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老疙瘩峰，跟老婆才说了几句，有电话打进来，看号码是个生号。挂了老婆的电话拨过去，对方介绍姓功，叫功全泰，问我《一根烟》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他读了几遍，流泪了。他说我在想，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我说你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他说我相信有。
《一根烟》写于2004年，是我一次下乡遇到的事，那时我还是记者：
那是我在一个叫上庄的村子里。走在这片土地上，焦黄的土地裸露着，没有一丝的绿意。抓一把黄土起来，沙漠里的沙子一般。
但和我曾经生活过的村子一样，慈眉善目的山形地貌、绫罗绸缎似的晚霞、爬山而过的炊烟、徘徊于山口的夕阳、粗犷而缠绵的谣曲，以及村子里狗吠、鸡鸣、羊咩、牛哞……让我有了一种久违了的激动。吃过他们特意安排的饭之后，我们都聚在院子里闲谝，熔金的黄昏苫盖在我们的身上，像麦草苫盖在小鸟的身上。
虽然贫困，但却因为淳朴而让我有些艳羡。
我掏出烟来，一根一根散过去。烟不是什么好烟，在城里是工薪阶层抽的普通烟。但在这个村子里的人看来，当然是上好的烟了。他们接过烟，都习惯性地拿到鼻子上闻闻，然后点着悠长地吸上一口缓缓地吐出来。就是这吸烟的姿势在我看来，也是十分的惬意。
然而，那个叫朱光耀的，他双手接过烟，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架在了耳朵上。我以为他没有带火，便掏出火机来给他点烟，他忙摇摇头，又摇摇头。
我忽然间对他产生了一种厌烦，颇有些看不起他。因为我想他可能不抽烟。然而，他却把烟接了过去。他的这一举动让我想起了经常遇到的一些人，尽管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然而他们还都以占便宜的心态据为己有，仿佛不如此，自己就吃了什么亏似的。我们都抽着烟，可朱光耀就那样靠着墙站着，我们一根烟即将抽完的时候，他溜出门去，走了。
我看看身旁的老朱说他不抽烟?老朱看看我说抽，咋不抽，这个村子里男人哪个不抽烟?日子好了抽，日子难了抽，庄稼成了抽，跌了年成也抽，连女人也抽啊!
我说那他……
老朱显然是看出我的心思来，就笑笑说这个娃是个孝子，他拿回去孝敬他娘了。他有一个老娘，老娘没吃过的东西他是从来不吃的，老娘吃过了他才吃，这南北二川的人都知道，你给的这根烟他当然不抽了，因为他娘还没有抽过。他娘抽了一辈子烟。
我被震惊了……
老朱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来说，这事看上去是件小事，其实大着哩。
我点点头。
老朱又说你说如果是小事，人人都能做到。可这事谁又做到了呢?你说，这事谁能经常做得到呢?
“孔融让梨”“陆绩怀橘”都是典型的例子，或许是因为其先入为主的教育意识，却远远不如这件事带给我的震撼大。一根烟或许已经化作烟雾尘灰了，然而，它带给我的东西却今生也不会消失。
第二天，当我要离开这里，爬上那个野鸡岭的鸡冠子山的时候，我回头看看那个村子，看看那个村子里东歪西斜的屋子，我牢牢记住了朱光耀这个名字，牢牢记住了上庄这个名字。
发表后许多报刊、年选都选过，可已经过去七八年了，他怎么才读到呢？老功说他是从一本旧书上读到的。他说他文化不高，不知道书的好坏，现在有些书写得不咋样，吹得够玄乎厉害的，买回来一读全不是那回事，因此他买书常去旧书摊上，买那些挼得很旧的书，挼得越旧就说明这书读的人多，读的人多肯定错不了。他说他找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打了五十八个电话，才找到我的手机号码，可打了好多次，都不在服务区。我说我在上庄扶贫，上庄只有山顶才有信号。他说你就在上庄？朱光耀还在村子上吗？我说这个上庄不是那个上庄。他停顿一下说那文章你是胡编乱造的？嘿嘿一笑又说我没多少文化，用词不当，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经常胡编乱造，这些年我见多了，有人写过我，胡吹冒料的，把我写得跟神仙一样，像我天生就是个挣钱的人。我说在中国，叫上庄的村子成千上万，不信你上网查查。他说如果那事是真的，我想见见这个朱光耀，你们现在还联系吗？我说过去了七八年，好久不联系了，那时间他没有手机。他呃了一声，我说你真想见他，十一放假我陪你去找他。他说那最好，找到这个人，我会给你报酬。
