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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王梦鸥是厦大的教授，而我的父母亲郑道传、陈兆璋都是他的学生。1949年之后，王梦鸥去了台湾，而父母亲则先后留在厦大任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师生失联近半个世纪，终于恢复联系，王梦鸥的信函全文如下。

道传兆璋伉俪：来诗温润不啻三读，尤以远蒙眷顾深，老怀感激无量。老境多病痛，视力锐减，以近于盲，握管叙心，有言难尽！

今有请者旧作《燕市风沙录》前本（正中书局出版），约在一九四四年，厦大数位同学曾用以演出，此间剧团有意重排，多处搜索，终无所得，不知厦大图书馆当有庋藏否？敬请就近一查，来函请寄台北市木栅一支邮局341信箱。

顺祝 春禧

梦鸥时年九十 1996.2.10

关于王梦鸥其人，容我细说如下。王梦鸥，1907年生于福建长乐，19391945年任教厦门大学，兼任萨本栋校长的秘书。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37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机电工程学家、福建闽侯人萨本栋先生为私立改国立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然而隔天竟是震惊中华的“七七”事变，萨君迎着烽火走马上任，并把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竭尽全力想把厦大打造成“南方的清华”。抗战八年，这所伤筋动骨后近乎支离破碎的学校被他操办成南中国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创造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教育抗战”的传奇。“本栋精神”不但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更成为厦门大学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这一切不仅是萨本栋的人格魅力、能量和才华的卓越展示，也离不开厦大人艰苦卓绝的奋进斗志，同时还与一位精心辅佐萨校长的秘书有关，他就是王梦鸥。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在萨本栋的光环里，他被忽略了，甚至被淡忘了。拂去历史的沙尘，其实王梦鸥先生出众的才能、横溢的才华、兢兢业业的人品以及他不朽的抗日剧作，也是“本栋精神”的重要构成，非常值得厦大人回眸探究并引以为傲的。后来，萨本栋调离厦大任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又请他去当秘书。关于王梦鸥先生在厦门大学的作为，留下的文字和史料极少，幸好有郑朝宗先生1983年写的短章《怀王梦鸥先生》（收入厦大出版社1988年版《海滨感旧集》），为他留下生动的白描：“一个白面书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教书之外还会导演话剧，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福州才子”，“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敬事萨本栋校长”；“他确实是个博学多能、天分极高的人，他没念过大学，但笔下功夫要比一般中文系毕业的人高出几倍，文言白话全都拿手，难怪萨本栋十分器重他。他心灵手敏，不仅工书善画，写得一笔娟秀的赵体字，而且擅长工艺美术，学生演话剧，舞台设计的模型往往由他一手包办。但他一心向往的大业别有所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纳粹匪军败如山倒，东方的日寇也正在垂死挣扎，眼看抗战胜利的日子快要来临了。他忽发奇想，要为中兴的国家制礼作乐，因此工作之余便关起门来攻读《礼记》、《乐记》。每回我去看他，总见他聚精会神地用朱笔点读这些著作，心中暗笑他的迂，但也不免对他存有敬意，因为他确实是热爱祖国的。”“梦鸥天性敦厚，是个极好相处的人。他对人谦虚诚恳，从不卖弄才华，对学生尤其热情，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郑朝宗先生温煦的文字里，王梦鸥的轮廓渐渐明晰了起来，同时我们还可以欣喜地发现，早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萨本栋在最讲究文凭的高等学府里就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先例；而厦大“爱生如子”的情怀，在长汀的校园里近乎蔚然成风。

我父亲郑道传在他的回忆文章《萨本栋和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1980年应全国政协文史委要求而写，后被收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的《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和2006年版的《魅力厦大》两书）中有四处涉及。

1.在他（萨本栋）任职期间，刚好是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当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由于爱好文学，与戏剧家王梦鸥先生结下忘年之交。王梦鸥长期当任萨校长的秘书，在与王的交往中我时常耳闻萨校长呕心沥血办校的事，加上自己的目睹，就竖立了萨校长在我心目中非凡的人格魅力。

2.萨校长用人以“精兵”为本，校长办公室只有4个人：一个秘书、一个文书、一个职员、一个工友。教务处为5人，处长是兼职的，下有一个注册主任、两个职员分管教务和学务，再外加一个工友。重要的图书馆也不过十几个人。大小机构，因事设人，没有专门当官的闲职。

3.1944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特邀几位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有一位英国人来到长汀的厦大。萨校长设宴欢迎，王秘书要我和另一位同学作陪。

