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为赵登禹在，那时我们谁也不相信南苑已经命悬一线。
7月25日凌晨，宋哲元来南苑阅兵。当天夜里，日军向驻扎廊坊的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发起挑衅，遭遇还击，次日战事炽烈，北平广安门也同时爆发激战。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最后通牒，限三十七师所部28日午前退至永定河西岸，否则将自由行动。宋哲元拒绝接受，下令全军备战，计划8月1日全面出击。根据部署，赵登禹率一三二师火速北上，接管南苑防务。该师在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与三十八师在南苑的部队换防。这样一三二师守南苑，三十八师所部也可会同该师的独立三十九旅守卫北平，方便统一指挥。
然而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尚未开到南苑，赵登禹不肯放三十八师的作战部队离开。三十八师的旅长董升堂因而留在南苑，协助没有作战经验的副师长王锡町指挥。董升堂之弟董振堂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半年前在西路军中跟马家骑兵作战时阵亡。董家兄弟俱是战将，幸亏董升堂没有离开。如果没有他指挥三十八师的杨干三、张文海两个团，以及骑兵营和学兵大队，我们的命运必将更为悲惨。不说别的，这两个团装备有将近六十挺捷克式机关枪，仅这些就够鬼子喝一壶的。
那时通州已经沦陷，守军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的高鸿恩营也退入南苑。赵登禹判断南营区将是日寇的主攻方向，决定将主力布置在那里。除骑兵第九师所部、三十八师骑兵营、独立三十九旅的高鸿恩营，其余部队全部放在南营区。董升堂率杨干三、张文海两个团守南围墙西段以及突出的靶场，我们与三十八师学兵大队守南围墙东段，军官教育团和一三二师特务团守东围墙，军特务旅守西围墙。
2．紧急集合的命令下达时，我刚刚迷糊过去，并未真正入睡。脑子里翻江倒海的事情太多，神经片刻也得不到安静。听到那种号音，我突然有阵没来由的开心。先前所有的思考悔恨与烦恼，都在黑暗之中，只能独自承受，无人可以分担。如今既要紧急集合，大家都得起床。这意味着我不再是独自一人。尽管他们未必懂得我的心事。
进入阵地后，很多人要么趴在沙袋上打盹，要么靠着坑道，用军帽遮住眼睛假寐。我睁大眼睛，试图从黑暗中寻找些许慰藉。我希望能发生点什么，哪怕是鬼子的侵略。我无法承受一个人独自面对煎熬。
正在此时，空中忽有电闪雷鸣，很快便是瓢泼大雨。大家纷纷朝掩蔽部挤，里面很快就变得热烘烘的，污浊不堪。我无法忍受，便走出掩蔽部，主动来到哨位，要求替哨兵站岗。
大雨劈头盖脸地朝下泼，但我毫不躲避，甚至盼望雨能下得大点儿，以便洗刷掉所有的耻辱。暴雨多不能持久。黎明时分，雨过天晴，大家骂骂咧咧地走出掩蔽部，在雨水的泥泞中回到各自的位置，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三架敌机从头顶飞过。它们在南苑上空反复盘旋，看来是在侦察。随即大家又接到佟麟阁的命令：各部留守人员立即撤出营房，全部进入围墙外的阵地，随时准备还击。
中将的命令没有人敢不执行，但很多人不以为然。大雨过后道路泥泞，行动不便，他们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此时大家才知道，昨夜团河已经失守，守军三十八师骑兵营已经退入南苑，喜峰口罗文峪抗战的伤残士兵，很多未能撤出。大家闻听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白天鬼子骑兵那样的胆气，可能吗？这些兵，不是当年跟随赵登禹上长城的那些吧。
听着这些议论，我一言不发。事实上我几乎充耳不闻。无边的耻辱和羞愧依旧紧紧包围着我。我以为大家都起床活动之后，能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肢体，可以分担我的思虑，但结果完全相反。睁开眼睛来到室外，光线再度照亮原本被黑暗隐藏的耻辱。我极力调动情绪与之对抗。脑海里一遍遍地过白天的电影，所有的镜头都是自己出来，跑步，急停，单腿跪下，瞄准，击发，一枪毙命，而高德睿在旁边目瞪口呆。
炸弹炸飞了这些弥补性的想象。
九架敌机飞临南苑，炸弹接连丢下，然后不断扩大再扩大，最后轰隆一声地动山摇，火光四起。那种剧烈的呼啸和爆炸，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格外催人心魄。我紧紧趴在阵地上，双手使劲朝泥土里扎，恨不得像老鼠那样打个洞钻进去。
军官、班长和部分老兵经历过长城抗战，领教过鬼子的飞机。他们不怕，开始组织对空射击。我们阵地后面的葡萄架下，布置有一挺高射机枪。机枪手打着打着，忽然大骂一声，扔掉机枪，捡起步枪朝天射击。因那机枪过于陈旧，口径大于子弹，射出去既无力量，又无准头。
在班长的招呼下，我们纷纷抬头，朝天开枪。然而营房燃烧之后黑烟隆隆，哪里还能捕捉到飞机的踪影。
意志被炸弹全部摧毁殆尽时，鬼子在南边露了头。以步兵为主，间以坦克和骑兵。这是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鬼子的老牌部队。雷区只能短暂迟滞攻势，不可能完全挡住铁蹄。准星中的人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中队长一声令下：“打！”大家随即扣动扳机。
鬼子的火力很猛。重机枪射程远，火炮更加厉害。我的位置正好在班长旁边。我学着他的样子，瞄准完毕正要击发，眼睛余光中突然发现他歪倒在步枪之上，一声都没来得及吭。我惊叫一声，伸手试图扶起他，却见他眉心中有个红色的洞口。
