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海人”的生命绝唱
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自古就有“棒打獐子瓢舀鱼”的传说，也有粗犷热烈、沉郁顿挫渔民（船民）号子的传唱。前者见证了长山群岛的丰饶与富足，后者演绎了“闯海人”的豪情与悲怆。
长海号子起于何时，尚无准确的资料可证。按照专家的考证，长海号子最早起源应在东汉中叶，东汉义军张伯路率军转战长山群岛列岛，至此，长山群岛开始出现较大的船只，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提高。无疑，海岛生产力的发展，也为长海号子的产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随着海岛人口的增加，捕捞及海运业的兴盛，“闯海人”群体也应运而生，并几经辗转，终于成为长山群岛的主人。后来，薛仁贵现身辽东，唐军远征高句丽，长山群岛为唐军水军基地，舳舻千里，战事频仍，助战的渔民为数不少，长海号子再次唱响群岛上空，并成走高之势头。清末民初，海禁既除，思想解放，长山群岛与外界交往渐趋频繁，海上贸易逐年增加，曾经一度衰落的长海号子，再度唱响于群岛上空，在“闯海人”艰辛的劳作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吟唱形式，一唱三叹，似金石，铿锵有力，直指“闯海人”的内心世界。
潮起潮落是规律，百年传唱见精神。在这个叫做长山的群岛，在这个叫做“闯海人”的群体，披风盖浪寻常事，四海为家走天涯。以海为生的“闯海人”，他们喜也号子，悲也号子，号子已然成为“闯海人”精神的寄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闯海人”的闯海实践中，撑篙要吼号子，拔锚要吼号子，掌篷要吼号子，拉船要吼号子。简言之，生命因号子而精彩，号子因生命而高亢，“闯海人”与号子如影随形，不离须臾也。
“闯海人”如此青睐号子，且引为同道，视为寄托，其原因可做如下解释。
一是“闯海人”生当旧时代——“有帆的年代”，生产力低下，生产手段落后，渔民或船民生产作业极为艰苦，尤为辛劳，因此，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号子辅助其劳动，一人呼而众人应的号子便脱颖而出。客观地讲，号子的出现，至少在精神上做到了心手合一，不仅高扬了情绪，还提高了劳动效率，滋润了人际关系，更彰显了“闯海人”的豪迈。可喜的是，粗鄙而原始的号子，几经点染、磨砺、加工之后，开登堂入室之始，人气指数见长。名不见经传的号子，已然成为民间艺术之奇葩，为长山群岛地域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足可证明艺术源于且高于生活的道理。
二是“闯海人”为一特殊群体，漂泊四海，寄身天地，极能感知在大自然与人的博弈中，人的渺小与无奈以及心生回归的强烈渴望。以是之故，在喜与悲的世界中，“闯海人”舍家而闯天下，家在他们心中，极受珍重，也极有份量。不难看出，“闯海人”吟唱的号子，既有海的畅快，又有家的温馨，铿锵的旋律，低回的曲调，伴着海浪的轰鸣，唱出了“闯海人”的无限心曲。
三是长海号子调式古朴、简单，唱词也不多，用词多为“哎” “呀” “啊” “哎”等感叹词，似乎仅仅是“哼唱”。它不含寄托，有些寡淡，也缺少兴味儿。其实不然，如若仔细谛听，用心体会，那号子的“表演”如此炫目，如此动人，用振聋发聩形容之也决不为过：船老大等众伙计，凝神敛气，摆好架势。号子头儿口吐丹田，吼声如雷。十几条精壮汉子，吐声应和，气场浓浓。苍凉的号子，或高亢，或低回，直冲云汉，响遏行云，帆扬起，风声猎猎；锚出水，水声潺潺；船起航，离弦如箭。“闯海人”远航了，闯海的号子也随风荡漾。
人们不禁要问，“闯海人”的号子秘密何在，为什么要一探究竟？说来也简单，“闯海人”的秘密就是他们对桀骜不驯的海的世界的感悟，就是“闯海人”由经验而超验思维的转变。诚然，这转变是“闯海人”不自觉的过程，也略带一点儿“神秘”，但恰是这一转变，让“闯海人”在号子中留有寄托，在寄托中见证超验，生发出万物皆灵，尊重自然的素朴思想。
我们都知道，在旧时代，“闯海人”多为贫苦人，识字者不多，有文化者鲜见。从号子的师承关系，号子的发展谱系，我们足可看见号子的端倪，足可窥见号子的轨迹。
