这人我还有印象，脸颊深陷，须发皆白，个子不高，身薄如纸，两条腿就像他的拐棍，伸手就能攥住。一年到头无论严寒酷暑，那顶瓜皮帽从不离身。平常总是闭着眼，仿佛不是倚在室内吱嘎作响的竹椅上，而是懒洋洋地沐浴在阳光中。可眼虽然闭着，却并不耽误他认出来人。孩子们因而都很惧他。觉得他身上带有鬼神气息。
最初对老长辈儿建立印象，大约在我八岁那年。放假后，我去姥爷家玩儿，他领着我给老长辈儿送饭。顺便说一句，老长辈儿由全村轮流照顾，所以他的瓜皮帽不管啥时候都是干净的，并无想象中的油光发亮。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这么大个村子，也难保没三五个不孝之子。但是奇怪，那些人可能对父母不够孝顺，但老长辈儿的衣食，却丝毫不敢耽误。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村里有这么个人，我当然知道。但进他的家，那还是头一次。那种黑色的窒息感觉我永世难忘。我仿佛突然双目失明，眼前飞舞着无数个小黑点，正中间带着白斑。将这归结为刚从室外进入室内的视觉错乱，理由存在，但不够充分。我记忆的底片上清晰地留有某种奇怪的无法准确读出的信息。它伴随着一声苍老的寒暄，令我猝不及防。
“银？是银来了吧？”
“老、老长辈儿，是，是银、银来给你送饭。”姥爷一直口吃，这都是日本鬼子的功劳。
“呵呵，银是来的稀客呢。你也跟着来服侍我？真晓得阳道！”
此前我从未跟老长辈儿交一语，他竟然也知道我的乳名，神奇。笑容在他脸上绽开，嘴随即变成空空的黑洞。这绝对不是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黑暗的背景映衬着关于六姥娘白脸的传说，你无法想象是何等的强烈。
夏天的夜晚，天气凉爽下来。大人们搬着凳子，到池塘边的枣树下乘凉。水牛在旁边不住地反刍，间或喷两下鼻子，出口大气；晒了一天的荷叶，将带着一点苦尾儿的暗香悄悄送入鼻腔，一派清凉。下湾里零落的灯火，在黑暗中孤独地亮着，是那种沉重而黏稠的感觉。我出神地看着远处，传说中六姥娘那白亮亮的像镜子一般的脸膛，便慢慢穿透童年的夏夜。
山区孩子的漫长童年，也许只是一个人物，一段故事，或者两句话。若无六姥娘传说中的白脸，我简直怀疑记忆的芯片无法储存童年的单调。而凭借这个传说，我的童年从未凋落。我必须搞清楚，究竟是鬼子的眼睛尖，还是六姥娘的脸蛋白。高中毕业后我之所以考了军校，不能说跟这毫无关系。就是在重庆念书期间，我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认定那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夸张。那是在两路口鹅岭公园的望江楼上。我心怀鬼胎地站在一位女生身边，打算将她从女同学发展为女朋友。奇怪的是，明明我的主要目标就在身边，心思却依旧不肯老实，飘飘悠悠地回了老家。从楼上鸟瞰，路人的脸蛋说是蚂蚁确实有点不负责任，但终归不会比黄豆更大。那种亮度，不可能引起鬼子的注意。除非他真是鬼，而非人。
然而事实证明，错的还真是我。不过正确答案虽然就在隔壁，但我走到它跟前，却花了足足二十年。
2．如果说童年像作业本，由无数的方格组成，那么所有关于六姥爷的方格都是空白。因他死得很早，在1946年的初夏，日本投降不久，国共尚未大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个久经战阵的中原军区独立团团长，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于一桩案件，与日本医生、共产党员老范有关的案件。
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这世上有无数的事情，都比六姥娘的脸究竟有多白和六姥爷的离奇死因更加重要。但是此刻，重新回到疑问的门槛之前，我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简单。时间对生命仅有的仁慈，就是在记忆的网眼前留下一两个难忘的人，三五件难忘的事。它们就像心灵的伤口，永远不会消失，只能被偶尔遮蔽。无论何时你随手打开久闭的门，它们便会扑面而来，带着过于陈旧因而显得无比清新的气息。比如当我年过四十，还必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读完硕士，就地当了军法学教员。副教授之前一片坦途，此后便陷入烂泥区，职称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缺乏博士头衔。就这样，在已有大学同学当上博导的背景下，我不得不选择读博。而最终导师布置的学位论文，很有新意：我们必须找到一起早已判决生效的案例，鸡蛋里面挑骨头，挑毛病找问题，然后以被告律师的身份，重新拟定辩护意见。最终的答辩，相当于法庭辩论。当然，军法案例要么涉及机密，要么关系隐私，为避免麻烦，大家肯定不会找近期的，时间跨度至少也得二十年。还有人甚至打算直回民国。