我惊叫一声，班长的尸体随即再度倒地。副班长立即喊道：“班长殉国，全班听我指挥！不要惊慌，鬼子过不来！按照射击动作要领，瞄准击发！打！”
我机械地瞄准，然后开枪。往常教育要节约子弹，不能随便开枪，此时我哪里还记得这些。或者说，手已经不受控制。我飞快地拉枪栓，上膛击发，好像动作越快就越安全。但是我很清楚，尽管我的枪管已经打热，但一个鬼子都没击中。射界和视界受青纱帐的影响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根本没有瞄准。我瞄不准。我来不及瞄准。
好歹总算打退了鬼子的第一次冲锋。枪声停息，阵地上一片死寂。那些叫嚷鬼子不过如此的，叫嚷指挥官小题大做的，全都没了声音。或许连命都已经没了。小队长吆喝道：“检查枪支子弹！注意射击要领！各班统计人数！”我脑子里一片晕眩，完全忘记了高德睿，忘记了要从他那里讨回颜面。
3．鬼子的第二次冲锋，突破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阵地眼看就要崩溃。正在此时，特务旅的驳壳枪跟三十八师的捷克式机枪发挥了作用。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终于恢复了阵地。战至中午，上头传令后撤。我赶紧跟着段长仁越过已经大片倒塌的围墙，通过营地向北跑去。
后来才知道，整个南营区最先被击溃的就是军士训练团。说到底大家还是训练不足，战斗能力和意志都不够强。因为我们的阵地率先被突破，指挥部受到威胁，赵登禹决定移驻北营市街，由董升堂负责南营区指挥，但佟麟阁对我们这帮学生放心不下，又回到南营区坐镇。战至中午，北边枪炮逐渐沉寂，派人联系才发现郑大章和赵登禹已经先后撤退。佟麟阁随即下令董升堂和孙玉田两位旅长率军向南突围，经固安到保定集中；自己率领军士训练团和军官教育团，向北平撤退。因高级将领要在城内集议兵机。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南苑。但董升堂却不肯马上后撤。他认为白天行动，必定会成为日军飞机的靶子，因而坚持抵抗直到黄昏。我们负责阻击的一大队，最终跟随他们到了保定。
谁说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呢？董升堂就是三十八师的干将啊。
那时我们哪里还顾得上这些细节，拔腿便跑。刚刚平整过的营地，此时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炮弹坑。营房被炸得七零八落，有些地方火苗还没有熄灭。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一队人马，是佟麟阁和他的副官以及卫队。
佟麟阁喊道：“李世栋，后面还有人吗？”
“报告副军长，我也不知道。我们班是没有了。”
本班同学除了我和段长仁，大概已经全部阵亡。
佟麟阁叹道：“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副官道：“请副军长赶紧移动。您应该居中指挥，不能落在后面啊。”佟麟阁拍拍我的肩膀：“任遭何事不要惧怕，天父必看顾你我。走吧。”
不知是因为佟麟阁已过中年，体力不如我们，还是因为他有大将风度，内心有所依凭，我们不再狼狈奔逃，说是安步当车也不算多么夸张。他那一巴掌，通过肩膀给我传输了无穷的力量，就像电流之于电灯。灯光驱散黑暗，我内心的惊惧消散大半。我和段长仁紧紧跟在佟麟阁身后，就像羊羔跟随头羊，既不超越，也不脱离。
来到大红门，只见沿途的人马尸体越来越多。看来大金牙的骑九师跑得虽然比我们快，但依旧快不过死神。佟麟阁停下脚步，现场发布两条命令：全部军官无论系统，立即出来掌握部队；稍事休息集结队伍，兵分两路北撤，他和张寿龄各带一路，分头行动。
佟麟阁问道：“鹤舫，你带哪一路？”
张寿龄把手掌托在耳朵后边，高声问道：“副军长，你说啥？”
佟麟阁摇摇头，大声喊道：“咱们分头行动！我带一路沿大路向北，你带一路抄小路奔东北方向！”说着话又用手指示方向。张寿龄点点头指指自己的耳朵：“好！我这耳朵，重炮！唉！”
乱兵们略一整理，便继续撤退。段长仁问道：“咱们跟哪一路？”我说：“当然要跟着副军长。他受耶稣祝福，福气必然会罩住我们。”段长仁道：“别跟我提洋教。爷爷笃信佛教，我也一样。”我说：“无论哪路神，只要能保佑我们平安撤进城内就好。”
跟着佟麟阁走了没多远，突然又有敌机飞来，俯冲轰炸扫射。大家立即离开公路，逃进旁边的青纱帐。仿佛那些青翠的枝叶能挡住枪弹。惊叫与惨叫不绝于耳。子弹嗖嗖地打在高粱叶子上，那声音远比射进土里的清脆。每逢这种声音响起，便有折断的枝叶落下，甚至划过我的脸庞。它提醒着死神的脚步，因而令人惊恐。
我和段长仁提着大刀片，始终跟着佟麟阁。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弹像早晨的急雨那样泼下，随即两条血雾从眼前喷过，段长仁首先栽倒在地。他全身好像被人缝了一排红色的纽扣，只不过针脚很粗，又错误地缝在了背后。这时前边有人惊叫：“副军长！副军长！”我推推最近的段长仁，他没有反应；扳过身子，他的眼睛还睁着，甚至眼神里的惶恐都还完好如初。
我越过段长仁，上前去看佟麟阁。他满身是血，身上有两个伤口。一个在腿上，一个胸部。副官叫道：“副军长，坚持一下，马上就要进城！”佟麟阁眉头紧皱，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被副官架着走出十几步后，佟麟阁的脑袋耷拉下来，副官们随即将他放下。正在此时，空袭再度开始，机枪扫射中，大家像惊鸟一般飞散开来。
从佟麟阁身边经过时，我看了看他的脸。他的眼睛已经闭上，神色安详，但我的嘴巴却迟迟无法合拢。我是如此吃惊，也不敢相信。堂堂中将副军长，刚刚和我一同祈祷过的，蒙主恩被主拣选的人，在正义的事业刚刚开始时，怎么就这样突然撇下我们不管不顾呢？我们还是学生啊，我们还是羔羊啊，需要他这样一个牧人。