4.1944年5月7日，师生员工们特在大礼堂举办《欢送萨本栋校长赴美讲学——“厦大艺术展览会”》，身为厦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的我担任了这次展览会的主席。展览会内容十分丰富，我选辑了一叠叠的电文和信札，让历史的邮件真切地诉说当初萨师创业的艰辛！

从以上只言片语管中窥豹，家父当时是流亡厦大的湖南穷学生，且一贫如洗，能得王梦鸥的如此厚爱，可见郑朝宗的描写“对学生极为热情”所言不虚；萨校长用人以“精兵”为本，可见王的才能和忙碌的程度；校长宴请外国贵宾，王秘书居然安排学生作陪，可见当时的师生关系，可见王的事无巨细与用心良苦；家父能整理展出有关校长的电报和信札，幕后人当是王秘书无疑，可见家父与王“忘年之交”的程度。

1949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家父自然与恩师王梦鸥没有了任何往来，1957年家父被打成了右派，对这些往事更是噤若寒蝉。“文革”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的“交罪材料”大都是口述，由我执笔。从那个特殊的年代开始，我开始对厦门大学在长汀的情况有了了解，也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但当时父亲对他在台师友的情况始终守口如瓶，能隐瞒就竭力隐瞒……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工作，经常可以在文化名人的活动中见到“王梦鸥”的名字。台湾文学作品的评奖他要么是评委，要么是颁奖嘉宾，是台北文化界数一数二的大师，可我压根不知道他与厦门大学的渊源，更想不到他居然还是家父的恩师。

沧海桑田，1990年6月，我们家来了一位海峡对岸的重要客人、台湾戏剧界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和美学大师——姚一苇先生。姚是父亲在厦大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两人亲密交谈几乎能废寝忘食。父亲把这些事情写入《难忘的友情》一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上，后经我手收入《热血与坚忍——郑道传纪念文集》一书。姚当时给父亲带来许多惊喜，其中之一就是王梦鸥老先生还健在的消息。

据姚的介绍：王是当时厦门大学在台校友中最有影响的一位，著述甚丰，德高望重，他1949年随中研院来台，1956年转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1979年退休后获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

父亲极为兴奋，将一腔感慨写成诗作托姚一苇面交王梦鸥，就这样他与王梦鸥先生的联系在中断了41年后又接上了。1996年2月10日，王梦鸥来信请我父亲为他办一件急事：台北剧团拟重排王梦鸥当年在厦门大学创作的历史话剧《燕市风沙录》，但王当年匆匆赴台，许多旧作早已遗失，在台湾本地找不到该剧的剧本。王询问厦大图书馆是否收藏有这本书，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篇的这封书信。

抗战时期厦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在长汀影响极大。郑朝宗在《汀州杂忆》中写道：“山城看不到电影，那一时期演话剧成为一时风尚，厦大师生颇有一些擅长此艺，他们演出了许多中外名剧……长汀人对话剧也感兴趣，每逢演出，他们辄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座无虚席。”厦大1945届校友鲍光庆在《长汀时期的厦大剧社》一文中回忆道：“在厦大我还演过由于伶编剧、王梦鸥导演的《杏花春雨江南》；由王梦鸥编剧导演的《燕市风沙录》（杨思文演主角文天祥）；还和朱植梅合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厦大1947届校友苏仁骊在《汀州剧坛琐忆》一文中写道“最令我难忘的是1944年‘三八’妇女节演出的巴金原作、曹禺改编的《家》和杨村彬编剧的《清宫外史》，……王梦鸥老师是我们的总顾问，分幕自导自排，再由总顾问复排……那时剧运风起云涌，先后有机电系的《钦差大臣》、《燕市风沙录》，教育系的《万世师表》，法律系的《人为财死》等演出”。以上两文均发表在厦门大学1947级的级友刊物《同窗行》总第7期上（厦门大学的校友1949年前的将毕业的年份称为“级”，1949年后的则将毕业年份称为“届”）。值得一提的是该期刊物还发表了一张1944年厦大剧团演出《家》的全体演员合影，我在照片里找到了姚一苇和郑道传，他俩可能是作为后台的剧务参加的，照片中还有萨本栋校长七岁的儿子萨支唐，他在剧中扮演了钻在新房床底下的小孩。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厦大师生当时的话剧运动，在众多剧目中意义最大的应该还是《燕市风沙录》。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海峡两岸文学渊源的朱双一教授介绍，王梦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为厦大学生写了三部话剧《红心草》、《命运之花》和《燕市风沙录》，有时甚至是蹲在防空洞浑浊的空气中写成的。三部话剧全都是抗日题材的，可见王梦鸥的匠心、爱心与苦心，以及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至于王梦鸥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中为大学生创作的剧本艺术水准如何，我查到了一则当时在陪都重庆的民国政府的话剧评奖公告：“1943年以后评奖改按年度进行，仍由教育部主持，聘请有关人员组成‘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从当年发表或演出过的剧本中遴选。该项评奖统共搞过两届，共有21部话剧获奖。1943年度(1-10月)获奖剧目为：老舍、赵清阁《桃李春风》，于伶《杏花春雨江南》，姚苏凤《之子于归》，沈浮《金玉满堂》，王梦鸥《燕市风沙录》，吴祖光《正气歌》，王进珊《日月争光》，郭沫若《南冠草》，陈铨《无情女》，陈白尘《大地黄金》，曹禺《蜕变》，王平陵《情盲》，李庆华《春到人间》，共13种，全是话剧。”在这批获奖者中，名家云集，王梦鸥先生业余创作的《燕市风沙录》能跻身其间，可见其分量。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半个多世纪后台湾当地剧团才拟定重排《燕市风沙录》。

