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女骑手到古建守护者
文◎ 丁品
1967年，文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我和北大附中（在读高一）的一批同学，报名去了内蒙古锡盟东珠乌沁旗胡热图淖尔公社三队插队。
敢驯烈马的北京姑娘
当地草原都是游牧，牧民很朴实。我们住蒙古包，生活很艰苦。但我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羊，后来还包羊群放牧。白天放羊，晚上下夜看羊。夏天草原上的蚊群特别厉害，叮得羊群直跑，牧人要不断拦住羊群，不让其乱跑。因此，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除了牧羊，还四处去找牛羊粪，捡回去做燃料。平日，除了放羊，还要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洗羊（消毒杀灭寄生虫），秋天打草、擀羊毛毡（做蒙古包围墙、铺地用）。我还学会了宰羊、赶牛车、搓马鬃绳、做皮衣等手艺。不仅能在草原上骑马飞奔，还学会了驯马。
冬季雪大就要转场到有草的地方，骑马赶畜群长途跋涉，甚至要远走数百公里到吉林的大山里，气温有时降至零下20～30摄氏度，冷得出奇。蒙古包中间生一个炉子，烤火时胸前暖和，但背后仍很冷；夜里睡觉用皮德勒（冬日穿的皮袍）裹身，上面再盖皮被蒙住脑袋，或者戴着皮帽睡觉，哈气在头发、被头或帽檐处结一圈冰霜。
1967年，刚到内蒙古的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大雪灾，我住一户牧民家，因搬家速度稍慢而脱离了东迁的大队人马，以致几乎与外界隔绝，羊群陷在雪中，冻死不少。开始时我一只一只往回抱，但羊草不够，眼看着羊活活饿死，非常痛心难过。后来几乎断粮，只能宰杀快死的弱羊吃。天寒地冻，化雪水喝，没有可能洗衣洗澡，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无奈，夜里只能将长满虱子的衬衣晾到蒙古包外去冻，白天再拿回来将冻在一起的虱子和虱子仔用手指甲挤死。那年我脸被冻而浑然不觉，感觉面部发麻好像涂了蜡，因为没经验用手挠了，待解冻后脸上流脓流血，好在年轻好得快，没有留下伤疤。
在这些活计中，驯马最具挑战，危险性最大。有一次驯马，我驯的那匹三岁小烈马，脚踩进春天解冻的软土坑而马失前蹄，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马蹄尥在我的右眼眶上，一阵麻木。我虽感觉异样，但死抓住缰绳不放，不能让它跑掉（跑掉就基本驯不过来了）。当拴好那匹马后我才发现右眼沉重得睁不开，血流从如注。同蒙古包知青叫来正好从附近路过的赤脚医生，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第二天，我自己骑马去30里外的大队卫生站换药。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了，但落下一块永久性伤疤作纪念。总之，那些当地男人干的活，我作为一个女知青基本都能干。
我很快和牧民打成一片，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牧民们选我担任新成立的小学老师，教小孩子们念书。我从北京背回各种中小学课本和读物，骑马走牧户宣传，让牧民送孩子上学。开学了，我从语文、算术教到音乐、体育，不仅教汉语还在蒙古老师不在的时候代教蒙古语，课后还要给孩子们挑水吃，大师傅生病时还要代为做饭，生活很艰苦，但教学和生活的内容很丰富，我很快乐。
1974年，北京在草原招考大学生时，我因有教书和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中，我的成绩好，甚至有的科目拿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投身古建保护，向“修旧如旧”的设计观念转变
1981年，我从轻工业部设计院调到国家文物局资料研究室工作，参加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是实测山海关长城和对关城倒塌城墙进行勘测与修复设计。在罗哲文、傅连兴等古建筑老前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第一次古城墙修复的宝贵经验。
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做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当年参与保护修复十三陵昭陵的陵恩门修复设计。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木结构古建修复设计项目。古建室主任祁英涛是该项目负责人，他高度重视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为清楚了解陵恩门的历史，他让我去国家历史档案馆详细调查明清皇家档案。虽然明代档案不存，但在清代皇家奏销档中有很详细的工程更换构件的记录。例如，哪个部位的部件拆下何种木料，更换为何种木料，规格尺寸、用工用银等都一一记录在案。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去档案馆，埋头翻阅堆积如山的皇家档案，通过三个月的查询，终于从中了解到乾隆年间几次大修十三陵，将原来明代建筑遗址中部分金丝楠木换走用于清宫建设，还将明代建的五间陵恩门由大改小，变成清式三间硬山房等。祁工对我们查到的档案很满意，并要求我们再去现存明代长陵的陵恩门进行实地测绘。