那一刻，吃惊完全将恐慌惧怕覆盖。我提着大刀片儿，没命地奔逃。由此向北是通向永定门的公路，直线距离最近，但看来也是鬼子封锁的重点。我决定绕向东北，经左安门入城。
刚出青纱帐上了公路，我便看见大队长冯洪国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我越过他的身体，下了公路翻过路东的水沟，便折向西北，直奔左安门而去。
4．这一路果然要安静许多。都是田间小路，鬼子的机械化设备无法开行。我一口气跑到左安门，老远就看见城门紧闭。门口不远处，稀稀疏疏，躺着十几具尸体，敌我皆有，军民齐备。我大声呼喊，报出番号，要求开门，卫兵回道：“鬼子刚刚来过，没有命令，上头不让开门。你还是去永定门瞧瞧吧。南苑撤退，规定都走永定门！”
只好再去永定门。可惜既无冰排，又无黄包车。我无比怀念我的自行车。此刻要是能骑在上边，该有多好。参军之前，我已经将它送给彩头。说起来，也可以算是物归原主。如今它和他，都在哪儿呢？
永定门也已经关闭。我紧急叫门，上边还是不肯开，说是担心鬼子乘虚而入。我大声报出番号，舞动手中血迹斑斑的大刀片儿：“我是军士训练团三大队三中队二小队的李世栋！这带血的大刀片儿，还能有假吗？我亲眼看见副军长殉国，详情得马上禀告上级长官！”
城门还是不肯打开，但上头放下来一个箩筐。小时候听评书，经常听到缒城上下的传奇。如今我竟然得以在古城北平亲身体会，谁能想象得到？
箩筐升到半空，我的视界随之开阔，立即发现了远处的鬼子。一队骑兵正由东边而来。我心急如焚，生怕当时尿了裤子。此时此刻，可无法保密。谢天谢地，鬼子抵达之前，我终于登上了永定门的城楼。
脚踏上城楼，才知道这里有多么宽阔，可以并排跑马。再看鬼子，身影要缩小很多，大小像个洋火盒。比例想来就是地图上的中国对日本。要不说怎么是小日本呢。可就是这个小日本，竟把我们追得团团转。这等耻辱，夫复何言。
三十七师驻扎西苑，戍守北平。担任城防的，本来是该师的二二一、二二二两团。长城抗战、喜峰口大捷，功劳主要在这两个团。他们因此也是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事变之后，鬼子为了分化二十九军，要求将这两个团调离北平四十里，以一三二师担任城防。宋哲元一面下令将一三二师的独立二十七旅调来北平，由旅长石振刚担任北平警备司令；同时又令那两个团换上保安队的服装，临时配属独立二十七旅，负责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一线的防卫。调出北平的是保安队，但佩戴二十九军的符号，着二十九军的军装。
将我吊上永定门的，就是独立二十七旅所部。上去之后，连长并未询问我副军长殉国的详细情形。因为这个消息军部已经掌握。不仅如此，他们的师长赵登禹，也在中途遭遇日军埋伏，被机枪射杀。
失败如同霉菌一般腐蚀着空气。士兵们个个无精打采，有劲没处使的样子。班长班副均已阵亡，军官也死的死散的散，无人招呼。我就像个没娘的孩子，只得走下城墙，自己寻找收容。但下去之后，发觉街道上的气息大不相同。很多店铺门前都摆着桌子，上面各种茶点俱全。没走几步，前面忽然出现几位记者，其中还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指着我叫道：“看！大刀片儿上都是鬼子的血！”随即给我拍照。
镁光灯接二连三地炸响。虽然声音不大，但依旧令我心惊。仿佛旧伤又被撕裂。有个女记者拍照之后又上前采访，询问南苑战事的经过。我满怀羞愧。我确切地知道，虽然打了很多发子弹，但未能击毙一个鬼子；大刀片儿上的血不是肮脏的，而是纯洁的。它们并非来自于鬼子，而来自于真正的英雄，佟麟阁与段长仁。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女记者很年轻，想来也刚出校门不久。她善意地引导我，对我所有的回答，都做出善意的解读。那份善意益发令我羞愧。我逃跑一般钻出他们的包围。此时我听见那外国人这么说道：“如果中国的将军都像这个士兵，他们必将世界无敌。”这话让我恨不得挥刀自宫，但大刀片儿哪里是自宫的合适工具。
5．一路向北，快到天桥时，一个卖豆汁儿的大娘拦住了我，执意要我吃一碗。早饭和中饭都没吃过，但此刻我胃里丝毫感觉不到饿。仿佛已经被乱草充满，那乱草中有悔恨，有羞愧，有惊惧，更有遗憾。
我实在吃不下。然而我看得出来，不吃一口肯定过不去。大娘的封锁比鬼子的还严。那情形不再是饥饿的士兵向百姓求饮食，而是大娘向我恳求某种无法言说的恩惠。我不吃这一口，她可能此生良心不安。
只得遵命坐下，一边吃一边落泪。泪珠子不时滴到碗中，或许能改变豆汁儿的咸淡？我说不清。大娘用毛巾给我擦汗，也擦眼泪：“唉，什么兵，都是一帮孩子啊。天可怜见的。”一边给我擦，一边兀自落泪。这附近有一百四十多间房子，都是宋哲元年初用给母亲祝寿的三万块钱买地建成的，以市政府的名义廉价租给贫苦人居住。老大娘便在其中。
放下碗，当然不能提钱的事儿。此刻那是一种污辱。我道过谢起身要走，又被兵部大臣翰林院拦住。他非要让我坐车。我说：“大哥，旅部在天坛，我去那儿报到，就几步路，不值当耽误您买卖。”“那可不成！今儿个我全天免费，送抗战将士。就算只有两步路，也得请您老赏脸！”
驻扎天坛的只是独立二十七旅的旅部，并非我的部队。那在南边，而我得向北，去中南海报到。车夫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车，便开始飞奔。沿途不时看到劳军慰问的横幅条幅，以及摆得满满的茶点桌。我把大刀搁在腿上，眼泪不住地朝刀上滴。车夫一边跑一边询问情况，我一边回答一边落泪。后来我声音哽咽，无法作答，他突然猛地停下；我身子一冲，险些没飞出去。
车夫训斥我道：“哭什么哭！眼泪能挡住鬼子吗？好歹也是个爷们儿，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我哽咽道：“副军长阵亡了。我们全班同学大概都阵亡了。包括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段祺瑞的长孙段长仁……”