我感觉导师这样的布置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好像他曾一眼看穿我这个年龄最大的弟子的童年。就此回信阳既能堂而皇之地做官费旅行，又能顺便揭开六姥娘的谜底，填满六姥爷的空格，两全其美。老板，你真伟大。离开之前我这样跟他说道。
以往回信阳不过几天，来去匆匆。这次回去则要小住，至少也得两个月。世上的很多美好都经不起审视，包括乡情。我伤感地发现，二十年后故乡对于我已日渐陌生：亲人老去，膝下无以承欢；故旧星散，记忆何从收拢。对于城市的怀念，起始点和落脚点其实都在于人。跟别的城市一样，信阳建筑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灯火越来越亮。这不能说不好，但因为没有熟悉的人物来承载，璀璨灯火之后的窗户里并无故旧，与我何干。在宏伟的浉河桥前，我不是归人，而是标准的过客。
尤其不能适应的，还是信阳的赌。当地说法叫来牌。要么纸牌，打黑七；要么雀戏，搓麻将。就这么说吧，在信阳开饭店，可以没有饭桌，但不能没有牌桌。本地饭局一般都是三段论：上半场是赌，下半场还是赌，饭局不过是中场休息。我经历过的一次同学接风更为极端：有人面对满桌子菜竟然不肯坐下，宁肯端着饭碗站着吃。因他亟须休息久坐疲劳的腰。
凡此种种，都无法令人如坐春风。于是喝过几顿接风酒之后，我赶紧辞掉应酬展开工作，手持学院政治部的介绍信，到军分区查找相关档案。希望故纸堆能重新封闭生活，将那些令人不快的感觉砌在墙外，以便在有生之年，总能带着亲切回望故乡。
卷卷档案尘封已久。泛黄的纸张，淡化的字迹，传递着时间的沉重压力，足以堵塞肺腔。我站起身来，将档案拿到窗前，打开窗户，使劲拍打几下，仔细看看，却没有灰尘。因为浮尘早已固化其上，黏结在边角处。关上窗户的瞬间，玻璃的闪光突然接通内心深处某条记忆的导线。仿佛耀眼的就是六姥娘的白脸。仿佛我兴师动众地回来，不是为了博士大业，只是为了童年的怀想。
六姥爷命案的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只是恍惚听说过。因为看见过的人们都已亡故，听说过的人也正在老去。我二十多岁便考出故乡，离这件陈年旧案距离自然更加遥远。只是偶尔会觉得冤。怎么说呢，六姥爷出身于大家族，其父李玉亭曾经富甲一方。开过炉房，办过钱庄，出过报纸，当过道尹，黑白通吃。那时在整个豫南，提起李八爷，人人都得敬三分。就连冯玉祥北上、吴佩孚南逃，他也是必不可少的座上宾。可惜生逢战乱，崛起快败落更快，所有的财富都被战火和鸦片烧光。六姥爷去北平求学时，几乎已经一文不名。但他参加革命后，又迅速成长起来。抗战时期的团长，若能平稳过渡到现在，地位你尽可想象。遗憾的是，这个既不贪又不腐也不霸的抗日英雄，竟然未得善终。好赌而且善赌也并非死因。
我当然会感觉遗憾。谁不希望祖上阔过？大诗人李白都自命为飞将军李广的后代，刘禹锡也非要跟中山靖王攀亲，我岂能免俗。无论如何，这份论文，我决心要好好做。
档案虽然陈旧，但又相对完整。有当事人六姥爷的供述，或曰自辩材料；六姥爷部下的辩护证词；六姥娘的两本日记；另外一个直接当事人、日本军医老范整风期间的思想汇报材料，以及其余的旁证。
历史突然之间打开沉重的大门，向我露出一丝缝隙。光线穿越尘柱，照亮幽暗。我的思绪随即就着这道微弱的光亮，盲童触摸盲文般徒劳地寻找真相，就像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散已久的初恋情人。一切事物都有神圣性，只是因为我们手指的触摸才变得污浊。历史尤其如此，经常被人打扮得丑陋妖冶，面目全非。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其实只是黑洞。我当然不会这样。我只是还原真相。但尽管如此，最终我的论文却没能通过。那些专家不肯接受我的无罪辩护。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当然还在于导师。他没有起到足够的积极作用。他并不在意有一个两个学生不能及时拿到学位。因为他在军法学界名声显赫，有适当的淘汰率不仅不会损伤其威信，反倒会起到增强作用。就像偶尔出现的日食。
我很沮丧，也很愤怒。客观地说，我的无罪辩护虽然多少有点主观因素，有点感情成分，但并不过分。也完全符合律师的职业道德。因为不仅是我，就是当时，六姥爷的几个重要战友和部下也纷纷上书组织，替他申辩。我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二十多万字的论文白费。为了废物利用，我决定将它改成小说。就是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文字。请相信，在必需的转述中，我将尽力保持原貌，决不利用动笔之便夹杂个人色彩，就像成年人绝对不会在油漆未干的墙壁上随便留下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