祁工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业界资深老前辈，他有40余年的古建修复实践经验，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总是亲临古建筑现场，亲自参加和指导我们测绘、记录、保护维修设计与施工指导，并与丰富经验的古建筑工匠师傅反复讨论方案、研究工法，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里，我经常跑工地，与从故宫来的承担施工项目的老木匠师傅戴季秋等人，切磋建筑构造和构件制作工艺等，我从戴师傅那里也学到很多知识。有一次，戴师傅提出我计算的角梁长度不正确，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现场画出1:1的构件平、立面大样图后，终于明白，我只考虑了角梁在图纸上的平面二维尺寸，而没考虑它在实际位置上的立体关系，欠缺了第三维方向考虑，尺寸显然出现了错误。实践出真知，我深感自己在古建筑行业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学起。
修复陵恩门是我从现代建筑设计观念，向古建修复设计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修复工作，我深感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博大精深，其木结构采用榫构连接的巧妙构造，却能抵御强大的地震力，在唐山、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出现过“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实例，实践证明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国木构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深深影响着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国古建筑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信息，其中的趣味无穷。但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懂规矩、知传统、有经验，曾为保护修复古建呕心沥血的高工和老匠师多已辞世，古建维修队伍已然后继乏人！
2006年，在山西平顺大云院工地
1979年，返回草原，探望阿妈阿嘎（大姐）
布达拉宫是我国西藏高原上的建筑奇迹，是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建筑群。
1985年，我随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赴拉萨做布达拉宫现状调研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进藏。到拉萨后我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头疼气短，胸闷，脚底像踩了棉花，后来在宾馆竟倒地昏厥了几秒钟。好在第二天逐渐恢复，很快投入了工作。
我随罗老对布达拉宫建筑进行全面调查，上至屋面金顶，下到漆黑的地垄（基础），对每一角落都进行了仔细勘察、简易绘图，发现很多地方存在严重残损和险情。根据调查情况，我负责撰写调查报告的技术部分。后经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政府统筹考虑，批准对布达拉宫实施抢险维修工程。1989年至1994年，国家拨专款和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对布达拉宫建筑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保护与抢险维修工程，为期五年。
1998年，全国遭受洪涝灾害，拉萨连降暴雨，降雨量超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布宫墙体受潮严重，出现局部坍塌。国家文物局紧急组织赴现场调查，由于我对布达拉宫情况较熟悉，被指派立即奔赴拉萨工作。经实地调查发现数十处险情，如布达拉宫阿嘎土平屋顶普遍漏雨，局部墙体和边坡石砌体松动、开裂、出现变形坍塌等，严重威胁到布达拉宫的安全。在现场，我与布达拉宫管理处的领导、灯香师（僧人）们共同连续工作20天，走遍各个险情角落、夹道暗层，检查测量、摄影记录。是共同一致保护遗产的责任心和愿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圆满完成了灾情的调查任务。我们夜以继日一起工作的经历和相互了解，使布达拉宫第一次接受了由一个女同志主持爬高下低勘察，担当殿堂、僧舍修理技术负责人的事实，灯香师们誉我为“布达拉宫保护女神”。