刚刚以国丧礼出殡的段祺瑞号称三造共和，冯玉祥也曾赶出废帝溥仪、拘禁大总统曹锟。不知道他们俩，还能在北平城内拉活儿？车夫连连摇头叹气。大概眼泪已经洗净脸庞，他看出了我的年纪，叹道：“说来说去，原来还是学生。走吧走吧。你既然披上战袍，就不要哭。军士落泪，我们百姓可怎么办呢？这偌大的四九城，都指望你们守啊。段长仁，断肠人。段家怎么能起这么个名字呢？多不吉利呀。”
车夫一边走一边叹息，直到把我送到中南海。军训团归军部直属，我们得到那里集合。进了中南海，里面几乎乱成一锅粥，找谁都找不到，只能听天由命地坐等。原本幽静的湖边，挤满了军部直属人员，以及穿着白衣服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坐在地上，看着人来人往的忙乱，在七月流火的北平感到浑身发凉。听口音，身边那个军官应该是豫南人，离信阳不远。一问果然如此。他是罗山人，军部通讯营的排长，负责南苑通讯。如今各支部队匆促之间麇集北平，建制混乱，他们也没了事由。据他说，八成不会大打。因为二十九军内部汉奸很多，张自忠就是代表。卢沟桥事变后，前线指挥官何基沣曾经计划集结五个团兵力，外加两辆钢甲列车，主动攻击消灭丰台之敌，彻底扭转前线态势，命令已经下到各团，预定7月10日夜间实施。当时宋哲元不在军中，9日晚上七点多，张自忠打电话询问前线情况，得知这个计划，便表示反对：“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真要打起来，两方面高兴。一是共产党，符合他们的抗日主张；一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仗打，但不能为了个人而打仗。”何基沣说：“枪炮一响血流成河，我怎么敢为了个人目的而妄开战端？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老这样作茧自缚，只能等死。”
何基沣不是三十八师的人。他可以顶回张自忠的意见，但却无力违抗军部的正式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当然，这份命令是张自忠授意推动的结果。二头儿嘛。
老乡还说：“攻击南苑的鬼子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天津调来的。沿线都是三十八师的防区，鬼子大摇大摆地北上攻击我们，他们就跟没看见一样。等着吧，张扒皮已经到了北平，后面还有好戏唱。什么张自忠，就是张邦昌！”
张自忠的像当初南苑的营房内也挂着。受训这几个月，我知道西北军将领大多有外号。比如大金牙之于郑大章，张扒皮之于张自忠。人家在军部，又是军官，自然消息灵通。咱一个败兵，还能说啥呢？
太息长太息。
枯坐到夜里十点多钟，那些穿白色衣服的政府工作人员依旧在暗淡凄冷的月色下来回穿梭，几如幽灵。正在此时，通知下达：尉级以上军官，立刻到怀仁堂集合。老乡对我说道：“等着吧，肯定不会是好消息。”我也跟着起身，活动活动酸麻的腿，随着人流进了怀仁堂，想看看热闹。反正情形混乱，无人阻止。
怀仁堂里面灯火通明，我的眼睛好半天才适应过来。定睛再看，已经挤得满满当当。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穿着白绸长衫的长官，站到前面的方桌上给大家讲话。原来是张克侠。他向来主战，此刻要发布的一定是战斗命令，是如何拱卫北平的吧？结果完全相反。
“诸位，宋委员长已经撤往保定。他留下手令，命我代为宣布。宋委员长认为孤军无援，无法再打下去，为保护古都北平免受战火，他已接受日方条件，明晨一时起全军退出北平，城内不留一兵一卒。北平治安由代市长张自忠负责。现在离限定时间还有一个来钟头，不愿意跟着部队走的，发给路费各奔前程；愿意跟随部队，出西直门经廊坊到保定集中。各部队立即行动！”
怀仁堂跟居仁堂都建在先前仪鸾殿的旧址上。也就是慈禧处理朝政的地方。看来此地只适合宣布失败撤退的消息。
6．走不走呢？我要服从二十九军的命令，也得接受民先队的指挥。想想婉茹的话，我得留在北平，准备当职业学生，于是决定不走。
很多人选择脱离部队。我跟在后面领路费，老半天才排上号。路费不多，普通士兵十块，我们二十，军官最低五十。刚刚领到钱，忽听居仁堂方向人声喧闹。那里可是“一二·九”运动时学生代表的目标。跑过去一看，是抢劫。有特务旅的，他们挎着两把驳壳枪，不用看符号就能认出来。也有军训团的。
十块二十块的路费，远远达不到他们的预期。这我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刚刚经历过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爬了一回。但是抢劫，我不能理解。我傻傻地站在旁边，看他们抢夺行辕里的东西。古玩字画甚至家具桌椅，以及皮靴、望远镜和照相机。我想，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也是这样抢劫的吗？比如烧毁了仪鸾殿的瓦德西？这不是别人，是二十九军呀。
一个熟悉面孔从旁边经过。是本小队另外一个班的班副，我们多少有点私交，因而我敢顺道废话质询两句。那人把嘴一撇：“真是学生出身，书呆子！你懂啥呀，北平都不要了，汉奸都出来了，咱们不抢，留给他们吗？赶紧的吧，再晚你连汤都没得喝了！”
“汉奸？谁是汉奸？”
“除了张扒皮，还有谁？你可真够笨的！”
又一个老兵从旁边经过。他喊道：“对，赶紧抢，半点东西都不能给鬼子汉奸留！这也是抗战！”
我没有抢劫。别说抢劫，那些东西即便给我我也不会要。大敌当前，性命都未必能保住，东西再好也如同粪土。平常或许还能变卖，如今这时候，大概是难。盛世收藏，乱世饥荒，老古话不能忘。
我揣着二十块钱，漫无目的地在北平街头游荡。去哪儿呢？以天下之大，竟无我立足之处。想来想去，只有先挨过这一夜，明天设法联系组织，也就是民先队的上级。我就近找个旅馆，老板明白原委，痛快地同意免费提供食宿。
次日早起，大雨如注。吃过早饭，回房间等候半天，雨方才停歇。我赶紧出门去找组织。