接到父亲的电话，我立即到学校图书馆，真的很幸运，一下子就在卡片柜查找到了《燕市风沙录》的书卡。厦大图书馆的旧书保存得很好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大从长汀迁回厦门，鉴于运输的困难，大部分图书留在长汀，而后由于内战，再而后由于厦门金门的炮火不断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旧书一直到春暖花开的1979年才得以完全运回厦大，非常幸运。我兴冲冲地下到书库，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本书，它前后卡片上的老书都在，偏偏就它没了踪影。

父亲满脸愁容，陷入了沉思，我也像作错了事情一样无奈无言地站在一边。当时王梦鸥的大儿子在南京，王把此任委托我的父亲郑道传，显然有更高的期待。事后父亲与母亲两人商谈了很久。当时的情况是，我与母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瞎子父亲的秘书，母亲主内我主外，母亲和父亲是在长汀厦大校园的文学社团“笔会”相识相知相恋的，同时也是《燕市风沙录》演出的历史见证人，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长汀厦门大学的“笔会”和“诗与木刻社”》（收入徐君藩等主编的《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写道：“‘厦大剧社’是校内著名文艺团体之一，曾演出《北京人》、《原野》、《锐变》、《家》及《燕市风沙录》等巨型话剧，其演出的宣传工作就是全部由‘笔会’承担。”

瞎子父亲向来有情有义，这个决不言弃的盲人心里却是亮堂的，尽管书海茫茫，大海捞针，他知道这根“针”可能存在的落角，进而一摸再摸！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寻找这部抗战时期出版的剧本《燕市风沙录》写了多少信打了多少电话，我只知道数周之后，一部复印得清整素净清晰无缺的《燕市风沙录》挂号寄到了我们家的信箱——厦门大学101号邮政信箱，寄件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徐君藩教授。父亲大喜过望，要我立即航空挂号转寄“台北木栅一支341信箱”。在转寄的当头，我忍不住草草浏览了一下剧本的内容，大致是讲文天祥被捕大义凛然，义士谋划营救未果，显然剧作者意在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发国人抗日杀敌，为国尽忠。书中还有舞台布置设计的草图多幅，估计也是出自剧作者的手笔。

王梦鸥在收到《燕市风沙录》的剧本复印件后大喜过望，立即亲笔分别给郑道传和徐君藩写信致谢，徐君藩在收到王梦鸥的信件后很是感动，在1996年的7月24日致信郑道传分享感动，并附上王梦鸥亲笔信的复印件。

在海峡两岸为一部尘封多年的抗日历史名剧《燕市风沙录》的复排而搜肠刮肚，本身就是一个佳话，同时也是两岸文化老人一次与生命规律的赛跑：此事过后的一年多，徐君藩教授在福州病逝，郑道传教授在厦门中风，记忆严重受损，但郑、徐两老无愧于人生的最后阶段，联手完成了《燕市风沙录》的越海递交。至于《燕市风沙录》在台湾上演的情况，暂不清楚。但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在此间出版了王梦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收入了《燕市风沙录》，该剧的光荣复出重见天日是确切无疑的了！该书的主编为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林明德教授，林在序言里进一步肯定了王梦鸥剧作对抗战的贡献，他写道：“创作方面，分戏剧与传记，前者又以三幕剧为主，例如：《红心草》、《生命之花》、《燕市风沙录》，与《乌夜啼》，后者即《文天祥》一种。这些创作均完成于抗战期间，对国民不无鼓舞作用，显然是知识分子参与抗战后援会的实际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