2002年，布达拉宫第二期保护维修工程方案，经过数年调研、勘测、论证后开始付诸实施。本次工程任务依然是以排除险情和现状加固维修为主，既要不改变建筑原状，又要使其“恢复健康、益寿延年”。工程措施主要针对布达拉宫问题最大的屋顶和基础两部分。其中对坐落于红山之上布达拉宫基础墙的加固措施，采用灌浆技术修补裂缝。施工中标的北京某古建公司，不懂灌浆加固的工艺技术和操作工艺，也没有聘请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而主观按照喷刷墙面的方式错误操作，不仅未能修补裂缝，还把基础石墙喷涂成了“大花脸”，产生了恶劣影响。为此，该公司被有关部门责令停工整顿。为此，我反复补充设计技术交底，并坚持请北京东阳建筑加固技术公司的专业队伍实施。为了让公众对加固技术有所了解，实施前我们进行了两处现场实验。一处选择布达拉宫山下一处贵族宅第开裂老墙进行灌浆修复试验；在另一处现场，我请来布达拉宫一位老瓦匠亲自按传统方式砌筑了一面石墙垛，对墙垛预留的缝隙进行灌浆。通过试验，我们成功解决了灌浆材料的配比、灌浆实施的操作工艺，明确了质量保证的要求和检验的标准。现场观摩的当地领导、技术人员、工匠和群众，还通过提问方式和我们讨论、沟通，达成了共识，缓解了由于前期错误施工所造成的、对我们设计方案的种种疑虑。
此后，为了慎重推广灌浆加固技术，确保施工质量，北京东阳建筑加固技术公司在工地现场依然坚持先行试验，待所有问题顺利解决后才开始推广实施，从而顺利解决了灌浆技术难题。同样，在布达拉宫传统阿嘎土屋面进行提高防水性能的改性实验中，我们也坚持实验室试验、现场试验、专家评审、不断改进完善等步骤，直到取得成功经验，获得广泛认同后，才扩大范围实施。这样做的效果比较好，得到广泛认可和好评。后来，专业技术队伍还在工程中，对有意学习技术的小工们进行了业务培训，普及技术知识。并通过传帮带，为布达拉宫培养了一支能够在平时负责小修保养工程的施工技术队伍。后来，这支队伍常年活跃在布达拉宫各建筑和院落小修工程中，这是一份更加可圈可点的附加成果。
在布达拉宫施工现场
天安门大修，保留历史信息
我两次参与天安门大修工程。第一次是1998年，为国庆五十周年，提前对天安门城楼和城台进行检查和安全评估。我负责现状勘察评估和维修设计，对城楼大木梁架、山花、装修和建于明代的砖砌城台进行全面调研、检测。先后发现城楼后檐柱柱根、山花板糟朽和城台的渗漏水、墙面局部空鼓等问题。
天安门城楼曾于1970年重建，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工程，建筑质量非常好。但始终没有找到当时的设计资料。为了掌握详细的建筑情况，经走访、咨询当年参加重建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了解到设计图纸存放在西山国家档案库。我和天安门管理处领导终于在国家档案库查阅并复印了全部当年城楼复建的设计和竣工资料，为后续开展的各项维修工程找到了第一手完整资料。
当年，国家花巨资从非洲进口了优质的大木料，修复了天安门城楼。修复工程正值“文革”中，设计将黄琉璃瓦屋檐的皇家专用龙纹雕饰（勾头、滴水龙雕饰），改成了葵花雕饰，象征“葵花向阳、人民心向党”。在对城楼屋顶维修中，有些专家希望按照明清官式建筑形制，恢复和故宫宫殿同样的龙雕饰瓦檐。但我和一些专家坚持保留文化大革命历史事件真实的信息载体，最终得到支持，保留了葵花图案雕饰，保留了“文革”的历史印记。
2003年天安门城台大修，对1970年为加强城台防水而浇筑的混凝土厚板进行了拆除，恢复了原青砖铺装的传统做法。由于混凝土厚板与原来明代的砖砌城台膨胀系数不同，产生不均匀横向变形而出现裂隙，不仅未能提高防水效果，反而出现了查找不出来的渗水裂隙。城台向下渗水一直很严重，我们一时苦于找不到渗水点和治理办法。
厚重的混凝土加层被故宫瓦作老师傅比喻为“绝户活儿”，不可救药。恢复传统城台做法以后，现在经过了十余年时间考验，证明修复效果较好。让我们更加相信，在古建筑修复工程中，沿用成熟的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正是最可靠的做法。
古建筑保护维修工程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而保护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保留原物、原构件、原装饰、原材料、原工艺和原特色，尽可能保护真东西，不造假古董。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把这些原则落实到设计实施的工程方案中，是要与现场施工相结合，落实到每一位工人师傅手里，才可能达到目标。为此，我经常到工地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绝不含糊。
在故宫太和殿屋顶施工现场
故宫维修，不必搞“金碧辉煌”