不时可以看见有人拆除沙包拒马等简易巷战工事。看来倒在卢沟桥南苑的弟兄们，热血还真是又要白流。越是这样，我越要尽快找到组织，看看民先队是什么态度。但以往都是婉茹联系我，如今突发变故，我要回头找她，难度很大。
学校早已放假，人去楼空。以往开会活动的几个地方，也没见到人。校工面对即将落成的生物实验室，满怀痛惜与遗憾。实验室设有教授研究室、动物饲养室和植物温室，费了国府不知道多少大洋、校长李蒸不知道多少气力，眼看即将投入使用，却突然间来了鬼子。就像酒席刚摆好强盗忽然破门而入，座上客顿成阶下囚，天底下还有更加尴尬恶心的局面吗？
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很难再被物质触动。实验室再好再金贵，也比不上佟麟阁、赵登禹和陈宝玺的性命。我敷衍校工几句，回头继续寻找。可忙活一天，还是一无所获，只能按图索骥，去找牌友汪大维。他家住在雍和宫附近。还没到他家的胡同，老远就看见一群人正在忙活，挪沙包搬拒马，干得还挺起劲儿。黄包车即将擦肩而过时，我突然看见了汪大维，于是赶紧叫停。
这些巷战工事原本就是临时设置的，此时已经拆得差不多。看见我，汪大维满脸惊奇。得知我打了败仗，他更是不住摇头，满怀叹息同情与不忍，甚至还有些许不以为然，或曰不屑。他放下那些活计，拍拍手带我回家。路上他满脸庆幸，可谓表情放松神态愉悦，跟以前的不问世事相比有天壤之别。我大为惊异，忍不住询问原因，获得的答案是：“张自忠主持北平大局，已跟日军谈妥，他们答应不投弹不进城。上头传来命令，各处巷战工事立即彻底清除，以免日军误解，影响和平。”
“张扒皮果真当了汉奸！”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发觉嘲笑怒骂汉奸能减轻内心的耻辱感。尤其是在昔日的同学跟前。
“主和就是汉奸？报上说七七事变当天下午，秦德纯邀请文化界名流座谈时局，胡适之先生的态度就是强烈主和。这是他的一贯态度。我看也没人骂他是汉奸。中国实力弱，打不过人家，暂时忍气吞声，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
想想南苑到北平这一路的死尸，我没再纠缠和战之争：“我奇怪的是你啊。你不一直主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怎么会来拆除工事？”
“能避开战火，谁不高兴？北平城内居民密集，历朝历代文物众多。战端一开，能有个好儿吗？有人号召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北平，简直是昏话！那不是保卫北平，那是戕害北平！”
“多数人还是痛恨日本主张抗日的。昨天从南苑撤回来，沿途百姓都主动提供茶点劳军。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也恨日本！我也主张抗日！只是不是这样的抗法！不管怎么说，北平是古城，不能成为战场！”
我突然发觉自己很愚蠢，竟然会跟汪大维争论时局。我们的友谊只限于牌桌，只限于麻将。既然话不投机，那就不能再说。在他家住了一夜，省了一宿的房费，次日上午我再度去找组织，办法还是仿效宋国的农夫。
我无比想念婉茹，想念民先队，想念林颖。这是我跟世界的唯一联络。失去他们，我便是断线的风筝。我甚至有点后悔，不该贸然离队。也许应该跟随部队南撤。漫无目的的寻找中，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
“嘿！大英雄！”
声音非常熟悉。转脸一看，却是刘成彩。我无精打采地说：“你他妈的彩头，我打败仗不是因为我不够勇敢，是因为咱武器不如人！别光他妈的讽刺人。”
“老李同学，你别误会。你没看报纸吗？报纸上登了你的照片，你当真成了抗日英雄！我佩服你还来不及，讽刺个啥？”
仔细问问，原来好几份报纸果真都登了我的照片。我支吾道：“什么英雄不英雄，不过是中国人的本分。”
“老李呀，我得承认，过去你们闹学潮，我一直以为你不过是个嘴把式。想不到你还真能打鬼子。这说明咱们国家还真有救。就冲这个，你也当得起英雄二字。”
“别提英雄。秦琼不照样还得卖马！现如今我就是走投无路。你打算怎么办？”
“走投无路？你们共产党会走投无路？”彩头笑着斜视我，满脸友好的鄙夷。
“再说一遍，我不是共产党！天地良心！”
“好好好，你不是共产党！那我跟抗日英雄交个底，我是国民党。反正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代，肯定要国共合作。等打完鬼子，估计也就是国家统一两党统一。好歹同学一场，看在自行车的分上，看在城外鬼子的分上，我也对你说句实话。”
“你打算怎么办？”
“投考军需学校。全面抗战，人人都要尽力。你能从军，我就不能从军？不过我不想当步兵，冲锋陷阵。那不是咱们该干的事情。当军需同样报国，既尽忠又尽孝。”
“怎么讲？”
“别跟我装孙子！你当真不明白，军需油水大？”
“他妈的，你还想发国难财！”
“不是那意思。反正行规就是那样。我不干，别人也得干，那些钱左右省不下。我去干还好些，我多少有些讲究，懂得爱国。自行车还你吧，你大概用得上。我明天就走。咱们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
7．大约是青年人屈死太多，老天有感，因而流泪不止。第三天北平依旧有雨。随着雨滴落下的，还有两场英勇的战事：头一天，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领所部通电抗日，主动向天津之敌发起猛攻；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两千余人，在张庆余、张砚田的带领下通电反正，消灭当地日军大部，并将汉奸殷汝耕拿获。此二人本来都是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的团长，于学忠调入甘肃时，他们已经改编为警察，不便同行。结果他们没有参加兰州事变，却导演了更加轰轰烈烈的通州事变。