老村长和汪惠梅也上老疙瘩峰来了。自汪惠梅来后，老疙瘩峰又多了个打电话的人，比我和老村长跑得都勤。
挡山上总是有风，老疙瘩峰的风更冷硬些，他们打过电话过来，我们站在背风的一面。老村长双手叉腰，眯着眼睛说：“这边是唐王庄，隔着一道岭，却是两个县，苏联变修那些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我是大队长，挖地道选的是挡山。唐王庄的大队也选择在挡山挖地道。我跟唐王庄的大队长商量，干脆把挡山挖通，既当地道，又能通行。结果出了件怪事，挖了三天地道一个晚上消失了，整个挡山跟没挖过一样，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你说怪不怪？”汪惠梅瞪大眼睛看着老村长，她现在已是风声鹤唳杯弓蛇影了，我忙说：“那是山坡整体滑坡了。”“一个村几十个壮劳力挖了三天，就是滑坡，难道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山坡上草皮都新新的。”老村长说，“有些事怪着哩，那年海原大地震，山走了，马家梁子走上几公里，多少村庄让埋了，有一个村庄一百多号人都聚在窑里看戏，结果塌下来全捂了麻雀，一个没活，多少年过去了，经过那庄子，还听到里面锣鼓梆子唢呐二胡人吼马嘶地唱大戏哩。”汪惠梅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我说：“那都是传说。”老村长说：“我也不信，可有一回经过那庄子就是听到了。”我说：“那是幻听，有些声音是从你的臆想中来的。”老村长说：“咱这里怪事多哩，你看那道壕，叫野狐壕，大正午你要经过就是迷路哩。”汪惠梅脸色苍白如纸，我戳了老村长一下，笑着说：“你别有意吓汪老师……”老村长回过头来，嘿嘿一笑说：“汪老师，没啥害怕的，都是传说，说一说提提神……现在孤寡得连个贼娃子都不来了。”说完老村长忙呸了几口，就像看到什么了。这是上庄人的习俗，说了不吉利的话怕应验了，就会呸几口表示悔过挽救。老村长说：“前些年说有条路想从这里通过，就让挡山挡住了。那时候年轻，有点二劲，你说这山蟒壮得，能挖通？就说能挖通，啥测量仪器都没有，从两头挖就能投上？你说年轻时二不二？”
然而，就在这夜，梁家寨老梁操心（喂养）的三十多只羊被贼偷了。我捎老村长赶往梁家寨时，老村长说：“你说我这嘴毒不毒，说贼贼就来了，连夜都不过。”又呸呸呸吐了几口唾沫。
梁家寨我已去过，村庄背倚挡山，左右有两道对称的山岭，像是挡山伸出来的两只胳膊，前面有一条沟。中间是一个盆地，平坦如砥。左边山岭顶上有一寨子，寨墙高而厚，有古城的气势，比较完整，明朝的史志上就有记载，说宋朝时这里就驻兵。
进梁家寨要翻越村庄前面的沟。沟壁上有一群羊，羊群不大。沟里的草要比山坡上厚，羊吃得很稳。我拍了照片，却不见放羊人，吼了几声，声音顺着沟穿行，羊们抬起头看看我，咩咩咩地叫了几声，又专心吃草了。我坐在沟坡上，看到不远处升起袅袅青烟，知道有人隐在那里吃烟。走下去，看到老梁蹴在一个土坎下冒烟。我忽然明白自己吓着老梁了。封山禁牧羊是不准出山的，只要在山野发现羊那是要没收还要罚款的，我是干部。我叫了声老梁，老梁站起来，尴尬地笑着说：“羊跟人一样，圈得久了也憋闷得慌，赶出来散散心，就像你们城里人散步一样，这就赶回去。”我递给他一根烟说：“那就让多散心会儿吧。”他看看我说：“其实这沟里的草不吃也恢复不了个啥生态，一场过雨，水把底下掏空了，崖壁就塌了。”我点点头，说：“上庄像你有这么一群羊的人家不多了。”他说：“年前我看日历，知道今年汉民过年跟回民过节凑到一达里（一起）了，就把这些年攒下点钱拿出来买了三十来只羊，过年时牛羊价格定会大涨，到时卖了给二孙子拉扯媳妇。”他笑笑说：“跟押宝一样，这一宝押着了，离过年还有两三个月哩，羊的价钱已经涨起来了。”我说：“这群羊能卖多少钱？”老梁说：“卖五六万把握哩。”