2002年，故宫大修，我承担中和殿区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测设计任务。当时有人提出大修要“再现乾隆盛世”，即把故宫搞成所谓“金碧辉煌”的古建群。我和很多专家坚决反对，提出要坚持文物修缮一贯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但故宫还是修成了“焕然一新”，使参观的群众都感觉把故宫宫殿修得像仿古建筑，甚至造成国内对古建筑维修方法认识的混乱。例如曲阜古建筑维修时提出重新彩绘，并向专家质疑“为什么故宫可以重新彩绘而我们不可以？”面对此乱象，有老专家痛心地说：“这都是钱多惹的祸（大修工程要投入巨额资金）！”
这一情况还引起了国际遗产保护专业组织的关注，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的国际研讨会，讨论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如何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后来会议形成的北京文件，也再次强调遗产真实性保存和最少干预做法，明确提出“应当将材料、构件和彩绘表面的替换或更新降至合理的最小程度，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住历史原物”。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针对故宫古建筑的保护维修，明确指示不搞大规模维修，要按照规律正常维修。维修与研究相结合，以“传承”“理解”为核心，通过测绘调查、检测分析、档案梳理，将建筑的价值研究清楚，力求在维修中最大化地保存遗产价值。坚持平时的小修保养，维护古建筑的“健康”常态。现在故宫对古建筑保护的做法，正在成为全国遗产保护的示范和表率。
2003年，在河北新城开善寺大殿工地，与罗哲文先生交谈
力倡保护古民居，担任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专家组组长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重视保护古民居。老一辈古建专家如罗哲文等，生前曾为此奔走呼号。像北京古城和四合院，保护方面问题很多。特别是搞大拆大建，破坏了古城风貌，拆了不少具有很高历史、科学、文化和美学价值的四合院，实在可惜。多年前，有人提出恢复圆明园原貌，我和很多老专家都反对，那样搞出来的东西只能是假文物，不伦不类，贻笑大方。
又如，山西南部古建筑（包括大量的民居）极其丰富，据统计，中国70%的早期木构建筑（指元代和元代以前的建筑）在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的摇篮。但损毁情况也非常严重。须知，正因为古人设计的高水平、施工的高质量，才能在千百年风雨地震中屹立不倒，才能保存至今，成为仅存的历史证据。如果这些珍贵的古建筑残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岂不是历史罪人？专家的强烈呼吁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自十一五期间就把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项目，正式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之列。由于山西南部早期建筑的珍稀性、重要性，维修工程自始至终特别注意把真实保护、最少干预、最多保存历史信息作为目标，牢牢把握。通过各级政府的严格管理，设计、施工、监理团队的认真实行和专家团队的及时监督和指导，自2008年开工至今8年，抢救保护了105处早期建筑，大大缓解了险情，有效保存了这批珍贵的早期建筑遗存。
现在网站和网友也很活跃，如“六椽栿”“爱塔传奇”等，都十分关注山西省内古建筑的保护情况，经常举报、投诉不利于保护的行为和事情。这充分反映了公众对古建筑遗产的深深热爱，对保护工作的期待与监督，是非常积极的正能量。但古建筑保护维修也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懂得文物保护原则理念、具有保护技术和传统经验的有资质人才，按照严格程序去实施。现在国家和民间手里有钱了，热衷古建艺术的人多了，维修投入大了，如何去做、如何做好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保护理论理念仍有待提升，古建维修技术队伍人才缺乏、专业力量薄弱的问题有待解决，专业队伍培训、各级领导以及公众相关保护知识的普及都应该跟上。我在工作中也应多宣传古建筑保护观念，多介绍保护技术知识，使人们认识到，应该注重平日的保养和维护，可以花钱少、效果好，让古建寿命延长。在维修工程中要尽多保存、尽少更换，质量优先，不要赶工省料；尤其需要避免大拆大建，搞假古董。
所以，在各单位培训五大员之时，我也要在古建筑保护行业中，担负起古建保护研究员、宣传员、保护工程技术员、工程质量检查员、保护方案评审员的职责，为遗产保护事业发挥余热。
（编辑·宋国强）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