我是怀着满腹的悔恨和热情去找婉茹的。历经生死让我突然意识到了美丽的错过与误解。我希望找到从前的感觉，握手时便会有血脉贯通。然而眼前的婉茹，已不是昔日的婉茹。她的表情我无法形容，更无法忘记。就像初春时节刚刚吐露的嫩芽遭遇倒春寒，我立即识趣地关闭心门。巨创之下，只有这样才能自保。
“婉茹，对不起……”
“你如果没做愧对民先队的事，比如投敌当汉奸之类，就不必跟我说对不起。说不着。找我干吗？”
“二十九军已经南撤，我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我也得马上离开北平，离开学界。将来会有人跟你联系。局势变化太快，对你的具体安排还没确定。你等着就好。”
婉茹总是不让我说完。她好像格外害怕我话语的结尾藏有荆轲的匕首。我不再主动开口，希望用沉默调节气氛。确认表情在此间未曾失份，随即努力调动恶毒的情绪，重新构筑信心的堤坝，以便能够挺直身子。
婉茹脸上露出嘲讽的淡笑。这种表情激起的愤恨恼怒，都是切合彼时环境的情绪。我将表情整平拉直，涂抹均匀，一边这样做一边痛恨自己的无耻，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之后，还能这样像没事人似的坦然面对人家。我庆幸雨中的幽暗，它就像一重盔甲，我可以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
责任心还是战胜了自我。婉茹的音调和表情逐渐恢复到同志的水平。她说：“一千七百人的训练团，据说突围回到北平的不到三百。很多我们的人阵亡或者失踪。你能活着回来，嗯，很好。”
“段祺瑞的长孙段长仁，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也一同阵亡。”
“冯洪国阵亡了？你能确定？”
“我亲眼所见呀。”
“唉！他是地下党员。抗日的力量损失太大！”
“冯玉祥的长子，也是共产党？”
“先不说这个。二十九军内部不仅有抗日力量，有民先队和地下党，也有汉奸。赵登禹阵亡，完全是汉奸泄密的结果。这个汉奸，就是给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当翻译的周思靖。”
原来周思靖跟冯洪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奉派给樱井充当翻译。赵登禹撤退之前，跟冯洪国握手告别，嘱咐他立即通报佟麟阁，组织学兵撤退。此时周思靖就在旁边，知道赵登禹的撤退路线。赵登禹一走，他立即回到房间，电话通知日军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卢沟桥事变，就是一木清直挑起的。他掌握了赵登禹的车队将沿着天罗庄方向出南苑北撤的准确时间，随即在中途安排伏兵，以重机枪将长城英雄赵将军狙杀。
赵将军跟岳飞和郑成功一样，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婉茹之所以能掌握这些内情，是因为二十九军的情报处长靖任秋也是地下党员。而在那时，我们都很高兴能找到这些合适的话题。它们就像各自的盔甲，可以遮蔽彼此内心的耻辱与不快。我也很高兴婉茹没提我在报纸上的照片。想来她尚未看到。
谈了不到一小时，婉茹便起身离去。她走出几步之后，我叫了声：“婉茹……”她回过头来，但没有再度走近我。默立片刻，她用手指点点我，也还了我两个字：
“浑蛋！”
我好像听见身体某处有咔吧一声。不是骨骼，就是神经的断裂吧。
第二天如约再去，见到的是余子明。他告诉我不能留在北平。大家都看到了那些报纸，以及我的照片。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不适合留在北平开展活动。但具体该怎么安排，目前尚未确定。得过几天再说。他说：“想不到你仓促从军，还真能成气候。说心里话，真把大刀片儿给我，叫我无论去砍谁，鬼子还是汉奸，我还真未必敢动手。我很佩服你。过去叫你去运动二十九军高层，只是因为你们的家世背景，跟他们有旧，能说上话。想不到能有今天。你是民先队的重要力量，民先队很重视对你的使用。他们正在研究，有一批骨干需要统一安排，过两天就会有结果。”
我羞得几乎要钻进地缝。在那个瞬间，我突然决定，从此脱离民先队，就此遁迹隐形。
“你身上还有钱吗？如果没有，民先队可以资助一些。”
“有钱。军训团月月关饷，走前还给我发了二十块钱的路费。”
“那就先这样吧。且看看张自忠究竟怎么表演。他在天津，三十八师一直按兵不动；他一离开，那里就开始反击。如今他在北平当政，十有八九没好事儿。”
8．宋哲元撤往保定之前，给张自忠留下了两旅人马。一个是石振刚的独立二十七旅，属于一三二师；一个是阮玄武的独立三十九旅，属于三十八师。独立二十七旅就是把我提上永定门的部队。他们曾经在广安门跟鬼子激战，后奉命改编为保安队，但不甘心为敌所用，8月1日夜突围出城，投奔察哈尔省主席、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独立三十九旅有六千精兵，装备两百挺机枪、八门火炮，实力远远超过独立二十七旅，却就地投降，最终被遣散。
张自忠离开天津，三十八师立即在天津打响；张自忠来到北平，独立三十九旅转眼投降。这能说明什么？他主政之后重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秦德纯、门致中、石友三等八位委员开缺，新补的不是汉奸就是亲日派，这又说明什么？
我立即想起当初他访问日本时，报上发表的照片。那上面的他身着西服，剃了光头，留着仁丹胡，完全就是汉奸的打扮。报上说日本人还送了他一个小老婆。他回国时在青岛下船，身旁就有一个身穿和服的年轻女子。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他的女儿张廉云，并非鬼子赠送的小老婆，所以我像北平市面上的任何一位市民、学校中的随便哪一个学生那样，坚信这位张师长，是确定无疑的张邦昌。