实事求是地讲，从号子的第一代传人孙良朋（1818—1866）至第三代传人王德福（1940—），受过教育的人极为少见，王德福先生为小学文化，余者文化几乎为零。当然，第三代传人宋承儒先生是个例外，从某种意义上看，宋先生是长海号子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对号子多加整理，且将其音乐元素加以整合，口记心传，几十年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今有《大海放歌——宋承儒歌曲选》一部，内中的作品对号子多有继承，创新者亦不鲜见。宋先生的创作可圈可点，其劳动不仅拓展了长海号子的发展空间，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经验告诉我们，“闯海人”文化的有无，或受教育程度的多少，并不是超验思想存在与否的前提，就创作主体而言，超验不同于经验，它是主体对其命运形而上式的思考。而经年的海上生活，“闯海人”已然见惯了生死。有道是“生于忧患，死于无奈”。在“闯海人”的视域中，严酷的生活现实，桀骜不驯的苍茫大海，不仅积淀了“闯海人”的苦乐观，也铸造了“闯海人”的生死结。在浩瀚的大海中，人随大海而浮沉，人的命运全然为超验世界所主宰，因此，与大海为伍的“闯海人”，其生与死、苦与乐有着极大的偶然性。无独有偶，作为情感的表达，思想的寄托，号子为“闯海人”情绪的挥发提供了载体，并展示出生命的坚忍与力度。简言之，号子蕴含着生命的密码，号子驻足着生命的律动，号子是“闯海人”内心的独白，号子是“闯海人”生命的绝唱。
作为传承与保护并举的成功范例，由长海县文工团赵振胜、付清君主创，曾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华奖”的轻歌剧《海蓬花》，让长海号子这一曾经不见经传且土气十足的民间艺术，人气飙升，蜚声内外。
《海蓬花》导演韩振曾说过，《海蓬花》的音乐，之所以如领异标新二月鲜花，生活气息浓，艺术水准高，并获得观众们的青睐，说到底，我们是在渔民号子、海岛民歌、渔家小调的基础上，歌剧创作融入了通俗音乐的成份。我们还把长海号子排浪击空般的高亢、深沉，渔家小调潺潺流水般的质朴、清新相融成趣，凸显出新一代“闯海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传承与保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创新是对该过程的助推与提升。在长海号子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创新不但不可或缺，它还是长海号子老树新花、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海蓬花》创作如此，《捻船的汉子》的创作亦复如此。
荣获第十届全国“群星杯”金奖的《捻船的汉子》，曾让古老的号子与创新再次结缘，在创新驱动下，长海号子这一生于“桑间濮上”、起于劳动之中的艺术，瞬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泛起朵朵浪花。
从2005年长海号子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到2011年5月23日长海号子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长海县政府登高望远，慧眼识珠，他们为号子的传承与保护，付出过辛勤的努力，长海各界为号子的发展殚精竭虑，投入了大量精力。尽管老渔工、老渔民的相继谢世，为长海号子的传承保护带来一时的尴尬和被动，但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充分运用现代传媒，辅之以文字记载，包括对传承人的保护等，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上述难题，使非遗的保护步入了正轨。同时，他们还成立了演唱队，学唱号子、推广号子，多次召开座谈会研究号子，利用“文化遗产日”推介号子，让长海号子登堂入室，唤起人们永久的记忆，使号子深入人心，不胫而走，为广大群众所所喜闻乐见。
传承与保护并举，发展与创新同步。长海号子的保护手段之一，是一年一度的全县群众文艺调演。创作、排练，竞相献技，登台、演出，盛况空前。各乡镇“用楚言，叙楚事”，自觉汲取号子的音乐元素，大胆采用号子的表现手法，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作品，蕴含着浓郁的渔乡特色。调演不但丰富了海岛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又为号子的传承与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