登上古寨墙，老梁指点江山：“东边这道梁叫大龙山，西边这道梁叫小龙山，前边这条沟叫长虫沟，长虫就是蛇，蛇在属相里叫小龙。挡山我们梁家寨叫蟒蛇岭，突兀出来那岗子叫卧龙岗，沟口左右两座小山，像不像守将门神？你看我们梁家寨风水好不，就是一座皇城，以前来喇嘛看过，说这里有帝王之气哩。”我点点头，“唉，那年兴修水利，大龙山那边建了个水库，炸掉了半面山，说把龙脉炸断了么。”老梁有些激动，“以前我们梁家寨名气可大得很，我们梁家在这方圆是大户，人也硬扎心气齐，民国二十几年，世道乱得麻一样，这方圆就起了匪，东一山西一沟的，那时间这长虫沟还有水，土地年种年收，家户殷实，土匪都打过我们梁家寨的主意，硬给我们梁家人打了回去，没那股占上便宜。那时间主事的是我爷，我爷是个厉害人，一条毡蘸过水往身上一披，头戴一顶毡帽，往城头上一站，提着筒枪跟土匪干，打退土匪，回来一抖，毡上子弹头、铁砂、铁珠子抖了半瓦盆。解放后，运动一茬拉一茬，‘文化大革命’那么紧张，我们梁家寨都没受冲撞。有一年公社那革委会主任来驻队，不知道我们梁家寨水有多深，派了二十几个民兵，全副武装要押我爷，民兵一入沟口，大钟一响，我们把沟口封了。那主任说你要造反，我爷说反不反的你心里明白，老佛爷没动过我，国民党没动过我，土匪没抢过我，你想押我就押？谁不知道你爹是个啥东西，当土匪把人祸害够了，看革命快胜利了，见风使舵，投靠了政府。僵住了，事闹大了，县上来了人，到了我家一看，我家祖宗牌位上供的是毛主席像，还有红军留下的字条。这谁还敢讲啥，都灰溜溜走了。”
盆地有上千亩大，只有片碧绿，反倒像军黄的衣服上打了几块绿色的补丁。“这川道（盆地）可是天心地胆，寸土寸金，再旱的年景也是有收成的，以前种地为争二指宽点地埂出过人命，现在都撂荒了，没人了，咱梁家寨是上庄最大的一座自然村，六十四户人家，现在就十二户有人。”老梁颇有些伤感。他剥开一个玉米棒子掐掐，说：“还吃不成。”
我和老村长进了窑洞，老梁包着头睡在炕上，人蜷成一个疙瘩，一抽一搐地痉挛。老梁勉强坐起来扑闪着一双眼睛不说话。老伴声音沙哑，是大放悲声哭过了，“咯儿”“咯儿”地打着哭嗝。
老梁下了炕，佝偻着腰带我们来到羊圈，羊圈空空荡荡，院里蹦蹦车辗压的辙印还很鲜明，老梁说：“把蹦蹦车开进院里，就像从自家院里拉羊一样。”
我说：“狗呢？你不是喂着两只狗，好凶的。”
老梁指了一下墙旮旯，说：“都让给麻翻了，狗日的麻药下得太重了，到这阵麻药没过，狗还不会张嘴。”
两只狗卧在墙旮旯，嘴前放着瓦盆，盛着食，却不吃，目光呆滞，全然失去那天我来时的凛凛威风。我蹲下去摸摸它们。
老村长说：“就是狗不麻翻，一个老汉老婆子能咋样，叫起来没人嘛，顶上劲了，还不失人命？没失人命就万幸了。”
“把门从外面扣了，”老梁踢着几个过滤嘴烟蒂，“你看，狗日还蹴在院里消停地抽了几根烟，有说有笑的，哪有这么做贼的，这分明是给抢了嘛。”
老村长说：“土匪来了都占不上便宜的梁家寨都遭贼抢了。”
我说：“报案没？”
老梁说：“梁虎媳妇回来坐月子，带着手机，到山顶给报了。”
直到中午两个警察才骑着摩托车来了，灰头土脸的。我给他们一人点了一根烟，说：“早晨报的案，咋这时才到，来早一点说不定能追上。”大胖子警察打量我几眼说：“说得轻松的，我们三更就出警了，从李铺子村赶来的。”问了情况，记录了一下又匆忙要赶往张台山。我说：“这么急？”另一个警察说：“张台山出了车祸，两死一伤，到山顶上了接到的电话，你说急不急？”大胖子警察说：“镇上地盘大，上万平方公里，几十公里的省道日常治安运行也归镇上管理。”另一个警察看看我说：“你是干啥的？”老村长说：“干部，省上的。”大胖子警察递过一根烟说：“没办法嘛，一共八个人，一个所长，两个副所长，一个户籍警，真正能跑的就四个，镇上正在搞环境整治，拆迁清障，一个跟着镇长去了，今儿又是镇上的大集，乱大集，乱大集，一个留在集市上值班。”另一个警察笑笑说：“有一回来了大领导，让在路口上站岗，我们几个人就骑着摩托车，这个路口站到领导车队过去，骑上摩托往下个路口赶，一截一截地换岗，领导车开得又快，跑得揣鞋拾帽子的。”我说：“就不能再增添些协警？”大胖子警察说：“没钱嘛，以前也雇过联防队员，可是工资太低养不住人，上面呢又说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剩下些老汉、女人、娃娃，能出啥事，就把雇的人裁减了。黄岗子去年探出煤了，就更麻达了，挖了个乱三分，农民回来守着地要钱，天天事不断，研究说是给配些协警，可上面还没批下来。”我说：“这案有没有希望破？”大胖子警察说：“难，咱这草鞋镇人称旱码头，牛羊市场天天都是集，每日拉羊的南来北往的，估计半晚上就上路了，开着蹦蹦车偷羊，那都是老贼了。”另一警察说：“没办法，现在人都进城打工了，村庄子上人稀少了，都是些老人娃娃，抗不住贼了，这现状我们也知道，只能靠自己好好防犯了。”
回到上庄，老村长在高音喇叭上一遍遍“紧急通知”：家家户户晚上把牛羊赶到自己睡的窑里，顶好门，拴好狗，夜里警醒点，遇事敲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