其实不必如此废话。冯玉祥不可能承认《何梅协定》，冯治安也不可能留在北平。人选最能说明问题。想到这里，我内心的仇恨终于压倒了羞辱。我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我决定寻机刺杀张自忠。反正以前民先队也有让我行刺的计划。我不能就此脱离民先队，那样我会一辈子都钉在耻辱柱上。
我得承认，那时我对张自忠的仇恨远远超过鬼子。我刺杀他的冲动，也远远强于抗日。之所以如此，当然首推民族大义的因素，但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那时尚未发现，也来不及发现。因为我急于从羞辱的泥潭中站起身来，而不想陷得更深。即便约略知道，也宁可装糊涂。
等了两天，一直没等到余子明的消息。期间张自忠宣布脱离军籍，辞去三十八师师长职务。将军最看重的就是兵权。核心部队他都舍得放弃，看来的确是铁杆儿汉奸。我心里很着急，想尽快见到余子明，报告刺杀张自忠的想法，便主动联络他，以寻求支持。
这多少有点违规。按照约定我只能等待。毕竟此时的情形不同。宋哲元主政时，对学生运动总是关键时刻高抬贵手，枪口抬高一寸，以驱散为主。如今世易时移，民先队当然要小心应对。
然而我实在是等不及。
八月的北平无比闷热。气候如同时局，令人无法透气。上了街，我便觉得情形有些不对，警察明显增加，不知原因。走到和平门附近，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像鸭子那样左右摇摆。原来是段局长。我立即上前打探消息。
认出是我，段局长似乎很紧张，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左右：“我的老天，大英雄，你怎么还没走？”
“北平人这么不厚道，还朝外轰人？”
“火烧眉毛，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告诉你，鬼子明天就要进城，我们已经接到通知，马上着手清除抗日分子！像你这样的，肯定是头一份儿！”
“像我这样的？我是什么样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是共产党，至少也在民先队！反正都是鬼子要对付的！看在你砍过鬼子的分儿上，我给你交个实底。你赶紧走！再晚就来不及了！我们刚刚按照周思靖和潘毓桂提供的详细地址，抄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家。宋哲元住在武衣库，秦德纯住在航空署，佟麟阁住在东四十条，张克侠住在东四七条，一个都没落下，包括少将教官孙麟在白米斜街的私宅！”
“佟麟阁的家你们也抄？”
“兄弟，当这份差事，有啥办法呢？你放心，能提前通知的我都提前通知过，然后再去走的过场。你赶紧走！”
段局长告诉我，为了让警察效忠新政权，张自忠已经决定拨款两万，新任警察局局长、汉奸潘毓桂个人出资一万，用于奖励慰劳长警。这不是没有代价的。等拿到钱，下一步肯定还有脏活累活要干。清除抗日分子，恐怕就在其列。
“你怎么不走？你情愿给鬼子扛活儿？”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汉奸这个字眼，但段局长毫不避讳：“谁愿意当汉奸？我段某人手下也有鬼子的命。警察和保安队，都活埋过不少日本浪人间谍，你哪里知道内情！可我不像你，拍拍屁股就能走。我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拖家带口，我朝哪儿走？甭废话，你赶紧走人！要是明天再见，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总得跟朋友告个别，去旅馆收拾行李呀。”
“行李？行李值多少钱？舍命不舍财？你现在哪儿都别去，直接奔前门车站，买票去天津坐船走。平汉线已经不通车，再晚两天只怕船也不通了。明天鬼子一进城，盘查肯定更严。就你这样上过报纸的，肯定早已挂了号儿，到时候只怕你飞都飞不走！”
逃亡跟打麻将是一个道理。牌好对手也弱，你不妨做大牌；牌好对手强，就不能贪大；牌差对手也弱，那得见好就收；万一不幸，没有好牌只有强劲的对手，则只能尽力避开点炮，想办法输得小点儿。
当时我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
9．段局长出的主意大体不错，但说得太快，亦有口误。到了前门车站，我才知道从这儿走不成，必须去丰台。闲话不说，赶紧经东外城来到丰台，准备搭北宁路的火车。毕竟枪炮已经停歇数日，虽然警察很多，但局面还算平静。出了城，不时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弹坑和残存的血迹，但人马尸体基本未见。天气太热，为避免疫病，这几天慈善会一直在组织掩埋尸体，看来比较成功，有助于侵略者消灭罪证。
慢慢进入伤心之旅。有段路是7月28日曾经走过的。我呆呆地看着两边的青纱帐，似乎期待佟麟阁和赵登禹从里面出来，浑身披挂，不怒自威。果能如此，我完全可以忽略赵登禹有嗜好的毛病，像热爱父亲那样热爱他。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跟随佟麟阁跪地祷告，尽管我那时已经不再相信上帝。
然而我并没有看到他们从青纱帐中出来。没有他们，也没有冯洪国，段长仁，以及陈宝玺。有的是两具遥远的尸体，已被苍蝇掩埋成黑色的坟墓。奇怪的是，我丝毫没闻到臭味儿。似乎那不是两具死尸，只是巨大的蜂房。
我一遍遍地在心中射击刺杀，刺杀射击。可惜，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幻觉，都是耻辱的再现。我闭着眼睛，手使劲攥着黄包车，一个劲地催促车夫加速。进了丰台，鬼子越来越多，车站一带简直是入目皆鬼。我立即感觉腿肚子开始打哆嗦。仿佛背后还插着那把带血的大刀片儿，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还好，鬼子虽多，但并未刁难。我顺利上了火车。
到了天津，警察已经换上黑色制服。这就是沦陷的颜色。好不容易买张到青岛的船票，准备从那里换乘胶济路的火车到济南，沿津浦线南下。到青岛时，上海已经打响。“一·二八”期间，张治中已经指挥第五军配合十九路军在上海跟鬼子干过一仗，这次可谓梅开二度。所不同者，上回只是被动应战，这次则是主动攻击。
下船，离开码头，进入市区。一路上标语不断，还有演说和宣传，抗战的气氛可谓浓厚。然而难民就是难民。再从青岛上了火车，挤得水泄不通，天气闷热，又没有水，车上充满各种各样的狼狈。兵荒马乱，原来竟是这等滋味。有位带着几个孩子的母亲，从天津就与我同路。此时她怀抱的那个婴儿，屁股溃烂不堪，她自己的手也已烂出白骨，令人触目惊心，但又毫无办法。到了济南，好不容易买上车票，却又是敞篷车，没有座位，大家都像沙丁鱼罐头那样前胸贴后背。快出山东时，火车突然停下，不知何故。未知原因的停顿，极大地强化了不适、闷热与焦虑。大家纷纷骂娘。骂着骂着，鬼子的飞机遥遥飞来。
骂娘声立即停下。仿佛谁都担心触怒鬼子，引来杀身之祸。有人警告大家都不要说话，免得叫空中的鬼子听见，惹来炸弹。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就像林间不断快乐弹唱的小鸟突然停止鸣叫，预示着巨大的不祥，而很快这种预想就得以证实。飞机的声音越来越响，婴儿的哭闹越来越亮。那个烂掉屁股的婴儿大概被疼痛所苦，丝毫不懂这些关节，啼声越发激越。母亲无奈，赶紧将他的嘴巴捂住。
知道客车没有威胁，飞机因而飞得很低，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飞行员不时将机身斜过来，简直恨不得下来动手翻检行李。虽然没扔炸弹，但造成的恐慌比炸弹还要厉害。包括我这个经历过战火的人。战争经验对我唯一的帮助，只是我还知道偷眼观察别人，以转移注意，消解恐惧。我看见他们目瞪口呆，张大嘴巴，却发不出声音。
飞机飞走之后，母亲松开手，却发现婴儿已经憋死。
婴儿不哭了，母亲接着哭。
10．好容易挨到徐州，终于可以下车透口气。这里的抗战气氛更加浓厚，车站上一列列的兵车飞驰，耳旁不时响起这首高亢嘹亮的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杀！杀！
这歌声让人心生悔意。或许不该选择脱离部队。我甚至还有点恨这首歌的作者。好像它要是能早点唱响，血腥的南苑之役中我便不会颗粒无收。我绝对不会坐视鬼子在大红门沿线，将之演变成单方面的屠杀。
兵车多，客车自然就少。而难民如同潮涌，再想买张车票，自然会有难度。我在徐州耗了好几天，也没买到去郑州的车票，眼看盘缠将尽。正在此时，忽然听说张自忠要乘车去南京，将途经徐州。
消息来源于报纸。没办法，全国上下都盯着张自忠。逃亡途中看不到报纸，但一群学生在车站附近的议论正好被我听见。说是张自忠在北平没干几天，便被日本鬼子一脚踢开，他只得化装潜逃，准备去南京领罪。消息传开，买不到票的学生们顿时激奋。这个表示要扇汉奸的耳光，那个说要食肉寝皮。还有人声称愿亲自将他押往南京，面呈委座处理。反正无论如何，总得将他拦下，先羞辱一番再说。
从山东去南京，只能走津浦线。凡是济南方向南下的火车经停徐州，都得检查。有个学生说：“张自忠是汉奸不错，可长什么样，咱毕竟不认识啊。”另外一个道：“我在天津，见过他访问日本时报上发表的照片。可惜那上面穿着西服留着仁丹胡，现在肯定不是这样。再说报纸也没随身带着。”
这问题好办。所有旅长以上将领的像，南苑营房内都有，包括张扒皮的。再说固安劳军时，我还曾近距离地亲眼见过。我脱口而出道：“这个好办，我认识。他就是化成灰，也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真的？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年初参加二十九军的军士训练团，南苑之役被打散了。他的相片，营房内都挂着。”
学生立即众星捧月般将我围在中心。这不仅因为我既是学生又在南苑经历过战火，更关键的是，有人认出了我。也就是说，他曾经看过报纸上的照片和报道。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它像米酒一般甜蜜且令人陶醉。在陌生的徐州，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这种感觉越美好，我对张自忠的愤恨就越强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我对张自忠越愤恨，内心的感觉就越发美好。我决定加入学生的行动，拦截汉奸。该决定自然而然地让我这个外来户，一跃成为义愤学生们的首领。
又一列客车经徐州南下。从车次判断，张自忠十有八九就在其中。因此火车尚未进站，我们已经打出标语横幅。火车停稳之后，我领着大家直奔头等车厢，边走边高呼口号：
“声讨汉奸张自忠！”
“大汉奸，张扒皮！”
按照张自忠的身份，肯定会坐头等车厢。然而那边有士兵守卫，无法进出。见此情景，大家兵分两路，一路阻挡火车，一路在车厢前面提高嗓门，要求汉奸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正在此时，秦德纯出现在车厢门口，冲大家一抱拳：
“各位先生，感谢大家的爱国热忱！你们痛恨汉奸，德纯同样痛恨！只不过张自忠并不在车上。德纯有紧急军务，要赶往南京面见蒋委员长，请诸位放行！”
我们当然不干。秦德纯随即让我们派四个代表，上车搜查。毫无疑问，我得带队。可上去依次检查，的确没发现张自忠的影子。没办法，那就只能放行。
后来才知道张自忠在车上。只不过秦德纯预先已采取防备措施，让张自忠身穿便衣，跟随从一起挤在三等车厢里，侥幸逃过此劫。
几经辗转，我终于回到已无父母的老家信阳。信阳不只是我的故乡，也是那个人故事的起点。那个人就是日本医生饭沼猛，中国名字范昭孟。后来我们都叫他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